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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之光:平等的肤色线——20世纪帝国主义的种族主义基础

更新时间:2022-04-01 20:29:08
作者: 殷之光  
寻找市场,并相互竞争的结果。作为对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观批判的回应,朗格通过将帝国主义一般化、制度化的“客观”方式,为欧洲帝国及其全球扩张进行了辩护。他在一战前后欧美学界对诸如亚述、埃及以及希腊、罗马帝国的研究基础上,提出“帝国主义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一样古老”。因此,将“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结合起来并“加以谴责”,对“重建与理解历史”毫无裨益。朗格将帝国主义一词的起源追溯至罗马时期的“大将军”(imperator)概念,其基本特点则全部来自于罗马帝国的经验,即“独裁权力、高度集中的中央政府,以及对地方独断专行的管理模式”。27

   与先前的英帝国史研究者不同,在朗格笔下的帝国问题,不再是一个英国及其全球扩张的历史,而更带有欧洲中心式的“普遍主义”色彩,成为欧洲列强以及日本这一新兴帝国在全球范围内争霸的现实主义强力政治博弈。在朗格看来,19世纪末英国的帝国主义,即等同于同时期德国的“世界政治”(Weltpolitik)观,究其本质,是在19世纪末期,欧洲工业化国家对亚非落后国家市场通过“和平渗透”形成暂时的稳定,且随着德国这一“快速崛起的竞争者”出现,对英国霸权优势形成挑战的结果。28朗格对于帝国主义观念与政策的区分,以及从实力政治角度出发,将帝国主义理解为国际层面上国家之间经济与军事竞争的看法,影响了之后美国学界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以及20世纪末新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29不过,对包括朗格在内的美国学者而言,将帝国主义视为霸权竞争仅仅处理了问题的一半。它回答了国家向海外扩张的内驱力,而并未对国家能够扩张给出道德合法性叙述。后者恰恰对英国,以及二战之后迫切希望开启“美国世纪”的美国而言更为必要。

   帝国史研究中,正式尝试从理论上割裂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工作开始于约翰·贾力格(J. Gallagher)与雷纳德·罗宾逊(R. Robinson)。与19世纪的自由帝国主义者不同,两人不得不面对二战之后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独立浪潮的现实冲击,以及列宁等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出发对帝国主义问题的批判。在他们的名作中,两人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视为理论对手。但是,他们尽量回避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与其他所有欧洲/西方中心主义关于帝国主义论述之间的根本差别,尝试将其视为对约翰·霍布森(John A. Hobson)帝国主义论的延续,并提出了“霍布森-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这一说法,夸大两者之间的相似性。

   当然,与先前的帝国主义辩护士的研究不同,两人的研究承认,在自由贸易的“反帝国主义”叙述掩盖下,英国的帝国扩张从未停息。甚至到了19世纪末,当遭遇诸如德国、比利时、法国等其他欧洲新兴工业列强的挑战时,英国自由贸易资本主义精英们毫不犹豫地重新拥抱了重商主义。30这种用国家力量,保障本国资产阶级在全球竞争中优势地位的现象,在19世纪末欧洲列强瓜分非洲的进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31贾力格与罗宾逊则提出“自由贸易帝国主义”(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试图消解帝国扩张背后的重商主义色彩。32强调扩张不是帝国政治的需求,而是私人贸易与资本逐利的必然结果。33

   自由贸易帝国主义观本质上推进了朗格的现实主义帝国观,不但用竞争简化了欧洲列强在全球霸权扩张过程中的合与分,更重要的,它切割了霸权内部资本与国家之间的共生关系。在这种现实主义的逻辑下,贾力格与罗宾逊还隐藏了一个自由主义的基本道德判断,即商业扩张必然带来社会平等与文明进步。帝国这台政治机器,既能为商业扩张提供保障,也能从商业扩张中获取政治优势。恰是这一点,使得自由贸易帝国主义观成为自由主义帝国观的精神延续,并且为帝国主义的全球干涉政策,提供了合理性与合法性论述。

