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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律:大国发展史视野下中美对视的定位与未来

更新时间:2022-03-31 07:05:52
作者: 陈晓律  
可以说,这体现了英国政治家的深思熟虑。无论“一战”还是“二战”,英国人参战都有几分无奈。更使一心维护大英帝国利益的丘吉尔痛心的是,到“二战”后,英国民众对于他竭力维护的不列颠霸权,已经没有了热情,而是迫切希望立即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结果丘吉尔在原本信心满满的大选中失败——这说明,英国民众与政治精英的关注点已经开始分化,丘吉尔宏大的政治愿景,无法再次激起英国人的热情。大英帝国的民众,已经没有原来的精气神了。仔细检查英国政治家的作为,实事求是地看,应该没有多少可以批评的地方。他们十分不幸地处于一个历史潮流之中,那就是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开始崛起,这种新的潮流最终使得中等强国主导世界格局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大国发展史的当代启示

  

   从世界史的角度看,自15世纪开始,一个国家的发展就已经不再只是本国的事务,而是整个世界历史的组成部分,各国发展的历史不是分散的,而是一个相关联的持续的发展过程。笔者选择论述的是三个在世界历史上具有典型性的大国,我们可以从其成败得失中发现一些具有共性的经验教训,其中部分内容今天看来并未过时。

  

   首先,要解决好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建设问题。没有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一个地区和一个民族的现代化就无从谈起。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民族是否能够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国家,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关键性要素之一。而一旦建立了某种性质的民族国家,相应的发展战略往往也就会从这种民族国家的性质中派生出来。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民族国家的性质与其发展战略往往具有某种难以分割的同一性。抛掉自己的文化传统,离开自己的历史根基,完全照搬其他国家的经验,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在构建自己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任何好高骛远的空谈都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其二,从历史的角度看,对外扩张和掠夺不可能成为历史发展的持续动力。西班牙、葡萄牙等老牌殖民帝国并未成为首批工业化强国。英国与荷兰尽管参与了殖民掠夺,为自己的发展积累了第一桶金,但这并非是其发展的主因。一个国家能够最终成为现代化国家,最重要的一点就在协调发展。任何一种增长的结果,都是国家体制模式、劳动力结构和产业结构等综合的产物,而这一变化的过程必须依赖于其政治、社会、法治乃至文化的整体性变化。工业革命这种使全人类的生产力发生革命性变化的重大事件,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会发生。历史上出现过不少依靠对外战争和掠夺起家的大帝国,但它们都未成为新型生产力的源头,其辉煌扩张只能是过眼烟云。即便如德国这样的国家,在工业化已经取得惊人成绩后,也因急于扩张四面树敌而导致灭顶之灾。对这一点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其三,基础的科研教育和制造业始终应是国家发展的主业。在这一点上,荷兰与德国提供了正反两面的案例。荷兰没有始终坚持制造业本位,过分重视商业的利益,最终被历史的潮流挤到边缘。而德国则因坚持科技与制造业立国,获得了巨大的收益,甚至今天德国人还在享受这种传统的红利。“拥有学校的国家就拥有未来”,早已成为德国人的信念。德国十分重视科学与技术、理论与应用的结合,始终根据企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培养适合的人才。有了人才基础,德国卓越的引进和应用国外先进技术的能力就不难理解了。归根结底,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确保了技术的推广应用,使之能真正结出果实。因此,教育、科技与制造业协调发展、相互促进,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根基与命脉。

  

   其四,一个民族始终保持忧患意识与艰苦奋斗精神至关重要。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在努力争取自己的发展利益,这一过程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因此,忧患意识在一个国家的崛起过程中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因素。然而,忧患意识如何成为全民的共识和国家的行动,却是一个必须加以深入探讨的问题。实际上,任何国家和民族,在其知识精英或统治集团中,总有一些人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中国古人早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之说。然而,要使这种意识成为一种传统,成为一个民族的常识和采取行动的动力,却是十分复杂的事情。在英国崛起的过程中,社会精英和民众能够很快形成共识并将这种共识转化为民族和国家的行动,所以在几百年的时间内能从欧洲一个边远的岛国发展为世界首屈一指的强国。但在成为世界强国后,尽管英国的有识之士不断地呼吁国家采取行动未雨绸缪,却始终难以得到全民族应有的回应,其中缘由值得我们深思。换言之,在逆境和危难中,一个民族具有忧患意识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处于顺境阶段,要保持忧患意识就十分困难了。在这个意义上,如何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或许是国家发展过程中最大的难题。

  

   中美对视的历史定位与未来

  

   在上述回顾基础上,我们再将世界历史经验与大国发展的最新动态对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正式取代英国,成为国际秩序中新的霸主。尽管有着同是超级大国的苏联与之较量,也有日本等国在经济方面的竞争压力,但美国一次次地战胜了自己的对手,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各方面的优势之强,甚至使福山发出了“历史终结”的感叹。

  

   然而,正是在这种历史似乎已经跨入“美国世纪”的潮流中,一直奋力拼搏的中国终于抓住了改革开放的机遇,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时代。从1840年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再到改革开放,特别是在最近几十年,中国的发展变化之快,不仅使我们的对手瞠目结舌,就连我们自己也有些不能适应。于是,不仅西方不能从他们的现有理论中对中国的快速发展作出合理解释,从而陷入了某种战略性的焦虑,我们自己也未能从全球史的角度构建起一种深刻、有说服力的理论,让世界真正理解中国发展对于人类进步的意义。因此,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对当前中美关系的认知和解释,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中美关系问题,而需要对世界大国竞争规律、文明形态和发展模式进行全面的重新梳理,这显然是一个浩大的工程,笔者仅结合前述角度对相关问题谈谈自己的体悟。

