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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歌:作为方法的根据地

更新时间:2022-04-02 06:17:26
作者: 孙歌  

   【内容提要】 竹内好一生最为关注的人物,一位是鲁迅,一位是毛泽东。他通过研究鲁迅的认识论讨论毛泽东思想,并认为中国的历史法则通过毛泽东获得了人格化的表达。竹内好从毛泽东的政治实践中提炼出“根据地哲学”这一范畴,并形象地阐释了他从《矛盾论》中解读出的关于矛盾转化的辩证法思想,从而为根据地这一物理空间赋予了动态的、发展的、开放的特征,将其转化为伸缩自如的主体性机制。在这样的视野里,根据地成为“价值转换之场”,它不需要在物理空间固守,却永远不会失掉其终极性。在价值转换的视野里,中国革命的实践才能与和平结合,“和平革命”才能获得现实性。

   【关键词】 竹内好,毛泽东,根据地,矛盾转化

  

   1951年4月,竹内好发表了继《鲁迅》之后的又一部呕心沥血之作——《毛泽东评传》①。这是一部非常特别的毛泽东传记,可以说是《鲁迅》的姊妹篇。之所以这样定位,是因为这部著作贯穿了竹内好在《鲁迅》中体现的认识论,

   1951年4月号《中央公论》刊载了这篇长篇论文,随后将之收入论文集《斯大林·毛泽东·尼赫鲁》(由猪木正道、竹内好、腊川芳郎的三篇长文构成)。②这个组合方式暗示了一个思想框架:毛泽东恰恰是连接了作为社会主义体制代表的斯大林与作为殖民地解放运动代表的尼赫鲁的中间项,或者说,他同时具有这两者的基本要素。在冷战逐渐白热化之际,在朝鲜战争爆发而日本成为美国帮凶的历史节点上,日本的知识界却显示了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在这一时期,毛泽东著作与相关资料并未大量进入日本,竹内好这部评传的主要资料来源是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西行漫记》与萧三刚刚发表了两章的《毛泽东传》。与写作《鲁迅》的基本方式相同,竹内好依靠他对毛泽东著作的细读建构了他所理解的毛泽东的精神世界。

  

   一、价值转换的场域

  

   《毛泽东评传》由八节构成:第一节“出生”,第二节“时代区分与英雄崇拜的礼仪”,第三节“脱离家庭”,第四节“乡土文化”,第五节“关于学习态度”,第六节“旅行·结婚·锻炼”,第七节“从无开始的创造”,第八节“自我改造的问题”。

   仅从小标题上即可看出,这部评传可说是以毛泽东的生平作为线索,探讨了中国共产党艰苦而曲折的成长经历。不过,竹内好并没有在标题上体现他在文中提出的假说,所以沿着小标题提供的线索解读这篇长文,仍然需要一些耐心的斟酌。

   在前六节中,竹内好尽可能地从毛泽东的个人经历出发描述他的思想形成和社会实践,但他的着眼点更多地集中于毛泽东的个性特征,特别是思维方式与中国革命的“互文关系”。例如第三节“脱离家庭”中有这样一段描述:13岁时,毛泽东与专制的父亲曾经发生争论,父亲指责他不孝,毛泽东则以父亲自身的论据反驳了父亲的指责:经书里说到“子孝”的时候,总是与“父慈”对应,所以只是单方面强调“子孝”是不当的,它需要以“父慈”作为交换条件。竹内好写道:

   从这个事例中,已经可以看到日后毛泽东思考方法的原型。这是一种反向利用对方逻辑的方法。父亲利用经书的权威,而毛泽东则反向利用了这种权威。这样的方式与其后共产党反向利用国民党所利用的孙文主义的情况,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即使作为战术来看,这种方法也与中共战略战术的根本法则完全合拍。这是一种反向利用敌人战斗力以克敌的方法。这种战术从农民武装起义时期产生,被江西时代的红军继承,在抗日战争时期得到了全面的发挥。中共军队有一个口号叫作“在前线补给”,中共的兵工厂不在延安,而在东京。③