   为帝国主义脱敏的另一个层面,在于尽量切断帝国扩张与战争暴力的联系。为此,贾力格和罗宾逊引入了查尔斯·莱利·费(Charles Ryle Fay)在《剑桥英帝国史》中提出的概念——“非正式帝国”。34在贾力格和罗宾逊之前,非正式与正式帝国主要指代的是两种不同的帝国统治形式。后者指通过军事与政治扩张,正式行使治权的殖民地,前者则是“非政治性”的,由商业扩张而获取势力范围。而在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论述中,“政治”与“商业”这两种影响正式与非正式帝国产生的力量则密切关联。35贾力格和罗宾逊认为,维多利亚时期的“官方意志”(official mind)有意识地通过“自由贸易”而非军事行动,在全球构造一个“非正式帝国”。36由此,帝国仿佛变成促进全球贸易联系和人类进步的仁慈世界君主。

   将帝国主义概念去政治化的第三个层面,是将“种族主义”从帝国的秩序观、发展观中彻底分离出去。一个常见的认识是,种族主义是国家官僚制度,而非资本主义的恶。对这一观点的系统论述来自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37在早期自由主义思想家的世界秩序想象中,种族始终缺席。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用普遍道德构建起的“人”的概念。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文明等级秩序,则仅仅是基于不同文化习俗推导出的衍生性观念。38自上而下的启蒙式的“教育”,则是抹平这类差异的根本途径。39对于19世纪英国推崇自由主义的帝国主义者而言,教育与商业,提供了消解“自由”与“帝国”这组矛盾的关键路径。40帝国也由此被美化为促进人类普遍文明与商业繁荣的制度保障。由此,被自由主义去除了种族范畴的帝国主义秩序,堂而皇之地披上了一层 “自由世界主义”(liberal cosmopolitanism)或是“共荣联邦”(commonwealth)的外衣。41

   但是,随着19世纪后半期欧美国家争夺世界霸权秩序地位而开启的“帝国时代”,其历史进程绝不像汉娜·阿伦特所描述的那样,是资产阶级与国家相互竞争,并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导致“资产阶级摧毁民族国家”,最终获得“得不偿失的胜利”。42相反,自19世纪以来的欧美全球霸权秩序的形成与变迁,恰恰是在资产阶级与国家共谋的情况下才得以成为现实。形成帝国主义秩序的原因,也不仅仅在于资本主义对资本全球流动,以及对海外原料市场和消费市场的渴望。更重要的是,这种由国家暴力保障的霸权秩序,创造了能够将世界特定地区、特定人群锁定在压迫链条的底端,确保另一个极少数的群体能够稳定获利的基本结构。同样,在同时期兴起的欧洲左翼政党也在殖民地问题上,表现出与资产阶级政党类似的暧昧态度。

  

   三、种族主义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局限

  

   19世纪末,欧洲列强之间的战争紧张气氛日渐加剧。在英德经济霸权竞争的基础上,俄国、奥匈帝国、德国以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巴尔干与中东地区的地缘野心,以及英奥、英俄在东地中海权益上的矛盾,都令拿破仑战争之后建立的欧洲和平显得岌岌可危。因此,各国工人与社会民主党主要关心如何反对各国的军国主义倾向,达成欧洲劳工阶层的跨国谅解与合作,进而避免战争。然而,在具体的行动方式上,各国工人政党无法形成一致意见。甚至到了20世纪初,欧洲列强间战争威胁越发明显之后,各国左翼政党中也开始出现殖民主义的支持者。到了一战前不久,德国社会民主党甚至坚定地选择捍卫德国民族主义与殖民扩张事业,彻底转向了右翼。43这一困境不但最终导致了第二国际的失败,也构成了欧洲左翼政党,乃至今天欧洲左翼对“民族团结”“国际主义”等观念认识的原始记忆。

