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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今:“冠带”“夷狄”之间:司马迁的民族意识

更新时间:2022-03-29 14:35:08
作者: 王子今  

  

   摘要:汉武帝时代,民族关系进入历史新阶段。成书于此时的《史记》,对于上古以来的民族史有大致符合历史真实的记述。《史记》是开始专门的民族史书写的第一部史学名著。司马迁在《史记》中表达的民族意识,与儒学严格界隔“华夷”的传统有别。《史记》关注中原农耕民族与边地游牧射猎民族在文化基因方面的共通性,承认多民族对华夏文明发生和发育的综合作用,尊重文化风习的“四夷各异”,肯定并赞扬“胡服之功”,这些都体现了开明的理念。考察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理解并说明这一历史进程,应当重视司马迁民族意识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 《史记》 冠带 夷狄 文化基因 胡服之功 李陵 四夷各异

  

   《史记》开创了专门的民族史书写。《史记》透露的司马迁的民族意识与儒学“华夷之防”传统有别。司马迁为中原民族以外的其他民族立传,是史学的伟大创举。其历史记述,公允地承认多民族对华夏文明进步的积极影响。对于“胡人”在西汉帝国重心地方的作用,《史记》也保留了珍贵的记忆。就丝绸之路开通的历史,《史记》对草原民族的贡献有所表彰。司马迁赞扬“胡服之功”,承认和尊重文化风习的“四夷各异”,也体现了开明的历史理念。对于战国秦汉时期“冠带”“夷狄”之间民族关系史的记述、理解和说明,应当重视司马迁民族意识的积极意义。

   一、伟大创制:为“北胡”“西戎”“东夷”“南藩”“远蛮”立传

   自上古时代起,边地少数民族就参与了中国文明的建设,也表现出各自的文化个性,中原人因与“诸夏”“内”“外”对应,称之为“夷狄”。《史记》亦可见“北胡” “东夷” “西戎” “南藩” “远蛮”的称谓习惯。

   《史记》的“列传”中,有《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均以中原民族以外的民族历史文化作为记述主体。这在史学撰述方式中,是重要的创新。

   翦伯赞指出,“司马迁不朽”,不仅在于他开创了《史记》这种历史学的方法,“而且在于他具有远大的历史见识”。所谓“远大”,体现于他对于中原以外民族的关注。“他的见识之远大,首先表现在他的眼光能够投射到中国以外的世界,即以世界规模研究中国历史,例如他在《史记》中,已经注意到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如匈奴、西南夷、东越、南越、朝鲜;并且注意到中国以外的世界,如大宛、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安息等中亚细亚诸国。” “民族”,在有的史论中使用“部族”的表述方式。有学者注意到,“部族生活”和“部族”之间的“关系”,都是司马迁历史记述的重点。郑鹤声说:“关于国内外部族间的关系,他亦是非常注意的。”“他尊崇各部族本身的历史,曾大量地撰述了各部族的历史,例如‘朝鲜’、‘匈奴’、‘大宛’以及‘西南夷’、‘南越’、‘东越’等列传,来记录他们的生活情况,与中原地区的关系。”“因为这些部族的逐渐加入于汉族人民的生活范围,曾使他们政治的经济的组织向前发展了一步。这些列传的撰述,为我们追溯和探究中华各民族融合的历史过程,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