   这段分析不禁令我们想起著名的《游击队之歌》:“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或许我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只是钦佩游击队员的机智灵活,然而竹内好却以此为视角,开掘出中国革命的基本原理,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以弱胜强的奥秘所在。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构成了竹内好中国研究的基本逻辑。

   在其后的论述中,竹内好进一步把这种反向利用的思维提升到原理的层面。他认为,毛泽东的思维方式代表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基本原理,反过来说,也可以认为中国的历史法则通过毛泽东获得了人格化的表达。为此,他设定了一个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范畴——“纯粹毛泽东”。这个范畴的设定,令人联想起《鲁迅》中所提到的那个“黑洞”,那个发出光芒,又吸纳光芒,并不显示自身,却因光芒而暗示了自身存在的终极之场。④

   “纯粹毛泽东是什么?这是一个矛盾的组合体:它由敌强我弱的认识和我决不会败北的确信组合而成。这正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和原动力,并且也构成了今日中共一切理论与实践的源头。”⑤毛泽东的这种政治辩证法,使得他在战争时期区别于“左”倾盲动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在竹内好看来,这两者都缺少毛泽东这种矛盾组合的基本思想特征,因而缺少应对现实的有效能力),引导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不断壮大发展,并最终夺取了政权。承认敌强我弱,不仅使毛泽东领导下的井冈山根据地避免了八七会议之后“左”倾盲动主义的危害,而且使他不断扩展根据地的建设;确信不会败北,则使他区别于右倾机会主义放弃根据地的主张,坚持发展根据地,并由此建立起江西红色苏维埃政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了结构性基础。在与党内右倾与“左”倾路线斗争的时候,根据地构成了“纯粹毛泽东”的立脚点。

   这个根据地,是在敌人强大这一认识和我方不败这一确信的矛盾关系中建立起理论的。无论敌人如何强大,都无法夺取根据地。因此我方是不败的。为什么根据地无法夺取呢?这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发达程度不均衡。为什么不均衡呢?这是因为敌人强大而我方弱小。敌人的强大造成了这种不均衡,由此,根据地不可能被夺取。……右翼和左翼的主观主义者,都把敌人的强大看成是败北的原因,而毛泽东则把它视为胜利的原因。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理论让人感到惊异的深度。⑥

   根据地理论在战略战术上的代表作是《论持久战》。它的核心内容在于指出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在走向没落,而弱小的中国在走向新生。在战略战术上,它可以用井冈山时代开始流行的游击战口诀来表达:“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日本人竹内好,曾经作为侵略军一员被送上中国战场的竹内好,由衷地对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和游击战精神表示了认同。这个认同并非意味着他的“中国化”,而暗示了他对于日本思想界战后重建思想课题的思考。他敏锐地在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中体会到了高度辩证的政治哲学,他认为,这并不仅仅是中国人民的思想财富,它应该属于人类。竹内好说:

   根据地并不意味着一定的地域,而是哲学的范畴。它意味着绝对不可能被剥夺的东西。它并非是固定的,而是动态的;并非是需要固守的,而是发展着的;并非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敌人进入根据地,战斗力便会低下,绝对优势的敌人与处于劣势的我方之间就会产生力量均衡的瞬间,这便是反击的机会。随着反击,敌人被歼灭,根据地就被扩大了。根据地概念的特征就在于伸缩自如地动态性把握这一力学关系。⑦

   显然,竹内好从毛泽东先后放弃江西根据地北上和撤离延安以引胡宗南军队入瓮的战略战术中提炼出了这个“动态的、发展的、开放的”根据地概念,他并没有把它仅仅作为游击战的常规战术对待,而是试图把它提升到哲学原理的层面。

