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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文明:文艺与政治——现代性视野下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再阐释

更新时间:2022-04-02 06:28:39
作者: 肖文明  

   【内容提要】 中国革命对于塑造中国现代性无疑有决定性的影响,尽管中国革命深受西方思想与学说之影响,但中国革命有其深刻的中国性格,进而使得中国现代性呈现出与西方别样的格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揭示的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能够鲜明地呈现这一点,该文展示出反对现代社会彻底分化的趋向,强调“政治”以及相应的“人心”的中心地位与统合作用。对此,我们需要结合近现代中国的挑战、毛泽东思想的特质以及社会理论对现代性的阐述等面向予以分析和揭示。这一探究当有助于深化对中国道路之生成与特质的理解。

   【关键词】 现代性,社会分化,毛泽东,政治,传统

  

   一、引言:诸文明传统与多元现代性

  

   现代性(modernity)作为一项工程,最初起源于西方,以至于吉登斯(A. Giddens)认为,“现代性是一个西方化的工程”(吉登斯,2011:152)。毋庸讳言,当代中国之为现代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向西方国家积极学习。正如韦伯(M. Weber)所指出的,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并不能为西方式的现代生活样态提供源动力(韦伯,2004)。如果套用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来说,倘无西方之冲击,中国大体会循着自身之步调而发展(费正清等,2002)。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中国这种积极学习的心态与能力,并非是普世的,而是固有文明传统之馈赠。这也正是韦伯在一百多年前对中国文明进行分析时所指出的,这应与中国传统之致力于“理性地适应世界”以及现世取向有密切关联(韦伯,2004)。我们不难看到,不少发展中国家不仅遭遇了现代化的挫折,甚至成为“失败的国家”而处于持续的战乱与纷争之中,沦为各种宗教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发酵的温床。就此而言,面对来势汹汹的的西方现代化力量的冲击,不同文明与国家有着不同的回应。诚如孔飞力所言,“对于同样的挑战,不同的国家由不同的历史经验和文化背景所决定,所作出的反应是不同的。而它们的不同反应,往往是通过各自国家的不同特点而表现出来的。”(孔飞力,2013:2)由于回应方式的多样性,不同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并非千篇一律。而这正是艾森斯塔德(S. N. Eisenstadt)所谓的“多元现代性”的议题(Eisenstadt, 2000)。在此比较视野之下,近现代中国如何回应以及为何如此回应这一冲击,对此,我们仍应思索中国之传统对于其现代化道路走向所具有的意义。这应是费正清及其批评者所谓“中国中心观”所共同指向的问题(柯文,1989)。

   此外,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绝不是一条康庄大道,这从法兰克福学派的启蒙批判到福柯谱系学的剖析再到贝克言犹在耳的风险社会的警告,都是昭然若揭的。也正因此,面对现代化道路的有识之士们,一方面意识到这是一条必须踏上的道路,另一方面又深切知道其可能打开的“潘多拉盒子”所潜伏的种种危机,以至于有“我们是被诅咒着地去现代化的(we are cursed to be modernized)”的感叹(金耀基,1999)。我们如何避免这样一种境地,这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基于固有之文明传统,塑造一种不同的现代化道路。正如孔飞力所说,“难道只有在经历了工业化的西欧和北美才会形成可以被称之为‘现代’的国家功能、政治结构和社会体系吗?这其实是一种文化上唯我独尊的判断。……然而,不同国家是可以经由不同的方式走向‘现代’的。”(孔飞力,2013:1-2)在中国的语境下,如何基于中国文明之固有传统以及晚清以降的历史实践,塑造一种中国现代性,一种至少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现代性,这仍是一项未竟的事业。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来重新思考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因为理解毛泽东对于理解中国现代性的生成至关重要,而《讲话》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切入点。

   《讲话》是基于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全文刊发却到了1943年10月,间隔时间之长在毛泽东的著作中是较为罕见的,足见毛泽东对此文的慎重。延安文艺座谈会与《讲话》在根本上塑造了延安文艺的格局与走向,“不仅引发了一系列民众性文艺实践,不仅促成了大批刊物杂志,而且也留下了有经典意义的作品和相当完备的理论阐述”(唐小兵,2007:5)。作为新中国文艺领域最重要的指导思想,《讲话》以及延安文艺体制也深刻塑造了新中国的文艺生产模式与走向。因此,《讲话》在中国现代文艺史中的重要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仅仅将《讲话》局限在文艺领域来理解,则低估了其历史意义与深远影响。事实上,在《讲话》全文刊发之后的隔日,即1943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就发出通知指出,“此文件决不是单纯的文艺理论问题”,而《讲话》也被公认为党的建设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黎辛,2010)。《讲话》的直接对象是文艺领域,但它不是单纯的文艺政策的文本,而被视为最重要的文献,解决价值观、人生观问题,因此仅仅框定在文艺领域来讨论不足以彰显其理论意涵。更重要的是,《讲话》所体现和参与塑造的“延安道路”包含着一种现代性方案,这一方案有别于“上海摩登”的想象(李欧梵,2017),二者之差异凸显了现代中国内在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并对新中国迄今的现代转型产生深远影响。因此,我们需要以一个超越文艺领域的更大视野来审视其历史意义,这是本文引入现代性视域的缘由所在。

