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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杨:帝国和自由之间的韦伯

更新时间:2022-04-07 16:58:03
作者: 张杨  
在一八九三年的一次演讲中,韦伯说:从文化的角度看,德国宁愿要中国苦力,也不应吸收波兰移民,因为至少中国苦力不会被德国工人同化(而影响德国文化精神)。

  

   但在后来的社会科学研究中,韦伯慢慢放弃了生物种族主义思想。毕竟,“社会学的历史也是向社会达尔文主义告别的历史”。这同韦伯与曾在德国留学的美国黑人社会学家杜波依斯的交往以及韦伯一九0四年的美国之行关系甚大。旅途中,经杜波依斯建议,韦伯参观了另一位重要黑人活动家布克·华盛顿—也是杜波依斯的“友敌”—在阿拉巴马州为非裔美国人开设的第一所职业学校。韦伯认为“这所学校是美国南方他所见到的唯一的充满热情的地方,而南方州的白人却完全漫无目标,失去希望”。在一九一0年十月德国社会学学会成立大会上,韦伯与一位坚持种族优越性的优生学者正面交锋,批判了后者的遗传决定论,否定了种族差异与智商以及经济不平等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他还特别引证杜波依斯是美国最杰出的、没有白人可以望其项背的社会学家。韦伯在《经济与社会》对种族、族群的研究中,进一步否定了这些概念背后的生物学基础,而强调它们的社会、文化属性和建构特征。整体而言,受益于后期体大思精、冷峻严肃的社会学研究,韦伯相比于同时代其他欧美精英比如威尔逊、丘吉尔而言,其种族观或许还算相对“进步”。杜波依斯也发现,与十九世纪美国的种族主义相比,德国学者的种族主义堪称“ 温和”。

  

   四 德国悲剧的美国镜像

   杜波依斯的德国留学经历和韦伯的美国之旅,正是这两个“新兴”国家密切而复杂关系的缩影。二十世纪德、美命运的分流是个重大而常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实。美国和德国几乎同时经济崛起和开始海外扩张,但最终命运迥异。主流叙事常把美国作为德国的反例,但历史或许更为复杂而有趣。以美国作为镜像或可进一步反思德国悲剧。

  

   首先,与当时的欧洲大国一样,美国的政策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结合。美国尽管是海外殖民的后来者,但在北美大陆开疆拓土。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名著《征服西部》就是讲这部大陆帝国构建史。同时,美国对黑人采取奴隶制,对印第安人采用强制迁徙制而成为现代史上第一个采取类似政策的国家。一八九八年美西战争后,美国转向海外帝国。

  

   其次,美国和德国还互相模仿彼此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政策。美国通过铁路建设等完成了新大陆的整合,使得工业经济和贸易第一次在这样大规模领土上实现了国内化。美国的领土扩张、奴隶制、强制迁移、经济整合政策成为欧洲国家特别是德国模仿学习的榜样。《棉花帝国》的作者贝克特在《美国历史学评论》上发表的《 美国威胁论》一文写道 :为了应对美国崛起,欧洲国家殖民非洲,以寻找便宜而可靠的原料、充足的劳动力和新的市场,同时在欧洲扩张、整合以建立更大的统一市场。过去我们总把欧洲作为殖民帝国的先行者,而把美国作为从未达到欧洲高度的后来者,但二十世纪之交的欧洲殖民扩张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美国模式的刺激与启发。对于同为后发国家的德国,其在非洲与欧洲的领土扩张以及移民政策尤其如此。威廉二世后期德国构建中欧经济共同体的设想,甚至纳粹德国上台之后扩展“经济空间”,都受美国影响。正如埃里克·格里默 - 索利姆( Erik Grimmer-Solem)在《学习帝国》(Learning Empire )中所言:尽管其他帝国都为德国树立了榜样,但只有美国是德国最重要的参考对象和最大的潜在长期威胁。

  

   特别的,美国和德国互相学习经济民族主义政策,以应对来自英国的威胁。一八四0年以后,随着率先实现工业化,英国取得制造业优势,开始逐步降低关税,开放市场,对其他国家造成很大冲击。所以,美国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前的贸易政策都以保护主义和高关税为特征。为了应对十九世纪末期日趋激烈的资本主义竞争带来的萧条,美国采取了一种“经济民族主义的帝国主义”模式,其特征是暴力性地开拓国外市场的同时对本土市场继续实施保护主义。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保护主义政策深受一八二五至一八三二年旅美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Friedrich List)影响,而李斯特的经济民族主义却又受益于美国开国元勋、财政部长汉密尔顿。

  

