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下午，为期2天的“中国经学与中华民族精神”国际高层论坛在岳麓书院闭幕，岳麓书院国学研究院院长、国学研究与传播中心主任朱汉民教授作闭幕致辞，认为21世纪中国的崛起不是简单的富国强兵，而应该是文明的崛起；中国的崛起可能为整个人类现代化文明发展提供一种新模式，而要自觉追求中华文明的复兴，离不开两点要求：重新回归经典，重建现代经学。以下是朱汉民教授授权凤凰国学独家发布的讲话实录：
各位老师、各位同仁，下午好！
经过两天紧张的论文宣读与讨论，我们这次中国经学与中华民族精神论坛马上就要结束了。通常来说在结束之前要做一个会议综述，但这次我放弃了做综述的想法，因为经学是一个非常大的领域，涉及到两千多年来各种各样的经典、各种各样的流派。事实上，我们的六十多篇论文，基本上都涉及到从先秦到两汉、魏晋南北朝、宋元明清，一直到当代的各个历史时期的经学著作、人物和流派，而且还包括东亚的经学等等，这么多的领域，我没有办法在这里做综述。
在今天的闭幕式上，我想重点对我们这次会议的议题——“中国经学与中华民族精神”，再做一点发挥。我之所以想做这样的发挥，是因为当代中国正在兴起一种经学热，我认为其中有非常重要的含义，许多境外学者也非常敏感地发现到了这一点。
确实，在当代中国，不仅仅是学术界、教育界，应该说是整个思想文化界，开始出现了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重视中国经典学习的思想潮流。所以今天我想围绕我们这个会议的主题，重点讲一下这个问题。我认为，当代中国知识界要有这样一种文明的自觉，应该积极参与、引导这一回归经典、重建经学的文化思潮。
我们需要把这个回归经典、重建经学的文化思潮，放到我们更大一个历史背景下思考，就是中华文明复兴的需求。
大家知道，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一个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就是中国的崛起。很多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文化学者，都在思考二十一世纪这样一个重大事件对未来世界政治格局的深刻影响。我们已经在国际的舆论界经常听到相关讨论。当然在中国国内，我们会感到中国在崛起当中出现的许许多多问题，有经济的问题、社会的问题、政治的问题、文化的问题、教育的问题等各种各样问题，我们经常为这些问题感到忧心忡忡。其实不管我们面临有多少问题，应该说从世界大局来看，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崛起已经是一个事实，而且是能够改变未来整个世界格局的一个事实，所以说这是二十一世纪的世界范围内一个重大的政治、经济方面的历史事件。
但是，我们更为关注这样一个问题：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崛起，究竟仅仅是一种富国强兵的的国家经济体崛起，或者还是一种延续五千年历史的独特文明的复兴？中国的崛起不能够完全理解为中国按照所谓西方发展模式来以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它是带着自身文明因素而实现崛起的。所以，从根本上来说，中国崛起不应该仅仅是二十一世纪的世界范围内一个重大的经济方面的历史事件。我们更加希望，中国的崛起应该会是一种文明的崛起，是一种延续五千多年而又十分强盛的文明在经过百多年的衰落之后的复兴。中国的崛起并不是像历史终结论说的那样，靠模仿西方的文化趋向模式来完成，而是带有自身文明特征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所以说，中国崛起应该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因为它可能为我们整个人类的现代化文明发展提供一种新模式的可能性，它会给人类带来许许多多新的、令我们浮想联翩的东西。
如果我们把中华文明复兴作为一种自觉追求的话，那么这种文明复兴离不开两点要求：一个是回归经典，另一个是重建经学。
我首先讲一讲，为什么要回归经典？中国文明的复兴，不是一种一种富国强兵，而是让中国文明为人类的现代化文明发展提供一种新模式，而支撑这一文明的基础就是中国传统经典。我们为什么要回归中国传统经典，这里讲三个理由：
