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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永乐:“帝国式主权”降临了吗?——特朗普主义的挑战与主权理论的未来

更新时间:2022-03-31 07:22:04
作者: 章永乐  
更具传统色彩的“外部威胁”。从奥巴马的“转向亚洲”到特朗普-拜登的“印太战略”,其假想敌就是中国。特朗普政府开启了对华贸易战,更在科技领域进行对华“脱钩”。美国先是制裁中兴公司,继而借助加拿大执法力量逮捕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并要求引渡,接下来,美国开启了对华为公司的制裁与全球围堵。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都限制中国留学生攻读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类学科的研究生,限制美国科研机构与中国的科研合作。继“贸易战”与“科技战”之后,拜登政府正在推动一场全球范围的“规则战”,试图联合一系列所谓的“盟友”,在许多领域重设国际规则,限制中国的“发展权”。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中国的“合围”(如组织所谓“民主峰会”),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规则战”的“动员令”。

   特朗普发动、拜登继承的对华贸易战并没有达到白宫的预定目的,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屡创新高,加征的关税甚至成为推动2021年美国国内通货膨胀的重要诱因。相比之下,特朗普-拜登前后相继的“科技战”目前暂时没有产生像贸易战那样立竿见影的“自噬”效果。但美国政府的种种操作,已经大大加强了中国的“经济主权”观念。仅仅两三年之前,中国的经济学界还在辩论国家产业政策在市场经济国家的正当性。34但美国对中兴公司与华为公司的打击,极大地改变了讨论的氛围。随着美国遏制措施的不断升级,很少人还会相信有可能凭借单方面的善意与美国维持既有的“自由贸易”,舆论界对产业政策正当性的质疑也大大减少,核心的议程变成了“什么样的产业政策才能促进自主创新”。许多论者直接诉诸“技术主权”这一概念,强调国家必须有自主可控的核心技术。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美国指责中国政府扶持高科技企业,但美国联邦政府每年都会大量投资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35借鉴美国的经验,打造中国的“新型举国体制”,成为越来越强的共识。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面对更为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官方采纳了“两个大循环”思路,将“国内大循环”作为两个“大循环”的主体。这体现出一种鲜明的“底线思维”:中国不主动与美国“脱钩”,但要为美国单方面“脱钩”做好相应的准备,这样才能够带来事实上“不脱钩”的效果。而这就涉及具有更强自主性,更能够抗拒外部风险的产业链的建设。在对外贸易中,中国积极推动本币结算和“去美元化”。同时,中国也在努力降低外汇占款在基础货币发行中的地位,从而降低美联储超发美元给中国带来的“输入性通胀”的风险。36中国的“十四五”规划前所未有地强调了“科技自主创新”。凡此种种,都体现了中国“经济主权”观念的加强。

   美国以“主权”观念加强“内/外”区分,推动全球价值链重组,激发中国的相应回应,这听起来是一个更为传统的故事。毕竟,自从与苏联决裂,转向“三个世界”划分以来,中国在国际体系中一直处于自主性最高的国家之行列。但更具戏剧性的是,特朗普政府对欧洲推行“美国优先”战略,在政治上分化欧盟,发动贸易战,制裁同伊朗进行贸易的欧盟企业,反对欧盟监管美国数据巨头,要求欧洲国家承担更多军费,等等,给欧盟带来了很大冲击。美欧之间的跨大西洋同盟关系出现震荡,激发了欧盟的“战略自主”意识,欧盟精英也诉诸“主权”这个原属于国家的概念,这就让故事变得更具理论上的挑战性。