   如果说美国对英国构成更为严重的挑战,为什么美国没有成为二十世纪的德国呢?从国内条件来看,美国有着广袤的空间和资源,其海外帝国事业没有威廉二世时期德国与欧洲列强竞争的紧张感。韦伯对德、美差异有一套自由生态学的解释:自由机会随着自由空间的扩展而增长;美国在美洲大陆的西进运动降低了其与欧洲帝国冲突的可能性。尽管欧洲各国对美国经济崛起非常警惕,但由于欧洲国家的内部矛盾日趋扩大,它们无法形成外交统一战线来限制美国,从而使美国成为欧洲分裂的最大受益者。从国内因素来看,自由主义解释则认为德国和美国有着不同的政体基础。美国的政体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帝国的野蛮扩张,而避免了德国(以及日本)的政治命运。但是,这种辉格式的历史解读低估了英、美两国在十九世纪的矛盾—英国不但在美国内战中支持南方,双方还差点在一八九五年委内瑞拉危机中兵戎相见。双方直到二十世纪初期才逐渐改善关系,最终在“一战”中结盟并延續至今。

  

   这里不得不提的是:与德国威廉二世政府相比,美国在二十世纪初涌现了一批以老罗斯福为代表的政治精英。一方面,他们毫无疑问是帝国主义者:不但体现在美西战争后美国的殖民政策中,也体现在其外交政策的方方面面。比如,在布尔战争中,尽管美国公众舆论并不支持英国,但美国政府和精英没有谴责英国—这与德皇威廉二世对英国的公开电报谴责形成鲜明对比。时任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甚至支持英国之后在南非的集中营政策:在他看来,英国对南非的控制—正如美国对菲律宾的控制—有助于文明的播散。再如,罗斯福因为调停日俄战争而获得一九0六年诺贝尔和平奖,但私底下的交易也包括他以承认日本在朝鲜的地位来换取日本承认美国在菲律宾的殖民利益。另一方面,罗斯福以及国务卿海约翰和鲁特(Elihu Root)等人确实体现了高明的外交艺术和对国际法、国际规则的巧妙使用。比如,鲁特的外交“成就”既包括一九00至一九0二年间创立的殖民系统,也包括将现实主义和国际主义融为一体的外交政策。

  

   可见,美国政治家有清醒的世界历史意识,霸道王道杂糅,在帝国扩张和国际制度建设间找到平衡。相反,彼时的德国威廉二世个人统治日隆,一九00年上台的首相比洛甚至自甘为其幕僚长,议会更是无力钳制,于是德国外交状况频出也就不可避免了。德、美命运分岔仅在二十世纪初的数年之间。

  

   韦伯在罗斯福时代的美国之行,常被认为与托克维尔在杰克逊时代的美国之行遥相呼应。一九0四年九月,就在韦伯的美国行程中,罗斯福总统邀请包括他在内的七十余名学者到白宫参加晚宴。韦伯选择了去美国南方继续旅行而不是到白宫赴宴。在那场晚宴上,老罗斯福总统陈述了美国作为未来全球霸主的政治图景。

  

   在欧洲,随着英、法、俄在一九0七年的结盟,德国被锁定到外交困境,如走钢丝绳。一九一四年,“一战”爆发;一九一七年,美国加入协约国,对德作战。美国参加“一战”前并无准备,也只有一支规模不大的常备军,所以不少德国人对美国参战并无太大顾忌。但韦伯深知美国的丰富物力、人力和科技实力,以及巨大的战争潜能:美国参战将是德国最大的噩梦。当柏林政府宣布对美潜艇战之后,韦伯写了一份备忘录,在其人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直接干预威廉二世政府决策。

  

   一九一八年,德国战败。战后德皇退位,韦伯积极参与魏玛共和国的宪制建设。可当他发现魏玛议会政治不成熟之后,更希望德国能全民直选总统,平衡议会,驾驭政治纷乱。彼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正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教授总统。在德、美同时崛起的历史性时刻,韦伯、瑙曼等一代德国精英无法在政治上施展抱负,而罗斯福的现实主义和威尔逊的自由主义,却共同塑造了美国的国际主义路线和外交政策。

  

   政治家,正如韦伯一九一九年一月在慕尼黑“政治作为志业”的演讲所言,不仅必须是位领袖,还须得是个字面意义上的英雄。一九一九年八月,韦伯的毕生挚友瑙曼逝世。在给瑙曼遗孀的信里,韦伯不无动情地写道:“一个人从内心上在一个不属于他的时代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不是他来得太早,就是他到得太迟。”一九二0年六月,韦伯死于大流感导致的肺炎。大国梦碎,再无韦伯。百年又摇落,再遇萧条时。从政治民族到大国崛起再到帝国命运,韦伯的思考总有时代回响。

  

   (German Expansionism, Imperial Liberalism and the United States, 1776-1945 . Jens-Uwe Guette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Max Weber: A Biography .Joachim Radkau,John Wiley & Sons, 2013.《马克斯·韦伯:跨越时代的人生》,[德]于尔根·考伯著,吴宁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0二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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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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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 2021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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