第一，中国传统经典是中华民族的人文理性、人文价值、人文信仰最集中体现。我们有五千多年的文明，我们文明的核心价值、民族精神、人文理想，当然体现在经史子集等各种文献典籍里面，但是经典无疑是体现得最集中的载体。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发展很快，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物质文明更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但是我们也会发现，人类在人文领域方面，两千多年前轴心时期所创造的人文经典，仍然是今天我们精神的主要源泉，我们仍然需要从2000多年前轴心时代所创造的人文价值、人文理性中吸收精神营养。古希腊时期、古代中国的科学著作现在不值得一看了，但是那个历史时期留下的关于怎么做人、怎么处理人和人的关系、怎么建构一个和谐合理的社会等一些涉及到人文领域的东西，仍然是今天的人们的思想源泉。但是近百年我们中断了这一源头活水。由于近代中国受到西方船坚炮利的侵略，使得我们一直追求一个富国强兵的中国梦。为了追求这种梦想，我们甚至一度中断了中华文化的人文经典传统，这样其实就割断了我们的精神命脉和人文根基。今天，当我们富国强兵的梦想即将实现之时，却突然发现我们已经失去更加重要的东西，出现了很多严重的问题，这与我们失去了人文文化的根基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个时候，全社会出现的国学热、经典热，实际上都是这种文化寻根的强烈冲动。很多来岳麓书院学习的企业家、公务员，他们津津乐道于读经典，这种行为没有谁号召，完全是发自内心的想读。这种重新回到经典的冲动，实质上也是一种回归中华文明的精神渴求。
第二，从中华文明史的演变来看，可以发现回归经典是文明发展的必要条件。中华文明是在全世界延续时间长而一直没有中断的文明，而且中华文明的每一次发展与转型，都跟重新回归经典有关系。比如西汉确立了儒家经典在文化教育领域的主导地位，为汉唐盛世奠定了文明的基础。孔子整理的五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核心经典，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中华文明的精神价值，从而造成了汉唐的盛世。如果没有经典的回归和经学的确立，也就没有汉唐的文明。同样，当隋唐时期佛教大盛，中华文明面临外来宗教的挑战，中国会不会像东南亚一样成为一个佛教化的国家呢？许多儒家士大夫强调中华民族自身的文化传统，他们倡导重读经典，通过重新回到经典而复兴中华文明。他们主张回到轴心时代的中华文明，并且选择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儒家子学(《论语》《孟子》)和解释《五经》的传、记、序、论，把这些典籍重新确立为经典，即所谓的《四书》，从而造就了代表中国文化又一个高峰时期的近世文明。所以说，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本来就是跟经典的重读有关系的。
第三，我们以西方文明史为例，同样是可以看到回归经典的必要。我们知道，16世纪西方文明的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文明史的格局。近代西方文明的崛起，经历了所谓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这样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文明的地位，也改变了世界文明史的格局。西方文明所建立的整个政治体系、经济体系和文化体系，最终将其他文明纳入到自己的体系中来。其实，西方近代文明的崛起，是建立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基础上，而实质上这一系列运动，都和他们回归“两希”（希腊、希伯来）文明的经典有密切关系。文艺复兴就是回到古希腊的人文主义艺术、哲学，宗教改革就是要摆脱中世纪的教会，回到《圣经》为代表的早期基督教的宗教精神。正因为有这样一个回归经典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所以才有西方近代文明的兴起。
以上我从这三个方面，说到回归经典应该是我们今天中华文明复兴的一个根本的要求。但是回归经典并不是目的，所以我要讲第二点，就要重建经学，或者重建现代经学。
今天面临的时代发生了空前的变化，我们仍然需要通过回归经典来追求现代人所需求的这些人文价值、人文理性、人文信仰，但是，并不是把古代的经典搬过来重读就可以解决问题，而是需要一个重建现代经学的过程。这个重建的过程，应该说是一个更加艰难的过程。
如何重建现代经学？我认为应该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就是要重建新的经典体系。我们一讲经学，马上会想到《四书》、《五经》，特别是想到《五经》。从事经学史研究的都知道，历史上只有《五经》才是真正的经，《四书》都是它的“传” “记”，都是解释经典的。其实，如果我们站在整个中华文明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在历史上所谓的经典实质上是在不断地变化的。比方说，孔子创立的所谓《六经》体系，实际上是尧舜禹夏商周时期先王们留下的档案、文献等历史典籍，其实他们留下了无数治国理政的各种各样的档案、文献和历史典籍，存在于王宫里面。而孔子实际上是从中间挑出很少的一部分，他希望在这样一个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要重建一个理想的社会次序和文明形态，他就在那些典籍中间挑选、整理出一个《六经》体系。这个《六经》体系就包含着华夏民族的德治、仁政、太平、协和万邦的礼乐文明的一些基本思想。所以这样就形成了诗、书、礼、易、乐、春秋的《六经》体系。
