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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倩:论明代儒学的三种乡治模式

更新时间:2022-03-29 09:46:40
作者: 吴倩  

  

   摘    要:明代儒学的经世取向从宋代“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转变为“化民成俗”的下行路线。面对社会世俗化趋势与社会关系变迁,儒学思想在乡村治理上发展出宗族、乡约、讲会三种典型模式。三种模式在乡村社会形成了较完备的组织结构,承担了较多治理职能,产生了较大社会影响,同时展现出儒家乡治实践的典型特征。基于血缘关系的宗族是儒家对传统乡治模式的接续发展,基于地缘关系的乡约是儒家在自身义理框架内的改良创造,基于“朋友之义”的讲会则是儒家突破传统义理的革命创新。三者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民间社会自治的力量,显示出儒学因应社会实际进行自我调适的实践成就。三种模式治理乡村社会之得失揭示出儒家思想与明代转型社会互动的历史逻辑。

  

   明代社会(尤其是明中期以后的社会)处于一个变革时期,余英时把这一时期称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社会与文化变迁时期之一”【1】。明代的社会转型主要表现为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阶层的流动。首先是商品经济的发展。许多西方研究者认为明代晚期中国经济领域出现了“第二次商业革命”,并一直持续到18世纪。在此基础上,社会转型的第二个体现是社会阶层的自由流动。宋代全面确立的科举考试制度取代了之前士族垄断出仕权的九品中正制,平民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国家政权。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垂直流动加快,等级区分进一步淡化。总的说来,明代后期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原有的社会关系结构受到冲击,传统的国家控制力量逐渐崩坏,整个社会的平民化、世俗化趋势日益明显。在此趋势下,明代基层社会出现了三方面的新变化:一是基层社会的行业结构发生变化。很多百姓放弃原有的本业从商,冲击了原有的“士农工商”行业格局。作为儒家世界观之现实基础的“士农工商”四民格局的等级排序,因商人阶层的崛起而被逐步打破。二是基层社会组织大量出现,文人结社、手工业者行会等组织不断涌现。书院、结社、会馆、行会,各种新兴的社会组织蓬勃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大类:(一)讲学会;(二)文人的结社;(三)民间的结会;(四)善会;(五)城市游民的结社;(六)游戏、怡老之会。”【2】这些新型的社会组织日益冲击着明政府的基层组织结构,民间自治力量正在逐步发展壮大。三是基层社会在商业浪潮冲击下逐渐改变了原有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商品交换的发展使社会日益世俗化,商贾、平民不断强化自身的自我认同,社会风气变得日益浮薄、狡诈、逐利。“天下之人虽不说是人人经商,却人人‘商其志’,也就是说人人有为商之志、求利之心。”【3】

   面对明代社会关系与治理格局的新变化,明代儒学发展了传统的乡治理论与实践,在乡村治理上形成了宗族、乡约、讲会三种典型模式。三种模式或是接续传统乡治理路的进一步发展(宗族)、或是在自身义理框架内创造新模式(乡约)、或是改造原有义理进行颠覆性的新创造(讲会),从而在明代乡村治理中发挥了较大作用。宗族、乡约与讲会具备了比较完善的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承担了较多的社会治理职能,堪称儒家思想与明代社会互动以解决社会治理问题的典型方案。学界对于明代的宗族、乡约、讲会已进行了一些研究,以往研究侧重于不同时代与地区宗族发展的基本情况、乡约的管理职能与社会教化、乡约与地方士绅的关系、讲会与儒学转向的关系、讲会对地方社会的影响等方面【4】,而对宗族、乡约、讲会所体现出的儒学与社会之关系尚未展开深入探讨。本文拟剖析上述三种乡治模式的特点与得失,进而管窥儒家思想与明代转型社会互动的内在逻辑。

   一、组织完备、职能健全的宗族

   宗族是在注重血缘的传统观念下几乎贯穿古代社会始终的基层组织,也是明代儒学接续传统乡治模式治理乡村的重要载体。

   《尔雅·释亲》曰“父之党为宗族”,常建华将宗族定义为“由共同祖先界定出来的父系群体”【5】。从宋代的儒学复兴运动开始,立足于宗族建设的宗法制度重建就是儒者践行王道、经世济民的重要环节。宋明儒家秉承以“三代之治”为典范的政治理想,在宋明社会的世俗化、平民化变迁中注重依托宗族建设以觉民行道、德润乡里。他们陆续创设了家礼、家谱、家规、族田等一系列措施凝聚亲情、敬宗收族。欧阳修、苏洵创制了宗族家谱的典范——“欧苏谱例”,这种家谱范例成为宋元明清多数家谱的格式范本。朱熹的《朱子家礼》制作了一套接续古礼内在精神、与时俱进、适应当世的礼仪规范。《家礼》把儒家伦理纲常细化到人们冠婚丧祭的日常生活中,其中“祭礼”的祠堂制度细致规划了祠堂的房屋陈设、神位排序、礼仪流程、子孙站位、言语内容、祭器祭服等内容。朱熹设计的祠堂祭祖礼仪为宗族祭祖规划了完整具体的行动方案,成为后世宗族祭祖的经典流程。明代宗族接续并进一步发展了宋代宗族的实践模式,明代理学家吴与弼、陈献章、薛瑄、丘濬等都十分重视宗族发展。丘濬结合明代社会实际重新编纂了朱熹的《家礼》,撰成《家礼仪节》,在明代宗族中大力推行。他还主张由朝廷立法强制宗族修撰家谱、制止族田兼并。在理学家的倡行和明政府的推动下,明代中期以后宗族发展迅速,在地方社会影响很大。明代民间的士大夫与平民生活多以宗族为依托,宗族组织既是儒家乡治理念的现实基础,又是儒家乡治理想的实践落实。