  

   第一,当前中美关系既具有传统的大国竞争性质,又包含制度、体制和文明类型的问题。重点当然是传统的大国之间的竞争问题,这是一条主线。在美国看来,只要中国没有挑战到美国的霸主地位,那么,其余冲突都是可以缓解的。改革开放初期,尽管中国在意识形态和国家性质等方面与西方有巨大差异,但这并不妨碍中国与西方尤其是美国发展较为理性的双边关系。但当中国的GDP总量排名世界第二之后,西方人心态失衡,于是,原有的文明、种族、宗教、意识形态差异,开始被作为“中国威胁论”的由头而放大。这是目前中美间对抗色彩增加的主要原因。

  

   第二,中国对自身的定位是中美关系的关键变量之一。随着中国的持续发展,体量越来越大,引起周边国家和西方的不适应是很自然的,各种围堵和非难是免不了的。这就考验着中国的战略定力。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推进自己的既定发展战略,不随西方国家的不时喧嚣而起舞。如果中国为了西方满意,将自己定位为中低端生产大国,与美国形成长期互补,那么,中美关系肯定是“理想”的。但美方要长期在高端技术上占据绝对优势,打压中国的产业升级,让中国始终处于价值链的低端,中方显然不能接受这样的安排。我们要捍卫自己的发展利益,尤其是要进军高端领域,就会触碰美国的“奶酪”。因为发展高端产业并不仅仅是产业本身的问题,实际上涉及规则的制定权。争夺规则的制定权也就是争夺发展的主导权,本质上就是一种国家竞争行为。中国如果不把自己定位为美国的附庸,与美国的竞争就是无法避免的。

  

   第三,中美竞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对国际规则制定权的争夺上。美国前任总统特朗普不断地退出各类国际组织,很多时候是因为对现有规则不满,认为这些规则被中国钻了空子,因此要另立新规。美国一方面认为中国在破坏现有规则,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另一方面却对WTO十分不满,一再要求美国优先。因此,对现有国际规则的性质,中美双方的理解是不同的。说到底,只要美国的利益受到威胁,美国对现有的规则就是不满意的,往往采用国内法来取而代之,同时却说中国没有遵守规则。拜登还未正式接任美国总统时,已经开始与盟国商议制定新规则来围堵中国。可见在未来很长时期内,中美之间的规则之争不会止息,变化的只是斗争的形式。

  

   因此,笔者认为,目前的中美关系或许是历史上最复杂诡异的国际关系之一。美国试图妖魔化中国的战略目标实施起来并不容易,毕竟时移世变,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文化态势已经与二战结束时有天翻地覆的变化。而另一方面,坦率地讲,中国对未来中美关系的战略定位也尚未定型。中国还是希望中美间能维持一个相对正常的国家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中美之间当前面临的困境,本质上是一个双重塑造或者说在互动中重塑的问题。

  

   在这一历史性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必须面对和解决很多问题,但始终应该把做好自己的事情放在首位。首先就是要做现有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与新全球化规则的制定者。中国要继续成长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带头遵守各类国际通行的规则——尤其是我国已经承认的规则,这应该成为一个“中国标志”,这样不仅能使各种攻击中国的言论失去听众,也能真正强化中国的软实力。在中国的国力日益增强的形势下,对内而言,依法治国就意味着依法办事,使国内的发展越来越具有世界公认的先进性与合理性;对外则意味着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守护者、双赢政策的践行者,而绝不是为一己之私的搅局者。中国的硬实力早已有目共睹,而新时代软实力的建设则应该由此起步。

  

   第二,利用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取得的成绩,向世界证明自己的体制合理性和优越性。也就是说,要讲好中国故事,尤其要讲好1840 年以后的中国故事。从马戛尔尼访华到最终加入WTO,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时间之漫长令人感叹。但是,我们应该对一些数字有基本的概念:中国的人口超过现在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所以中国的现代化不是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而是相当于另一个“世界”的现代化。这样一个任务使其政府承担着异乎寻常的重任,而且几乎没有任何历史经验可以借鉴。正如李斯特所说:“实际上历史告诉我们的是,国家的政体,不论是叫作民主共和或贵族共和或君主立宪,只有当它能使人民获得高度的个人自由与财产安全,在管理制度上使他们获得保证,当他们从事于向共同目标作奋斗时能高度发挥活动力,并且能持久地、稳定地进行——只有处于这样情况下的国家,公众福利才会获得高度的进展,工商业才会达到高度繁荣的状态。”中国在短短40多年的时间里使整个国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人权和基本的生存权利得到了保障,这份成绩单表明中国人创造出了合乎自己现代化目标的政府,中国政府在领导中国人民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是极为合格的,是一种典型的成功的发展型政府。即便按照西方的发展理论,我们也应该把这个故事讲得理直气壮。因为当前中国人民所获得的实际权利,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多。当然,我们不回避我们应该进一步完善社会治理工作。只要我们坚持下去,任何不怀偏见的人,都会逐渐了解和理解当今中国,这也能让我们稳步地扩大自己的“朋友圈”。

  

第三,要认真补课,解决此前迅猛发展遗留下的社会隐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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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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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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