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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史料与理论:范文澜探讨汉民族形成的语境

更新时间:2022-03-31 15:01:22
作者: 罗志田 (进入专栏)  
那时中国的不少讨论和争鸣,往往与苏联史学观念有联系。如尚钺在谈及编辑《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之目的时便明言,在“对于我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期问题的讨论之际,把苏联历史学家关于封建社会的各方面问题的研究,介绍到我国来,对于我们的研究和讨论工作是有意义的”。该书的出版,让“我国历史学家在处理封建社会的许多问题时”可以有学理方面的参考。

   实际的情形是,苏联史学常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正宗模式而被广为引证。如黎澍后来所批评的:

   在五十年代初,我们的历史学还在很大程度上受苏联的影响,因为那时我们认为苏联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社会主义理想国,在各方面都是我们的楷模。苏联历史学中的教条主义也乘机来到了中国,在中国历史学中流行起来。苏联历史学以教条为根据,为教条作注脚,以教条代结论,我们的历史学亦步亦趋跟了上去。检查那时的出版物,不难看到连篇累牍的苏联历史著作的引证,对苏联历史学中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正确性真可说是深信不疑了。

   当年“五朵金花”的争论,便深受苏联史学的影响。蒋海升即认为,“五朵金花”的讨论,“实质就是使用‘西方话语’对‘中国历史’进行编码而产生的分歧”。由于“讨论中使用的基于欧洲经验提出来的理论模式和概念与中国历史事实存在着较大距离,这种难以跨越的距离正是构成‘五朵金花’讨论中诸多分歧出现的原因”。

   范文澜在批评尚钺的《中国历史纲要》时,就怀疑作者“有意无意地依西欧历史的样来画中国历史的葫芦”。这类论著“也以‘理论联系实际’的面貌出现”,所以“也能骗一些人”。对待这些文章的“最好的办法之一,就是检查文章中所用史料是否可靠”。他顺便检查了尚钺的书,明显可见“用西欧历史作蓝本”而亦步亦趋——“他们那里是奴隶社会了,中国也就开始是奴隶社会;他们那里是封建社会开始了,中国也跟着开始封建社会;西欧封建社会发达起来了,中国封建社会也跟着发达起来”,全书“大致都是这一类的比附,明显可见‘削中国历史之足以适西欧历史之履’的倾向”。问题是,“如果承认各国历史发展各有其特殊性,那么,有什么切实的理由能够说明它们应该这样巧合”?

   “承认各国历史发展各有其特殊性”,是范文澜的点睛之笔,也是他再三强调的要素(详见另文)。而为符合西欧历史之“蓝本”遂淡化甚至忽视中国史的特殊性,是“新史学”中一部分人的固有现象。翦伯赞在1943年就批评过那种倾向,即把“外来的历史学”当作“一种制成品,原封原样地输入中国”,使中国史“失掉了一切的特殊性,几乎变成了西洋史的再版”。

   当年的现象也给我们以启发,因为后来流行的各种“理论”,基本也都是外来的,同样面临着足与履之间的紧张。范文澜那时论如何向外国学习说:

   社会主义国家的好经验固然要学,资本主义国家有好经验我们也要学。我们要谦虚,但不是依草附木;我们要谨慎,但决不是吓得动也不敢动。我们要的是有批判精神的、能独立思考的谦虚和谨慎。

   在那个年代提出可以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好经验”,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更重要的是范文澜对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的强调,这很容易使人想起陈寅恪的名言:“一定要养成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批评态度。”所谓不“依草附木”,不能“吓得动也不敢动”,其所指是明显的。这样的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恐怕也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基础。

   早在1930年代,徐炳昶就注意到外来方法的局限,认为“有一部分的现象,外国有,中国却没有,那治它的方法,在中国就全没有用;反过来,另外一部分,中国有,外国却没有,那就不能不创造一套新方法去应付它”。而范文澜主张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要“神似”,盖“问题的发生新变无穷,解决它们的办法也新变无穷”,与徐炳昶所说可谓异曲同工。不过,范文澜明确了是侧重中国特有的现象,在马克思主义范围里出新。身处1950年代的学者,恐怕不会想到去“创造一套新方法”。范文澜的基本态度,只是既要维护理论的正确,又要说明中国实际情形与理论所述不同。

