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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律:大国发展史视野下中美对视的定位与未来

更新时间:2022-03-31 07:05:52
作者: 陈晓律  
因此,能否或何时建立中央集权式的民族国家就成为这个时代衡量欧洲各民族政治、经济与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尺。而政治统一显然不取决于哲学家的思辨,只能取决于领导集团的智慧。

  

   重要历史人物对一个民族发展的重大影响不言而喻,但并非每一个民族都如同德意志这样在发展的重要关头如此依赖关键人物的作用。这主要应归因于德国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不平衡。当西方其他主要国家已经建立现代政治制度、个人的作用受到了很大制约之时,德国却迟迟未能有效地建立相应制度。产生这一结果的根源是复杂的,实际上要求解读整个德意志民族的历史。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在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历史阶段,集权式的统治都是一种常见现象,集权政府中的首脑人物往往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其如果能抓住政治时机,便可大大增强民族凝聚力,使国家迅速发展;而极端个人权力的滥用,则往往会给民族带来灾难性后果。德国历史上的俾斯麦和希特勒就是两个相反的典型。

  

   19 世纪,德意志的统一成了民族发展的头等大事。1848 年之后,德意志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而分裂的德意志各邦都有自己的工商业法令、不同的货币和度量衡,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商品输出缺少强大国家作为后盾,也成为德意志经济发展的另一个软肋。分裂更使有产阶级掠夺海外殖民地的野心难以实现,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德意志各阶级更加迫切要求国家统一。但此时德意志的外部环境极其险恶,统一不仅是德意志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国际问题,执政者既面临国内阻力,更要克服欧洲诸强的阻挠。普鲁士时任首相俾斯麦审时度势, 一方面对内推行“铁血政策”,一方面通过高超的外交手段,利用欧洲各国之间的矛盾, 消除其对德国统一的干涉, 在不到10 年之内,通过三次王朝战争,达到了统一德国的目的。

  

   德意志的统一,对于德国政局稳定、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都起了积极的作用。俾斯麦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措施,如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统一各邦货币、经济、法律制度,实行保护关税政策等,扫除了过去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障碍,建立了统一的国内市场,为德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铺平了道路,顺应了历史潮流。统一后的德国紧紧抓住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契机,经过20多年的跨跃式发展,到20 世纪初基本完成了工业化进程,成为欧洲第一经济强国。与此同时,1871 年后,容克贵族与金融、工业资本家达成妥协,实现所谓“黑麦与钢铁的联盟”,这种独特的“联盟”统治成为帝国统一的基础,直到希特勒时期一直支配着德国政治。因此,德意志第二帝国在政治上保留了浓厚的封建残余,完全继承了普鲁士的封建专制主义历史传统。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德意志第二帝国是“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同时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以警察来保护的军事专制国家”。

  

   这样的国家,一旦强大起来而统治者的扩张野心难以得到制约,走上战争之路也就在所难免了。1888 年威廉二世即位,他年富力强、血气方刚,渴望扩张、不满足于现状却又对国际政治规则缺乏深刻理解。德国从此进入“威廉二世时代”。宰相比洛在1897 年国会演说中声称:“德国占有陆地,让邻居拥有海洋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不想让任何人都相形见绌,但我们也需要阳光下的地盘。”然而,威廉二世和他的幕僚们从未深究世界政策的定义以及其与德国国家利益的关系。德国的世界政策并没有具体的目标,使人容易理解为德国可以在任何时候向任何地方扩张,而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传统又加深了人们的这一印象。最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意志第二帝国灰飞烟灭。

  

   当然,这一切很难完全责怪德国人。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是,在这一时期,任何民族的发展都不完全是自己的事务,民族国家与国际政治的关系日益密切,而德国则始终处于地缘政治的漩涡中心,只要不能很好地处理与其他大国的关系问题,那么,原有的社会矛盾就会被加速激化,从而给自己国家的发展带来意想不到的灭顶之灾。而如何处理好这种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和能力。

  

   因此,德国历史所体现出的国家发展困境在于,缺少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机制,国家统一和发展根本就不可能实现;而一旦强大的国家发展起来,对于如何遏制统治者非理性的冲动,德意志民族却始终未能提供合适的“刹车”机制。在20 世纪险恶的国际局势下,在德国发展历史的紧要关头,在两次世界大战危机临近之时,德国却没能出现富有远见和魄力的政治领袖人物,最终给自身和世界都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

  

   (三)英国:发展与世界霸权

  

   如果没有以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为主体的英国在现代世界的崛起,西方世界也许不可能持续地扩展它对全球的影响。今天,英语仍然是世界通用语言。只不过美国取代了英国成为世界领袖。英国的前殖民地——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都或多或少继承了英国人的政治文化。这种文化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认为盎格鲁国家或单独或共同对世界秩序负有特别的责任,换言之,这种文化自带霸权印记。所以,许多当代国际问题的根源还要到英国发展和扩张的历史中去寻找。

  

   从这个角度看,英国的崛起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它对当今世界和国际关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英国的崛起,除开它自身的内部因素外,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变化也提供了十分难得的机遇。新大陆的发现和新航路的开通将欧洲历史发展引向了另一个路线。横贯南北欧、以德国为心脏、以多瑙河为动脉的欧洲传统中心商路被废弃了,意大利与大西洋航道隔绝,而英国却在这一巨大转折中获得了可遇不可求的机遇。英国人的战略远见,使得从大西洋到苏伊士运河进而通往印度与中国的海上交通动脉被牢牢控制在他们手中,保证了几个世纪英国的繁荣昌盛。为了保住其海上生命线,英国历史上长期在海军方面坚持“两强标准”,即英国舰队应相当于世界其余两个最大海军强国舰队的总和,英国随时准备迎战一切觊觎其制海权的对手。