   竹内好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战术并没有把占领作为目标。

   力量被固定化,且向一定的方向作用,这是占领地。根据地与此相反,它意味着谋求对抗关系之间均衡的场域。在这样的场域里,战斗力强大的敌人不仅会被歼灭,而且反过来,敌人的力量会被我方吸纳。也就是说,根据地是价值转换的场域。……无论从世界规模看,或者从民族规模看,根据地都存在。在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它也都存在。它最小的单位是个人,被称之为人格独立的东西,其实就内涵着不可剥夺的终极之场。⑧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曾经在《何谓近代》中出现的母题。⑨人格的独立与国家的独立,作为不可能被外在赋予也不可能被外力剥夺的力量,并不是形而上的孤立存在物,它只能发生在各种对抗关系之中,也只有在对抗关系的不断运动中,主体性才能发生和发展。对抗关系,这个无法被定型为固定物体的运动过程,由于发生在不同主体之间,便形成了不可视的“场域”。竹内好为根据地确定的“价值转换的场域”,指的就是这种把握力学关系之场。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使得主体形成的这种不可视场域变得容易理解了:它可以如同二万五千里长征那样,从江西转移到陕北,并且在转移过程中自我壮大,也可以如延安被暂时放弃那样,以撤退作为克敌制胜的契机。在这些过程中,对可视空间的固守并不重要,在敌强我弱的对抗关系中寻找乃至创造那些瞬间的均衡才是目标。游击战作为实现“价值转换”的最佳手段,总是抓住这些瞬间的均衡灵活出击,从而以弱胜强。

   在1948年写作《何谓近代》时,竹内好给我们留下一个线索:他从“欧洲”这个范畴中转化出了物质与精神的运动这一视角,对日本不具备张力感觉因而也不具备运动能力的转向文化进行了抨击,同时,以鲁迅作为媒介,提出了如何以自我否定的方式从他者中选择出自己的问题。由此,他以“回心”作为“抵抗”的内涵,提出了被自我否定的主体性如何重造的问题。在竹内好看来,后发国家只能以鲁迅式的抵抗加入全球化进程,那就是拒绝一切现成的方案,拒绝固守已有的自我,从而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重造自我的主体性。这个主体性,正是后来在1961年发表的《作为方法的亚洲》结尾处所强调的,它是自我中独特的要素,然而却不是实体性的。因此,它是“方法”,即它是一种机能,是主体形成的过程。

  

   二、“纯粹毛泽东”

  

   在1951年写作《毛泽东评传》的时候,竹内好大概还没有想到使用“方法”这个词。然而,他拒绝实体化思维的基本思路在这个阶段已然成熟。假如我们参考他在十年后的论述方式,那么完全可以判断,他眼中的“根据地”,正是主体形成的方式。主体如何形成,这个缠绕了竹内好一生的基本课题,从鲁迅的绝望开始,一路走到毛泽东的根据地,接下去再向“作为方法的亚洲”展开,理路是清晰的。而且需要特别关注的是,无论在哪一个阶段,这种主体形成的方式都必然伴随着一个重要的契机,那就是自我否定。

   自我否定在竹内好这里并不是直观意义上的丢弃自我,而是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竹内好喜欢用“无”来表述它。这个范畴与竹内好早年阅读西田几多郎的论著有关系,但他只是借用了这个范畴表述自己的想法而已。因此,把竹内好的“无”归入西田哲学加以解释,我们所得不会太多。

   在《鲁迅》中几次出现的“无”,在《毛泽东评传》中也出现了。它不仅被用来描述早年毛泽东的经历,更被作为第七节的小标题(“从无开始的创造”)。只不过,与《鲁迅》中只有形而上含义的“无”有所不同,毛泽东生平中的“无”,首先是直观意义上的“一无所有”。

   竹内好设定了“纯粹毛泽东”这个范畴,以讨论毛泽东思想的特质。他认为,“纯粹毛泽东”的原型,可以在1927年到1930年期间毛泽东的活动轨迹中发现。这是毛泽东的井冈山时代,在这个时期,他失掉了曾经拥有的一切,包括家庭,包括党内的影响力,甚至自己也险些被逮捕失掉性命。在缺衣少粮的井冈山上,从多次失利的战斗中拼杀下来的部队只剩下千余人,直到朱德的队伍上山之后才有了重新整编的条件。

要言之,一切都失掉了,一切都必须从原初开始再次出发。从无的状态,必须着手进行物心两面的建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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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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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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