   毛泽东在1941年指出,要从实际情况中引出固有的规律性以作为“行动的向导”,就要“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范文澜在延安从事的是学术活动,与实际政治应还有些距离,但在1942年就引用了毛泽东这段话,或许他对在理论指导下仍要“详细地占有材料”一语心有戚戚焉。

   在范文澜看来,“中国是拥有五千余年悠久历史的古国,积累着丰富而又庞杂的大堆史料”。若“要了解中国历史比较近真的情况”,就“必须向这广泛纷乱的大堆史料中去寻找”。可知他也在“寻找”,但试图寻找的是接近历史真实的情况,而不是符合理论的材料。因为“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定理,理论与材料二者缺一不可”。而“作史学工作必须掌握大量的历史资料,没有大量资料,理论怎样来联系实际呢”?故只有以史料为支撑,理论的指导意义才能落到实处。简言之,“事实是理论的立脚点”。

   还在1940年代,翦伯赞已主张新史家当下的任务“不是高谈方法论,而是应该带着他们已经知道了的方法,走进中国历史资料的宝库,去用历史资料来考验方法论”。这是继陶希圣之后又一次表现出从方法向史料转移的意愿,然而直到1950年代,不论是翦伯赞以历史资料检验方法论的呼吁,还是范文澜关于以史料支撑理论的见解,都未成为共识。

   如前所述,1950年代是一个学术急遽变动的时期,绝大多数史学从业者都在调整自己的治学取向,以适应新的时代。与很多“追赶”新时代的学者不同,范文澜在当时可以说已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史家的身份。然而,像他这样从延安走来的学人,那时也需要注意调整自己与时代论述的关系,否则仍可能“落伍”。就像胡适很早所说,由于“时势变得太快,生者偶一不上劲,就要落后赶不上了”,于是成为“‘背时’的人”。

   范文澜关于“汉民族形成”的观点,就被许多尚在追随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人批评得相当厉害。且时人的批评用语相当犀利,如官显在《评“独特的民族”论》一文中就直言范文澜在论证汉民族形成时“在思想方法上也犯了主观片面的错误”,即“企图以片断的零碎的一些史料来解决中国民族形成的重大问题”。甚至“不惜用牵强附会、任意解释史料的手段来达到主观上所要达到的目的”。换言之,在官显的眼中,范文澜正犯了他自己所反对的“寻章摘句”式错误。

   究竟是大家都在无意中犯同样的错误而不自知,还是各自对史料“完整”的认知不一样,甚或对“思想方法”亦即理论本身的理解就不同?这个现象揭示出在理论与史料的关系中,作为证据的史料到底居于什么样的地位,或究竟有多重要,是个仍待探讨的问题。

   二、时人对理论与史料关系的认识

   范文澜以史料支撑理论的看法,如果放在社会史论战时期,最多只是一股潜流。在1930年代,重视和强调理论的倾向显然是占上风的。而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理论探讨的喧哗后,也逐渐出现强调史料的主张。陶希圣当时便注意到“现在谁都感到缺乏材料的毛病”,他自己也“打算以后少写文章,多搜材料”,因为“丰富的材料才是犀利的战具”。稍后,他就发出“多找具体的现象,少谈抽象的名词”的誓愿。而他之所以创办《食货》半月刊,也是因为注意到几年来存在一种“远离现实,驾雾腾云”的风气,即说“封建制度便从古到今”,说“资本主义便从今到古”。由于“材料是架空的”,实际也无法“把理论应用到材料上去”。

   有意思的是,吕振羽先致信陶希圣说,“您把方法论的探讨与史料的搜集作为均等的重要的意见,是完全正确而必要的”。不久即说陶希圣等“虽然像特别在注意史料的问题,然由那作为其出发点的认识论的先天的缺陷,所以并没有担负考证、选择、搜集和应用史料之任务的能力”。结果是“历史材料在他们的眼前堆积的愈多,便愈使他们的脑筋没有应付的能力”。这样一种看似矛盾的态度,其实说明吕振羽自己和许多同时代人一样,对理论和史料的关系见解尚不十分确定。