   白寿彝在肯定《史记》的史学史地位时也曾经指出,《史记》“在它所包括的时代上,在丰富的内容上都是前无古人的”。《史记》“不仅记载上层,而且也记载下层人物”,“写贵族的很多,写平民的也不少”。他特别强调《史记》“写少数民族”的意义:“《史记》不仅写汉族,还写少数民族。他写了南越、东越、西南夷、匈奴等列传,并且不是把少数民族放在末尾,而是和别的列传穿插起来,按历史顺序编排。”《史记》记述对象包括“少数民族”,被认为“确是一部前无古人的巨著,是后来史家的楷模”。白寿彝“不是把少数民族放在末尾,而是和别的列传穿插起来”的表扬,意义是重要的。清代学者赵翼曾经批评《史记》“朝臣与外夷相次”的“穿插”式“编排”,以为“不伦”。但是他有自己的解释:“《史记》列传次序,盖成一篇即编入一篇,不待撰成全书后,重为排比。”“其次第皆无意义,可知其随得随编也。”然而他也说“《李广传》后忽列《匈奴传》,下又列《卫青霍去病传》。”“此犹曰诸臣事皆与匈奴相涉也。”这与“随得随编”,“次第皆无意义”说是矛盾的。现在看来,“成一篇即编入一篇”,“排比”“无意义”的说法似不能成立。白寿彝“按历史顺序编排”的意见可备一说。方国瑜认为赵翼“朝臣与外夷相次,已属不伦”说,“此乃大民族主义之偏见,不能理解司马迁之用心。”他说:“《史记》以后之纪传体多依此范例,在边区以地区作传,但《汉书叙传》已称‘西南外夷,别种殊域’,以后则称为蛮夷传或外国传,且次第多置于列传之末,视为外纪,此《春秋》内夏外夷之偏见,与《史记》书法异矣。”“(《史记》)列传次第,公孙弘之后为南越、东越、西南夷诸传,又次为司马相如传,盖因事相关而排比如此。”由此可见,“司马迁对西南夷所持之态度亦较公正。”方国瑜“盖因事相关而排比如此”说与白寿彝“按历史顺序编排”说,是接近的。

   《史记》研究专家施丁指出,“司马迁还在一些纪、传中(例如《秦始皇本纪》、《匈奴列传》、《大宛列传》、《南越列传》等篇章)记述了中国古代汉族同许多少数民族关系的历史。这些记述,虽然暴露了当时由于汉、匈等族都是剥削阶级掌握政权,发生了一些给各族人民带来灾难,令人很不愉快的矛盾和战争,但是也反映了中国古代各族之间相互往来、祖国大一统的历史发展的面貌,反映了中国秦汉时代特别是秦皇、汉武之世出现了历史上空前的多民族的统一局面的真实情况。”其实,对于民族之间的“矛盾和战争”的认识,应当注意克劳塞维茨的说法:“战争是一种人类交往的行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经指出:“战争本身”“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他们特别重视民族关系在这种“交往”中的动态。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对进行征服的蛮族来说,正如以上所指出的,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在传统的、对该民族来说唯一可能的粗陋生产方式下,人口的增长越来需要新的生产资料,因而这种交往越来越被加紧利用。”

   应当说,司马迁是专门的民族史书写的开创者。

   二、“民族”“部族”的文化基因分析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说匈奴种族渊源:“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裴骃《集解》引《汉书音义》注“淳维”:“匈奴始祖名。”司马贞《索隐》引张晏曰:“淳维以殷时奔北边。”又引据其他传说,以为“其言夏后苗裔,或当然也”。认为匈奴族源与“夏后氏”有关,是与我们有关上古时代民族关系史的知识相符合的。

   郑鹤声曾经指出:“(司马迁)除亲身参加了西南少数部族生活的访问工作了解部族间的一些实际情况外,又从书面史料上,获得了一些国内外部族间的血统关系,……他一方面注意到这些部族间的血统关系,一方面又注意着部族间的政治关系”。对于“部族间的血统关系”,还指出了相关实证:“例如在《吴太伯世家》里说‘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之类。”这是通过对先祖的历史记忆,发现“部族”的“血统关系”。“中国”与边缘“蛮”族,可能有共同的基因。《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说“公刘发迹于西戎”。前引《史记》卷五《秦本纪》称秦“在西戎,保西垂”。以上都说周秦有来自“西戎”的文化渊源。