  

   正是因为这一转变,历史上所谓的“西欧”才打下根基,大不列颠才有了世界霸权的基础。在一个商业的时代,赢得海洋比赢得陆地更重要。拥有制海权,也就拥有了扼杀一切大陆国家生命线、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能力,使自己在以贸易立国的斗争中拥有了天然和绝对的优势。海洋战争的胜利为大不列颠帝国奠定了基础,使英国人获得了西班牙人丧失的威望。这种威望和对于本国国运所具有的信心,促使英国人走上了帝国主义道路,并逐步建立起一个空前的殖民体系,在几百年的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日不落帝国”。

  

   而在制造业方面,英国如何从欧洲众多国家中脱颖而出,本身也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英国对于自身工业的发展有着足够重视和特殊关照。与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不同的是,英国的发展是建立在一种长远考虑的基础上的,那就是要永久地保持自己的工业优势,即英国不仅要坚持不懈地发展本国的工业,而且要坚定不移地消除潜在的竞争对手。所以,英国在发展工业的过程中,并不希望各国处于平等的竞争状态。当时英国的看法是,当两个国家之间有着自由贸易关系时,售出制成品的一方所占的是优势,而只能供应农产品的那一方是居于劣势地位的。

  

   因此,一方面,为保持自身的工业优势,英国十分关注其他国家的发展。一旦这些国家的工业可能成为英国的对手,就必须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1815 年,英国国会议员亨利·布鲁阿姆就宣称:“为了将外国工业扼杀在摇篮里,英国工业品出口就是受些损失也是值得的。”10 年后,另一个主张自由贸易的英国国会议员也强调,对大陆工业应趁其蓓蕾之时加以剪除。李斯特对这类行为的评价是,“它(英国)的政策方针将以为它自己谋福利为唯一鹄的……只要有可能,他将尽量用自己的力量和资本从事于发展他本国的工业,使他的工业产品推广到世界各国的市场……到那时,欧洲大陆国家的地位将一落千丈,人民将成为不重要的、没有收益的民族。在这样的形势下,法国以及西班牙、葡萄牙将遭到同样命运,最上品的酒得供应英国世界,只有最下等的劣酒才能留给自己”。

  

   而另一方面,英国的优势就在于自身的工业能力。工业革命后,英国的世界霸权才正式形成,尽管这之前英国在国际事务中已经拥有无可争议的威望——没有英国的参加,重大国际问题几乎都无法得到解决。但没有经济的实力,尤其是先进经济体系与其在商品生产中体现出来的优势,仅仅靠政治和军事的霸权影响是有限的。19 世纪中叶,英国工业才真正进入了黄金发展时期,棉织品产量比1785 年增加了50 倍,煤产量从1790 年的760 万吨增加到1853年的5400 万吨,机器制造业则在世界市场上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1846 年,以废除“谷物法”为标志,英国放弃了贸易保护主义,公开宣布“所有民族之间的贸易必须享受完全的自由”。从传统的重商主义到自由放任主义,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一个国家,即便是英国这样的国家,在自己没有绝对的技术和经济优势时,也是实行重商主义的国策,只有确信已经没有竞争对手、可以稳操胜券之时才会鼓吹自由贸易。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自由贸易是强者的游戏,不是人人都能“自由”参与的。自此,英国凭借自己的工业优势和经济实力,不仅保持着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地位,而且乘势扩张,到处抢占殖民地,把许多国家变成自己的工业品市场和廉价的原材料供应地,由于世界其他大国尚未完成工业革命,英国这种先发优势使其获尽好处。可见,英国的繁荣有很多影响因素,但最重要的还是英国当时所具有的“世界工厂”的地位,这使它在很长的时期内在工业生产领域中没有遇到真正有力的竞争对手,这就是第一个工业化民族所获得的优势。

  

   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或者说维多利亚时期,是英国最为辉煌的时期。英国拥有广阔的殖民地,成为事实上的全球霸主: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它的殖民地已经膨胀到3350 多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其本土面积的130 多倍;人口为三亿九千多万,是英国本土人口的8 倍多,其殖民地面积比当时的法国多1/3,是德国的4 倍。霸主的地位,不是空泛的说教,不是虚幻的光荣,而是意味着实实在在的好处。于是,如何维护大英帝国的优势,不让其他后来者夺取这种优势,就成为20 世纪英国人必须面对的问题。20 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就在这种背景下展开了。众多殖民地带给英国庞大的财富,也同时消解着帝国的真正实力,这是任何一个帝国都无法避免的问题。世界潮流不进则退,历史从来没有一厢情愿,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实力的逆转已经使英国只能在美国的庇护之下生存。在战争结束、美国终止援助之后,英国负债累累,只能靠出售海外资产抵债,而海外收入也大为减少,1946 年,英国在海外的支出比收入高出7.5亿英镑。

  

大英帝国的衰落背后暗藏的是一种历史宿命。作为世界霸主的英国,力量庞大而虚弱,其始终面对着各个后起工业国的追赶,看似轻松实则危机四伏。英国力量庞大自不必说,“日不落帝国”的称呼已经言明一切,而其虚弱之处则在于英伦三岛面积有限、人口不多,换言之,核心区的资源有限是其致命短板。英国国力强盛之时可以把世界各地视为粮仓或原料供应基地,而一旦稍显颓势,要想稳住霸主位置就显得力不从心。因此,英国人为了维持霸权实际上是小心翼翼的,不仅在欧洲一直试图保持各国之间的均势,甚至在远东还与日本建立过盟友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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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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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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