   2017年9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索邦大学的演讲中提出“主权欧洲”的目标,并列出了防务建设,应对移民挑战,聚焦重点的对外政策,可持续发展的榜样,数字化欧洲建设,以及经济和货币力量的欧洲这六大关键任务,其中前三项与欧盟的对外政策直接相关,后两项涉及科技主权和经济主权。37尽管马克龙并没有细致界定他所说的“主权”的具体含义,但他的“主权欧洲”主张得到了许多欧盟政治精英的热烈响应。2018年9月12日,即将卸任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向欧洲议会发表题为《欧洲主权时刻》的盟情咨文报告;2020年9月,欧洲议会发布“欧洲战略主权”政策报告,将“战略主权”定义为“自主行动,在关键战略领域依靠自己的资源并在需要时与合作伙伴合作的能力”。38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冲击以及美军在阿富汗的“喀布尔时刻”,都让欧盟进一步意识到自身的脆弱性,“欧洲主权”话语的热度有增无减。为打消成员国的疑虑,欧盟精英声明,“欧盟主权”并不意味着欧盟要从成员国那里获得更大的主权,而是要从域外大国那里获得更多的对自身命运的掌控权,加强欧盟及其成员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战略自主性。39但借助“主权”概念区分“内/外”,根本上还是要借助对外部威胁的渲染,扩大自身的权力,推进欧盟内部的一体化。比如说,前述容克的盟情咨文报告就主张在外交领域改变“全体一致”的表决原则。

   新旧动因叠加的结果是,欧洲国家在2019年—2021年推出或者正在酝酿许多以“欧洲主权”为指导精神的政策,试举其中主要的几项:一是在数据经济和半导体产业方面,欧盟连续发布战略文件,推出“数字欧洲计划”,提交《数字服务法》和《数字市场法》两部数字法案,准备起草《欧洲芯片法》;欧洲17国还签署了《欧洲电子芯片和半导体产业联盟计划》。这些措施都试图提振欧盟在数据经济和半导体产业方面的竞争力,加强欧盟相对于美国与亚洲国家的产业自主性。二是在药品的生产与加工方面,2020年7月6日,欧盟发布《至2025年的欧洲药品监管网络战略》草案,试图引入更多的第三国作为供应链中的参与者,减少对中国与印度的依赖。三是在对外国投资的监管方面,欧盟倡导加强对非欧盟国家企业在欧盟境内投资与收购的审查,并发布《针对外国政府补贴的促进公平竞争白皮书》,主张欧盟委员会应该对获得“不公平”政府补贴的欧盟外竞争者收购欧洲企业的交易和市场行为实施广泛的审查。四是在区域产业链方面,2020年8月24日,欧盟公布“优惠原产地规则”一揽子改革措施,允许货物在欧盟周边20个国家和地区分散生产和加工,最终对欧出口仍可按优惠原产地规则享受关税优惠,这有助于降低欧盟对亚洲和北美市场的依赖度。五是在原材料的供给方面,2020年9月3日,欧盟委员会发布《2020年关键原材料(CRM)通讯》,试图加强稀土和永磁体供应链的弹性,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拜登的上台并没有减缓欧盟追求战略自主性的步伐。拜登虽然强调美欧共同价值观,但严重受制于国内的政局对立,难以向欧洲盟友实质性让利。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政府反对欧盟“数字服务税”的政策,以保护美国的跨国数据巨头。2021年8月,美国在没有与北约盟友协商的前提下仓皇从阿富汗撤军,让盟友陷入被动。许多盟友不得不重新审视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究竟有何不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均表态要加强欧盟自身的独立防务建设。针对美国与英国、澳大利亚形成名为“AUKUS”的三边军事同盟之举,欧盟三大机构均表态力挺法国。

   推进“欧洲主权”需要克服一系列重大障碍,比如美国对欧俄关系的挑拨,亲美的中东欧国家对深度一体化的疑惧,德国对于自身付出更大财政成本的顾虑,以及欧盟互联网技术能力的滞后,等等。但欧盟精英的政策和表述,可以说明“主权欧洲”正在从口号转化为欧盟增强自主性的一系列实践。“主权欧洲”话语代表着这样一种思路:暂缓欧盟的“东扩”,以当下的边界为基础进行“内/外”区别,借助民族国家的秩序话语,通过渲染外部威胁,加强欧盟机构权力,从而促进其内部整合。这绝不是奈格里与哈特讲的“去中心化”“去疆域化”,而恰恰是新的“中心化”“疆域化”。