   《史记》卷二〇《建元以来侯者年表》:“齐桓越燕伐山戎,武灵王以区区赵服单于,秦缪用百里霸西戎,吴楚之君以诸侯役百越。”司马迁指出,代表中原文化以武力“伐”“服”“霸”“役”外围少数民族的强势力量,其实与“夷狄”有复杂的文化渊源关系。《史记》卷二七《天官书》写道:“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绍而明之,内冠带,外夷狄,分中国为十有二州,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强调上古时代人文地理与政治地理的划分,是以“冠带”“夷狄”区分“内”“外”的。然而关于东周历史,则说:“天子微,诸侯力政,五伯代兴,更为主命。自是之后,众暴寡,大并小。秦、楚、吴、越,夷狄也,为强伯。”指出战国时期主导中原文化方向的强势力量,曾经是“夷狄”。“冠带”与“夷狄”的文化品质,是有所转换的。例如就秦文化而言,《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及文公踰陇,攘夷狄,尊陈宝,营岐雍之间,而穆公修政,东竟至河,则与齐桓、晋文中国侯伯侔矣。”说秦文公“攘夷狄”。此后又言秦穆公“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但是东方人对秦,仍长期“夷翟遇之”,史称“诸夏宾之,比于戎翟”。东方人又有“秦戎翟之教”,“秦杂戎翟之俗”的说法。

   《史记》还指出,其实中原文明的主要创造者,曾经与周边民族有复杂的关系。《史记》卷五《秦本纪》说:“其玄孙曰费昌,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史记》卷四四《魏世家》也说:“其后绝封,为庶人,或在中国,或在夷狄。”甚至周人正统传续,也有这样的情形。《史记》卷二六《历书》:“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是以其禨祥废而不统。”《史记》卷三一《吴太伯世家》也记载了“太伯、仲雍二人”“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故事,“太史公曰:‘……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史记》卷四一《越王勾践世家》也说,“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然而“封于会稽”,“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所谓“中国”与“夷狄”,“诸夏”与“夷狄”,并不一定体现鲜明的种族别异。所谓“蛮夷”的人口构成其实相当复杂,其文化往往是多源的或者说多元的。《史记》卷三二《齐太公世家》写道:“楚成王初收荆蛮有之,夷狄自置。”《史记》卷四〇《楚世家》记述:“楚曰:‘我蛮夷也。’”楚灵王说:“诸侯远我。”又载析父语:“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荜露蓝蒌”,或理解为“僻在荆蛮”。然而司马迁记载楚人自己的追述,称“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鬻熊子事文王”,楚熊通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周成王时,“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司马迁告知我们,楚人在“中国”“诸侯”与“荆蛮”“夷越”错综复杂的关系之间,难以用单一色彩形容其文化风貌。

   三、孔子排斥“夷狄之乐”与赵武灵王的“胡服之功”

   对于“夷狄”文化,儒学思想领袖有明朗的表态。《史记》卷四七《孔子世家》记述齐鲁夹谷之会,“献酬之礼毕,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四方之乐。’景公曰:‘诺。’于是旍旄羽袚矛戟剑拨鼓噪而至。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举袂而言曰:‘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何为于此!请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则左右视晏子与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对于孔子的严正态度,“景公惧而动,知义不若,归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鲁以君子之道辅其君,而子独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于鲁君,为之奈何?’有司进对曰:‘君子有过则谢以质,小人有过则谢以文。君若悼之,则谢以质。’于是齐侯乃归所侵鲁之郓、汶阳、龟阴之田以谢过。”这是齐鲁的“好会”,孔子在这次外交活动中的坚定表现,使得鲁国以所谓与“夷狄之道”对立的“君子之道”,在文化形象和国家利益方面都占了上风。后世赞颂孔子对“礼”的坚持,多批评“侏儒之乐”,而以为“旍旄羽袚矛戟剑拨鼓噪而至”的“夷狄之乐”为次要。关于孔子排斥“夷狄之乐”的记述,似乎仅见于司马迁《史记》。后世政论、史论往往只引据《史记》或《孔子世家》或司马迁说。其缘由及意义或可深入探究。

蔡尚思曾经分析司马迁对孔子和儒学的态度。他指出,“如果只看《孔子世家》,就会误认为他为儒家信徒。如清王应奎说汉四百年尊孔子者无如司马迁。刘鸿翱说司马迁尊孔孟为班固所不及。陈作霖说‘推尊孔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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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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