宋代士大夫面临如何解决个人生命的安顿的问题，如何解决道德性命的理论建构问题。佛教的最大的长处一个是关注个人的安身立命，并且有一套义理思辨的理论体系。这两个是原来的《五经》系统没有办法解决的。所以宋代士大夫建立起一个新的《四书》体系，这种四书体系正好是宋儒所要推动解决的。朱熹为建立这个《四书》体系，他敢于从《礼记》中间抽出两篇，他认为这两篇最适合于解决当时时代所赋予他的文化使命。
为了解决中华文明的复兴，我们应该从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中，选出那些典籍作为现代中国文明复兴的经典？今天假设我们要重新编一个为我们当代人所需要的经典体系，很多人自然而然想到《五经》《四书》。其实如果我们要建立现代经典体系的话，不应该有历史的局限，我们要根据这个时代的需求而重建经典体系。当代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有很多，包括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文明问题、环保问题等等，我们需要从轴心时代先哲们所创造的文明经典中寻找人文智慧。历史上孔子和朱子对经典的态度和方法值得文明学习，他们没有很多框框。孔子并没有很多框框，他就是要解决当时时代所需要，在三代文献档案中寻求那些有普遍性和永恒性的价值、意义的文献，来作为春秋战国时期建构文明需要的文献作为经典。朱子选四书的做法受到很多学者的批评，怎么可以把两篇文章从《礼记》里面抽出来呢？但是他是从文化建设、文化建构的需要，从当时时代所要解决的这种文化建构的使命来做的。宋儒以儒家子学、传记之学的文献，组合成新经典体系，就是值得我们当代学者学习的。
要重建新的经典体系，可以实现两个超越。一个是超越时代。也就是说我们重建新的经典体系，不能够越古老越好，轴心时代的经典是最重要的，但也可以延续到汉唐、宋明甚至到近现代，只要是能够既体现中华民族文化内涵、又具有普遍性永恒性价值和意义的文献，都是我们考虑的对象。第二是超越学派。我们一讲经学，在经史子集里面儒家的才是经学，道家佛教其他各家各派的都不是经学，而是子学。如果我们建立中华民族现代新经典体系时，我认为应该超越学派，可以超越儒家，我们应该从中华民族无限丰富的典籍里，寻找为现代中国人、为中华文明复兴、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来建立新的经典体系。
第二，光选经典体系不够，朱熹选了四书，如果他不做注释，是不能解决重建现代经学问题的。假设我们选出很多经典来，还要根据我们现代的需要来做出合乎我们现代人所需要的创造性的诠释。朱熹在读四书的时候，他所处的宋代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必须要根据时代的需要，打通古今的隔阂、对立和紧张。严格说，我们当代人重读经典的时候，所面临的紧张程度远远超过朱熹。所以，中华文明的复兴，确实需要在重新选择经典时重新诠释经典。我相信中国经典的创造性诠释，其实就是我们当代学人、当代中国人和千古圣贤打破时空关系的一种心灵对话，我们要在这种对话中完成回归经典、重建经学的使命，这种对话能够实现现代中华文明的建构，特别是对人文价值、人文信仰、人文理性的建构有着非常重要的、关键性的意义。
这次会议在岳麓书院举办，岳麓书院正好是中国古代的一个学院，其实它在历史上、在宋代就承担了重新回归经典、重建经典的使命。朱熹张栻在此会讲，就是讨论关于经典的问题，讨论《中庸》中“已发” 、“未发”等“心性”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既是经典里面的问题，也是宋代学人所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面临佛教挑战、面临当时的政治格局、文化格局而必须要解决严峻问题的时候，他们选择了重读经典，建立了新的经学体系。岳麓书院今天能够举办此次会议，这么多学者汇聚于此，我们希望，正像岳麓书院在历史上曾经为中华文明、中国经典的回归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样，今天我们也盼望岳麓书院和全国的学者一道，在中华文明复兴的特殊时刻，重新回归经典，重建现代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