   欧盟所关注的亟待加强“主权”的领域中,有一些是相当前沿的空间政治斗争领域。互联网是北约所列出的在海洋、陆地、天空之外的第四个战场(第五个战场是外太空)。但是,由于政治上不统一,语言众多,各国法律差异较大,欧洲无法形成一个足够大的单一语言市场,互联网产业发展滞后。美国的互联网巨头在很大程度上统治着欧盟民众的日常生活,收割了欧盟民众所生产的数据。在我们这个时代,对于数据的控制正在成为极关键的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少数跨国公司手中掌握的数据,可能超过世界上绝大部分政府,它们的“数据封建主义”(digital feudalism)40极大冲击了民族国家政府在本国领土范围内对于合法暴力的垄断。由于缺乏能够替代美国网络巨头的本土企业,欧盟在与美国的博弈之中遭遇到许多困难,比如计划向美国数据巨头征收的数字服务税就因为美国政府的强烈反对而暂时搁浅。

   网络空间的斗争,只是全球化过程中围绕着标准所展开斗争的一部分。在一个产业链越来越长,产品之间的相互配套性日益重要的时代,技术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市场空间的“入场券”,不同的、相互排斥的技术标准,可能会形成对市场空间乃至政治空间的分割。这种关键基础设施技术标准的制定权,关系到科技/经济霸权的未来命运,因而经常引发种种政治焦虑。比如说,由于美国最适合发展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th generation mobil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以下简称“5G”)的无线频谱被军方占用,41错过了5G发展先机,美国的许多执政精英忧心忡忡,他们满世界展开游说,不遗余力地阻止各国使用中国的5G产品与技术。美国政府的焦虑更是非常真实的:一旦一个国家确定遵循中国的技术标准,并以之为基础形成经济社会交往和产业链,美国以后再推自己的技术标准就困难了。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将看到全球空间中出现更多更为抽象的,由不同技术标准划出的边界,它们并不与民族国家的物理边界相重叠,和舆论观念层面既有的政治认同之区分可能重合,也可能发生错位,但边界一旦确立,就具有很大的稳定性,进而有可能反过来塑造身份认同。在国际秩序层面,究竟是一个单极霸权设定技术标准,控制数据,还是存在能够相互沟通、协同创新的多个平台空间,这将是未来斗争的关键所在,关系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伸张。

   种种迹象表明,后冷战的单极霸权秩序已经处于衰败之中。美国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份额正在减少,在许多领域的技术霸权受到挑战;美联储超量发行美元,向世界各国输出通胀,使得美元的国际声誉不断下降;2021年至2022年初白宫在阿富汗与东欧事务上的表现也引发了“对盟友缺乏担当”的质疑。但是,美国在海外仍然有八百多个军事基地,军事力量在全球首屈一指。美国经济地位的相对下降和军事地位的依然坚挺,会带来什么结果呢?美国固然已经很难像以往那样“合诸侯,匡天下”,但仍然是全球范围内最强有力的“否决者”,有能力让许多国家间(inter-state)与跨国的(transnational)合作陷入瘫痪,能够运用自己的“长臂管辖”,对许多跨国企业进行精准打击,迫使特定领域的产业链进行重组。尽管美国霸权获取“同意”(consent)的能力下降了,它的“强制”(coercion)力量仍然相当强大。42与奈格里和哈特在《大同世界》中的论断相反,白宫的政客们仍然证明了他们对于全球化的“达沃斯人”(Davos man)43具有极大的影响力。

  

   三、民族国家模型的持久性与主权理论的未来

  

奈格里与哈特在《帝国》一书中认为“资本主义市场是一部反对建立内外之分的机器”,44进而勾勒出一幅跨国资本征服全球,完成联合,将主要民族国家纳入自身统治机器的图景,并论证帝国主义战争、帝国主义国家间战争和抗击帝国主义的战争都已经成为过去。45也许两位作者所描绘的图景在未来某个时刻有可能出现,但从当下的历史阶段来说,即便跨国公司能够将自己的触角伸向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某种“内/外”之分仍然顽固地存在着。而作为霸权国家的美国,恰恰通过其对于垄断利润的追求,成为全球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和升级的阻碍力量,抑制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列宁所描述的资本集团与国家政权密切结合的帝国主义逻辑,以及弱小国家和民族反抗这种逻辑的斗争,是否已经成为过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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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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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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