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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走向特殊规律:范文澜关于“汉民族形成”的思考

更新时间:2022-03-31 15:02:49
作者: ​罗志田  

  

   摘要:范文澜是20世纪50年代关于“汉民族形成”争论的主要当事人,他以《中庸》所说秦统一后“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来对应斯大林的民族四要素,从而提出秦汉以下的汉族是“在 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民族”。范文澜从理论上思考“规律”的“特殊”性,产生出 “特殊规律”的创新认知,以区分“代表普遍”的欧洲和“表述自己”的欧洲。他强调应“ 承认各国历史发展各有其特殊性”,进而通过与欧洲特殊性的比较,具体论证了中国的特殊 性;认为只有以“历史的具体事实”作为“有和无的根据”,而不是“把西欧历史的特殊性 当作普遍性”,才不致“削中国历史之足以适西欧历史之履”。

   关键词:“汉民族形成” 特殊规律 局部规律 理论与实际 “五朵金花”

  

   20世纪50年代(以下简称50年代)的中国史学界有所谓“五朵金花”之争,其中之一 是关于“汉民族形成”的争论,因范文澜回应苏联学者格·叶菲莫夫关于中国民族形成 时间的见解而引发 。与其他几个议题相比,讨论汉民族形成问题在论文数量上最少,在“改革开放”后有关“ 五朵金花”的学术回顾中,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陈述也较弱,但相关争论一直在延续 ,或可以说是生命力最强的一朵“金花”。

   范文澜的相关主张至少有三个层面值得再做探究,一是在形塑历史认知的进程中,理论和史 料怎样关联互动;二是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如何,这是范文澜思路的一个重要方面;三是下文所要探讨的面相,即范文澜怎样通过与欧洲的比较,来认识和论证中国的“特殊”。本文无意评述当年关于“汉民族形成”的争论中何种见 解更为正确, 而是把范文澜的主张作为一个“事例”,置入相关问题之中,希望从他们争什么和怎样争来理解昔年学者关注之所在及其思考轨迹。下面先简述论争的缘起。

   一、“汉民族形成”争论之起

   “汉民族形成”的争论是因叶菲莫夫提出中国民族形成于19世纪之后这一见解所引发的。他根据斯大林关于民族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中所形成的历史范畴这一理论,认为“具有半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民族”许多固有特点的“中国民族”,是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 间形成的”。

   范文澜很快写出了《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同样依据斯大林的民族 理论,以《礼记·中庸》所说秦统一后“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来对应斯大林关于“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有共同地域、有共同经济生活以及有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的共同体这一界定,从而提出:秦汉以下的汉族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民族”,中国也同时成为统一的国家。

   关于中国早已形成民族国家的看法此前也曾出现。胡适在1933年就说,“照广义的说法,中 国不能不说是早已形成的民族国家”。尽管中国“人民的教育不够,不容易想象一个国家”,也“还够不上近代民族国家的巩固性与统一性”,但在民族的自觉、在语言文字的统一、历史文化的统一、政治制度的统一与持续这些条件上,“中国这两千年来都够得上一个民族 的国家”。他所再三强调的“民族国家”和“民族的国家”,就是在因应近代西方的观念。

   吕思勉约在此时也具体说到,“《中庸》里头‘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这十二个字,是最表现得出我们民族形成的情形的;亦即是我们民族所以能形成的原因”。不过他关于这三同的理解与后来范文澜所说的意思不尽同。我的阅 读范围有限,不排除还有更早更详细的说法。不过,尽管此前也有相关的认知,范文澜大概 是第一位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论述这个问题的。

   与上述叶菲莫夫的观点相比较,范文澜把中华民族的形成提前了两千年。尽管他审慎地加了 两个“独特”的定语,但仍与民族是资本主义上升时代中的历史范畴这一理论界定相冲突。 这在当年是个相当勇敢的尝试,有学者以为是“挑战了斯大林的权威论断,在当时可谓离经叛道”。不论范文澜是否有想要“挑战”的意愿,那时即使只是“挑战” 苏联专家的论述,也是个不小的突破。文章发表后迅速引起争论,在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已为较多人所熟悉的50年代,参加讨论的多数中国学者并不赞成范文澜的见解。

   1954年11月,在范文澜自己领导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为此举行的学术讨论会上,没有人支持范文澜的观点,全都是反对的意见。而在稍后编辑出版的《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中,也仅有章冠英一 人支持范文澜的看法。且这些批评意见常出 语犀利,包括使用“割裂”“歪曲”等字眼,甚至明言范文澜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 ,这在当时和以后都极有杀伤力。即 使是范文澜这样从延安走来的“老革命”,也未必承受得起。

   当时可能还有其他关于《中国通史简编》的严厉批评,以至于范文澜一度将他关于《中国通史简编》的检讨手稿题为《反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通史简编〉》。还是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看了稿子后给范文澜回信,建议“如果能在文章中把你的通史的‘光明面’也提出一些 ,或者写在后头,则可以更为完备些”,才给范文澜以鼓励,改变了他“自我批评”的严厉 措辞。稍后他公开回应说,《中国通史简编》出版后,有各种意见,其中一些是“关于观点方法的”。 因为“本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十分不够,说明事理未能深入浅出,有些甚至说错了” ;然后加上一句:“也有一些我并不认为自己是错误的”。

   那段时间陆定一对范文澜的肯定是持续的,在1956年5月一次关于近代史问题的高层小会上 ,陆定一明言范文澜的“‘汉民族形成’文甚好。听说反对者多,是由于斯大林的教条”。 会上还说到南斯拉夫大使建议“中国历史家不要受苏联史学家的影响”,举出尚钺的《中国史》(估计指《中国历史纲要》)“受到苏联史学界恭维”,应予以注意。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之后,斯大林的权威有所下降,陆定一的态度 或与此相关。故尽管在公开场合范文澜关于汉民族形成的主张受到较多的批评,但在内部至 少部分得到来自高层的肯定。