   1930年代理论的凸显的确让史学受到理论的有力冲击。不过,即使曾被视为北伐后时代思想代表人物的冯友兰当年也认为,理论是可以有的,但“应当以事实解释证明理论,而不可以事实迁就理论”。在延安的马克思主义史家金灿然稍后也强调,今后的历史研究“要从具体材料出发,在具体材料中寻找中国历史发展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因为“最后解决中国历史问题的,不是任何名人的名言,而是中国历史的实际状况”。中国历史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都不是空洞的争论所能解决”的,“只有具体的历史材料”,才能“给这些问题以正确回答”。按:金灿然是《中国通史简编》的编写成员,他的表态可能反映了范文澜的看法。前引范文澜关于“事实是理论的立脚点”一说,便与此相类。

   随着社会史论战的停歇,理论逐渐淡出。进入1950年代,理论的作用再次凸显,而且成为自上而下的趋向。此前仅做“窄而深”研究的胡厚宣迅速赶上潮流,转而讨论古代研究的史料和史观问题。他认为1919年后30年间的中国史学有疑古、考古和释古三股潮流,前两者偏重史料,后者“偏重史观,旨在应用马列主义的经济观点,以说明历史发展的意义”。这“是历史学的真正目的,也是近三十年来最新最盛而且最重要的一大潮流”。

   这段话以及该文此后的论述方式,颇借鉴冯友兰的《〈中国经济史〉序》。不过把“释古”界定为用马列主义说明历史,并加上“最盛而且最重要”,则是胡厚宣的新知。先是冯友兰在肯定释古是“史学的真正目的”后,接着有大段的批评,指出释古一派之史学“往往缺乏疑古的精神”,表现在“对于史料毫不审查,见有一种材料,与其先入之见解相合者,即无条件采用。至于与此相冲突之材料,则置之不理,亦不说明何以置之不理”。

   胡厚宣也认为,“说疑古、考古并非史学的最终目的,可以;说史学的探讨,可以不经过疑古、考古的基础和训练,或者不需要使用疑古、考古的成就和方法,那就错了”。他先表态说,“在史观方面,近年来我们是有了极大的进步”;“马列主义的唯物史观,在中国已经有了很快的进步发展。今后因为伟大时代的启示,将要更明朗而确实”。然后就强调“有一种偏向必须避免,那就是过度的忽略了材料的问题”。

   盖“史料与史观是史学的两个方面”,甚而“是一件东西的两种成分”,不仅并不对立,而且“任何一种是不能脱离了另外一种而独立了”,它们“必须共同相辅,才能成为史学”。如果“只有史料,没有正确的史观,那只是一些琐碎的竹头木屑,不能成为历史;只有史观,没有正确的史料,那只是没有根据的一种空想,也不能成其为历史科学”。故“只有正确的史观,没有正确的史料,和只有正确的史料,没有正确的史观,是同样写不出正确的历史来的”。胡厚宣明确指出: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学说,都是科学的真理。他们是根据了丰富的正确的材料,所得的伟大发明。我们把他们的学说引用到中国,如果不能有充实精当的材料作印证,只把它当作空洞的公式和教条,那便犯了错误。

   此文写于1949年末,其中大量内容是指正吴泽所著《中国历史大系·古代史》的史料错误。吴泽是著名的进步史家,而胡厚宣此前不以“进步”闻,忽然说出这么“成熟”而周到的话,或有“进步”的学生辈为他润饰。不过,胡厚宣关于理论和史料关系的认知在那时似不具有代表性。

当越来越多的史学从业者认识到“理论”的指导作用时,出现了两种显著的倾向:或依理论在史料中找证据,或如范文澜所说以“条文”自卫和攻坚,而招募史料作为小兵以列阵。在这两种倾向里,史料都仅有辅助的作用。吴大琨在与范文澜商榷古代史分期时就说,“好些同志认为我们要决定中国的西周或西周以后的社会究竟是封建社会,或者不是封建社会问题的主要的关键是在史料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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