   在19世纪的欧洲,工人与社会民主党的兴起伴随着自由贸易与工业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转变。这种转变以对欧洲之外地区的压榨,以及欧洲各国内部普通人民的无产阶级化为代价。深受行业甚至地域保护主义影响的工会组织与工人政党在殖民地问题面前则态度更为暧昧。不少欧洲工人阶级政党还表现出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态度。第二国际中的许多欧洲社会党与工人党,主要关心的是国内普选权以及劳工待遇问题。只有当殖民地同上述两个问题产生交集之后,欧洲工人阶级政党才会想起对此发表一些意见。44许多第二国际成员对国际的空间想象实际上并未超出帝国主义者描述的范畴。回溯第二国际历次代表大会的报告,我们很容易看到“国际社会主义工人”,“全世界无产阶级”,“两个半球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世界各国劳动者”等表述。但是,只要稍微注意代表名单就能发现,自1889年巴黎第一次代表大会起,至1912年巴塞尔第九次非常会议为止,第二国际基本上都是“白人国家”的技术劳工的集会。直至1900年在巴黎召开的第二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前,殖民地问题甚至不是大会的讨论主题。到了1904年第六次代表大会在阿姆斯特丹召开时,第二国际才迎来了第一位欧洲及其殖民地之外地区的代表——代表日本社会党人联合会的片山潜。

   然而,早在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就已经开始以雇佣劳工的形式,在全球进行劳动力剥削。因此,有色人种劳工政治意识的觉醒,更多发生在其祖国之外。以中国劳工为例,有证据表明,在白人政府与资方的双重压迫下,南非华工很快开始工会化。然而,从19世纪欧洲工业国家中兴起的第二国际劳工运动,其“国际”视野未能真正超出帝国的差序世界观所厘定的“文明”范畴,且始终存在倒向民族主义右翼,乃至种族主义的倾向。这也是为什么到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包括德国、英国在内许多欧洲国家的法西斯主义,都能在工人运动中找到大量的支持者。45

   1900年9月23日至27日,在巴黎召开的第二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第二国际以正在进行的第二次布尔战争为契机,围绕殖民地与帝国主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这也是第二国际成立以来,殖民地问题首次被纳入国际代表大会的议事范畴。荷兰人亨利希·万-科尔(Heinrich van Kol)代表大会第五委员会发言。他断言,殖民扩张是“资本主义已陷入绝境”后出现的丑恶行径。然而,在他的讨论中,对殖民与资本主义全球秩序之间的关系仅有寥寥数语。相比之下,他更担忧扩张本身给全球带来的战争危险。他表示,“欧洲就像一只把脚伸向全世界的巨大蜘蛛,当它使所有劣势民族衰弱不堪时,战争将必然爆发。”万-科尔强调,这样的扩张政策必然反噬欧洲工人阶级。他以中国为例,认为欧洲的殖民扩张“将会使4亿朴实的劳动者领悟到竞争的必要性”,进而导致 “欧洲的无产阶级没饭吃”。来自英国社会主义联盟(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的代表亨利·海德门(Henry Mayers Hyndman)同样也从反对战争、反对军国主义的角度对英国的殖民政策进行了批评。他表示,英国的社会主义者“没有参与这场我们所憎恶的非洲战争”,并对英国在中国与非洲的战争行动表示“羞愧”。46

   然而,海德门曾明确表示,自己“从来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在1911年英德矛盾趋于紧张时,海德门便开始坚决推动联合俄法孤立德国的政策,并支持对德战争。这一看法在英国议会中也得到许多成员的积极呼应。47他强调,应当认识到德国在旧普鲁士政策驱动下进行的海上与陆上扩张是对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体系最大的威胁。48海德门对英国执政党将外交注意力停留在印度、埃及问题上的政策深感不满,认为这回避了英国面临的真正挑战。帝国主义政策不但对维护欧洲和平无益,更对实现他从1881年便开始提倡的所谓“全体人的英格兰”(England for All)理想没有任何帮助。因此,作为“英国人和社会主义者”,应当支持政府将政策重心转向防止德国侵略,维持英国海军绝对实力。

海德门对帝国主义问题的认识本质上与霍布森类似,都将其视为一种军事扩张主义的政策。甚至较之霍布森,海德门更明确地将军事实力与工业实力视为国家有机体的组成部分。强大的陆军、海军是“工业有机体的自然组成部分”,三者结合构成了英格兰“目前的国际道义基础”,保障了“经济发展”。他认为,作为一个“贸易国家”,占有大量殖民地是不合理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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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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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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