   不过,既有的《讲话》相关研究主要还是来自文学领域。相关主题大体分为三类: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原因、召开准备、议题形成和召开过程等相关史实的考证与回顾(高浦棠,2007;刘忠,2008);延安时期对《讲话》精神的具体实践,如改造说书人等(孙晓忠,2008);对《讲话》的文学理论阐释或其文学史意义的呈现(旷新年,2007;霍炬,2012;卢燕娟,2015)。其中,与本文最为相关的是第三类文献,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讲话》的理论意涵,例如《讲话》与“五四”精神、左翼文艺的异同,特别是《讲话》的人民取向等。不过,这些文献的讨论虽然多与现代性议题相关(如“人民”的概念),但其问题意识多半不是从现代性出发。李杨和唐小兵等人的相关研究已较为自觉地从现代性问题意识出发对《讲话》进行阐释,并显示出更具整体性的分析视野(唐小兵,2007;李杨,2013,2015)。他们研究中的一个核心命题是:延安道路是一种“反现代的现代性”,建基于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之上。本文所强调的“中国现代性”与“反现代的现代性”有诸多趋同之处,但在其核心特质及思想渊源的解读方面有所不同,因此可构成对“反现代的现代性”命题之对话与补充。

   为了更深入理解《讲话》所体现出的“中国现代性”,本文将首先把《讲话》置于晚清以降的历史挑战与毛泽东思想之特质的背景下加以审视,然后再着重揭示《讲话》的理论意涵。在此,通过援引西方社会理论的视角,本文着重强调了《讲话》反对彻底的社会分化之立场,这一方面有马克思传统之渊源,并与韦伯-卢曼传统迥然有别,而与涂尔干-帕森斯传统殊途同归;另一方面则有中国古典之渊源,体现出传统对中国革命潜在的持续影响。由于前述《讲话》与涂尔干-帕森斯传统之趋同性,引入帕森斯理论对《讲话》进行理论再阐释就具有一定正当性。本文期待,这一讨论不仅可提供理解《讲话》的另一种理论视角,更能帮助我们体认中国道路与中国现代性之特质与可能性。

  

   二、近代中国的挑战与毛泽东思想的特质

  

   (一)传统中国的崩溃与全面革命

   如孔飞力所言,“我认为,使得一个国家成为‘现代’国家的,是它所面临的为我们所处时代所特有的各种挑战……”(孔飞力,2013:2)所以,在进入对《讲话》文本的分析之前,我们需要首先呈现的是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挑战。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秩序呈现出高度一体化的格局。因此,晚清民国之变,所带来的不是单一秩序的解体,而是这一整体秩序的崩塌,由此带来了一场全面危机(total crisis)(邹谠,1994)。这是近代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

   这场全面危机瓦解了过去的秩序基础,在带来没有羁绊的自由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离心力,随之而来的是各个社会领域的分化发展,并为此起彼伏的革命浪潮提供了催化剂。可以说,只要这一全面危机不终结,革命就不会终结。历史等待的似乎是一场能够终结这一全面危机的革命,全面危机酝酿了革命,而革命要去终结全面危机。全面危机引发的回应是全面的革命,也就是要将政治革命、文化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这场全面革命的终极成果应该是建立起一种传统中国的高度一体化的文化、政治与社会秩序的功能等价物,也就是在这时,革命终结了自己,也终结了近代中国以来的全面危机。作为一种功能等价物,这样一种重新确立起来的文化、政治与社会秩序归根结底也应该是一体化的,尽管在现代性的处境下,它必然要容纳某种分化的成分(正如下文将要分析的那样,分化是现代性非常核心的构成)。

   我们正是在这里,遭遇了现代性的普遍困境。现代性所要求的分化与多元化的趋势,与作为一种“新传统主义”的现代中国新秩序的一体化趋势之间存在一种张力,如何理解和面对这种张力,将是现代中国面临的持续挑战。

   (二)寻找大本大源之学与一元化倾向

   我们只有在这一背景之下,才能够理解马克思主义何以能在诸意识形态竞逐中胜出。面对这样一种全面危机的格局,能够指引这场全面革命的学说,必然是一种大本大源之学(这也是传统中国人所偏爱的知识形态)。它必须提供整体性的革命方案,点滴改革是不可行的(林毓生,1994)。作为一位敏锐的思考者,毛泽东也正在寻找这样的大本大源之学:

   天下是很大的,社会组织极其复杂,民智淤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动其心者,当是有大本大源。今天的改革,是从枝节入手的,诸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等等,这些都是枝节,枝节不可少,唯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这些枝节都是赘疣。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多为宇宙之一体。……今若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之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容有不富强幸福者乎?(毛泽东,1990:83)

   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就在于它呈现出一种大本大源之学的形态,它具有一种整体论和一元论的倾向,它能够提供整体性的革命方案。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早年毛泽东还是经历过马克思主义洗礼后的毛泽东,实际都高度强调“心”或类似概念作为大本大源的重要性。心作为大本大源,是一切事物的枢纽,它应是整体化和一元化的。这是理解毛泽东思想特质的关键之一,也是传统对毛泽东思想之塑造的鲜明体现。

   由于这种全面危机和整体性解决问题的趋向,以及相应地寻找大本大源之学的动力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毛泽东思想呈现出一种一元化倾向就变得更容易理解。这突出地表现在其对哲学思维与领导方法的一些思考之中。毛泽东在1964年8月18日与康生、陈伯达等人谈哲学时谈到恩格斯所说的三个范畴,也就是“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毛泽东强调最根本的是“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对他来说就是“质和量的对立统一”,在此立场背后则是强调哲学上的一元论。(施拉姆,2005:142)这种对一元论的强调也反映在其对领导方法的思考上:

对于任何工作……的向下传达,上级领导机关及其个别部门都应当通过有关该项工作的下级机关的主要负责人,使他们负起责任来,达到分工而又统一的目的(一元化)。……这样分工而又统一的一元化的方法,使一件工作经过总负责人推动很多干部……去做,可以克服各单个部门干部不足的缺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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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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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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