   在1957年政协全国委员会召开的关于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问题的座谈会上,周恩来明确指出 :“在我国不能死套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斯大林提出的民族定义指的是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民族。他没有详细的从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来研究这个问题。”这是一个相对“内部”的讲话,然态度是鲜明的。后来对“汉民族形成”争论的官方回应 ,实际支持了范文澜的观点,但争议仍然存在。

   在50年代初那段时间里,范文澜大幅修订了他的《中国通史简编》,希望“用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和方法给中国古代史画出一个基本的轮廓”。他进而明言,这本书第一,要说明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规律,与世界上别的许多民族同样(同样不等于一个公式 ),曾经经过了原始公社制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诸阶段,并无亚细亚特殊之说。第二 ,要说明在明、清两朝,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是存在的,但远不曾发展到足以破坏封建社会 的程度。鸦片战争以前,中国还是完整的封建社会,其中并无封建制崩解之说。资本主义萌 芽对封建制起崩解作用,在鸦片战争以前的大量史实中是没有根据的。这里范文澜以否定的态度直接回应了“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争论, 再加上他自己坚持的西周封建说,实际是以《中国通史简编》的“修订”参与了好几朵“金 花”的讨论。这一《再版说明》需要特别 重视,范文澜再次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意思:既要维护五种社会形态的基本模式,又要强调中 国的“特殊”,而且是与“亚细亚特殊”不一样的特殊(“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当年很多人 说“特殊”的理论依据),更是上升到“公式”或“规律”的特殊。

   列宁曾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 的情况。”这句话毛泽东至少引用过三次,其中 《矛盾论》是范文澜比较熟悉的。他在延安时就引过列宁这句话,以后又再次引用。既然要“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就不能公式化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而当以马克思主义 处理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行动的指南。

   二、学理论的“神似”和“貌似”

   在范文澜看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有“神似”和“貌似”的区别。学理论“是要学 习马克思主义处理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了之后,要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把马克思 主义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也就是把普遍真理和当前的具体问题密切结合,获得正确的解决 ”。由于“问题的发生新变无穷,解决它们的办法也新变无穷,这才是活生生的富有生命力 的马克思主义,才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得其神似”。而“貌似”则是“不管具体实践,把书本 上的马克思主义词句当作灵丹圣药,把自己限制在某些抽象的公式里面,把某些抽象的公式 不问时间、地点和条件,千篇一律地加以应用”。他主张“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求神似,最要不得的是貌似”。

   《共产党宣言》指出,各种“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抗的地位,进行着不断 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范文澜据此提出,要了解阶级斗争,“不仅要分析各个阶级相互间的关系,同时还得分析各个阶级内部各种集团或阶 层所处的地位,然后综观它们在每一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和变化。如果只是记住了阶级斗争而 没有具体分析,那就会把最生动的事实变成死板的公式”。他也引用了斯大林对“躺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人”之批评,这些人“把马克思主义底生动原理变成毫无 意思的生硬公式”,其实正确的方式是“从研究实际环境中求得指示”。 例如,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是,把它公式化来应用 ,就难免失去原理的精神”。即使重视生产工具的作用,也不能“把历史描绘成为没有人参 加的(或者说没有人的能动性的)各种经济过程的平稳的自行发展,把历史唯物主义改变成 为经济唯物主义”。如果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首先要把生产关系划分出来作为说明该 社会形态底结构和发展,同时还要到处和经常考察那些适应于这些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物, 以血和肉来把骨干包裹起来”。简言之,“生动活泼的人类历史”不能“用几个公式造成”

   范文澜所谓“经济唯物主义”取代了历史唯物主义,虽比兴味道稍重,却也是一个早已在发 展中的倾向。顾颉刚此前已观察到,自从唯物史观输入后,就“使过 去 政治中心的历史变成经济社会中心的历史”,其中经济特别得到凸显。翦伯赞便注意到一 些历史著作中“人”被淡化,“把历史变成了一个刻板的公式”,而且“只看见死板的经济 力量之自然的机械的活动,而看不出人的作用”。他更指名批评“新兴的历史家如郭沫若、 吕振羽都闭口不谈个人,这至少是过于偏重了历史之经济的动因,而忽略了历史之主观创造 的动因”。

   伴随着机械的“经济”之兴起,是“人”和“主观”的衰微。到50年代,范文澜注意到,知识界教条主义的一个表现是,教历史课时,“明明自己有心得,有见解,却不敢讲出来,宁愿拿一本心以为非的书,按照它那种说法去讲”。在范文澜看来,这似乎是出于谦虚,但“ 谦虚谨慎是为了加强主观能动性,是为了加强独立思考的能力,是为了加强批判的精神,归 根是为了克服客观、改造客观。决不可误解为削弱主观,俯首帖耳,给客观作俘虏”。如果 “谦虚谨慎过了度,过度到否认自己的存在,只有别人(所谓‘权威’的人)没有‘我’了 。这样的‘谦虚谨慎’是不需要的,是有害的”。

范文澜进而明确提出:“我们应该把‘我’大大恢复起来,对经典著作也好,对所谓‘权威 ’的说话也好,用‘我’来批判它们,以客观存在为准绳,合理的接受,不合理的放弃。” 他所用的“恢复”二字,揭示出一个那时已在流行的现象,即学术表述中个人的隐去。从 50年代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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