   概而言之,明代宗族对乡村社会的治理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明代宗族的组织化、制度化程度较高,依托祭祖活动,大多建有祠堂、编有族谱、立有族规,逐步发展为具有严整的组织结构、明确的管理分工、雄厚的经济基础、严格的组织规则的血缘性基层组织。

   从组织结构上看,宗族基于血缘关系而聚拢起来,具有明确的父系祖先和传承谱系。在祭祀共同父系祖先的基础上,宗族大多分为若干支族。一个较大的宗族往往分为若干支派,支派以下又分若干房。支派是宗族的次一级单位,房则是支派的次一级单位。相对父辈而言,若干个儿子构成若干支派或房,每一个儿子为中心的小家庭构成一支而与其他儿子相互独立。在日常管理中,宗族主要按“宗族—支派”的结构进行分层管理。族中有族长、宗子、房长、家相等管理者,分嫡房与庶房、长房与次房,嫡、长房是宗族的核心。族长一般由族中众人按年龄或品德推举产生,负责总管合族大小事务,也有宗族规定由族中各房轮值管理族中事务。此外,一些繁衍世系较久、成员较多的大宗族还会在族长总管族务的同时分设管家、主记(出纳)、监视(监督)与各分项主管,管理宗族的祭祀、族田、饮食、收租、店铺、救济等各类事务。

   从宗族规约来看,宋元时期已经有许多宗族制定家训家法,明代宗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制定出大量完备的族规。很多家族把族规载入族谱,使其规范性和强制性大大提升。明代族规大多在祭祖与宗祠事务之外增加其它管理内容。例如,族规一方面规定族长、房长等各级管理者的职权,另一方面规定族人的道德修养、嫁娶礼俗等规范。比如很多族规注重调节家庭关系,要求家人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太平《崔氏家规》……分励臣节、尽子道、正夫纲、和兄弟、择交游、端习尚、劝向学、严坟禁、祟俭约、辨尊卑、别嫌疑、急征赋、族礼诸条。”【6】总的说来,宗族族规涵盖广泛、管理具体、有理有力,从而实质性地规范着传统宗族社会的日常生活。

   第二,明代宗族承担了地方社会较大部分的治理职能,拥有族田、建有族学、组织祭祀、救济穷困,具备经济、教育、礼俗、道德教化、社会救济、断案折狱、纠纷调解等功能。

   从总体上讲,明代宗族处理乡村事务最重要的职能包括经济职能、纠纷调解职能和社会救济职能。

   宗族的经济职能主要通过宗族拥有的田产族田体现。明代的族田延续了宋元时期族田的形态并进一步发展。族田收入主要用来举行祭祀、缴纳赋役、赡养族人、储备灾荒等。明代族田数量大大发展,布局日益合理。如万历年间苏州一个吴氏宗族拥有族田六百亩,并对其进行了十分合理的使用规划:“内以二百亩为奉公田,以资公役;以五十亩为报本田,以供粢盛,以会族食;以五十亩为敦睦田,以恤匮乏,以尊高年;以五十亩为嘉礼田,以时婚配,以重人伦之本;以五十亩为凶礼田,以谨丧葬,以厚人道之尊;以百亩为劝学田,以教以掖,以成后昆之美;以百亩为备荒田,以储以散,以裕歉岁之需。”【7】由此可见,吴氏宗族的族田被规划为若干部分,分别用于交纳赋税、赡养族人、抚恤老弱、资助婚丧、教育后代、储存备荒,可谓分项明确、经营合理。族田是宗族的经济基础,在维系宗族存续、保障族人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宗族的纠纷调解职能主要体现为族长主导的族内纠纷调解机制。具体来说,宗族内部如果因为田产、赋役、日常事务、婚丧嫁娶等问题产生争执,族长具有在族内处理争端的权力,并且许多宗族组织明确要求族人在宗族内部解决纷争,不许越级告官。对于那些未经宗族首领调解裁决而擅自上告官府的族人,有的宗族会对其进行处罚或问罪,如明代浙江绍兴府刘氏宗族规定:“举宗之事,质成宗长,未听而碟于官者罪之。”【8】

   第三,明代宗族在乡村社会具有较大影响力,平民百姓乐于依附宗族谋求荫庇,地方政府也乐于倚重宗族管理民间,宗族在一定意义上荫庇和保护了族人,同时也协助了地方政府的基层治理。

   宗族组织对地方官府的协助和对民间百姓的荫庇主要体现在赋役征收、族规获得官方批准、族长获得官方授权等方面。

   在赋税的征收方面,根据郑振满的研究,明代福建地区很多宗族都以族为单位承担政府赋税,进而再在族内以各种约定俗成的方式分摊赋税。如永春县的官林李氏家族从明初开始在当地定居,李氏家族从第三代开始分家并且明确规定族内各房平均分摊赋役。这种分摊赋税的方式持续到万历年间。由于长、二、三房之间的贫富差距扩大,无法按原来的办法平均分摊,宗族内部把赋役的承担方式改为“照丁米轮流”,也即按各房收入的不同分别承担不同时长的赋税。“如万历十七年的《合同》规定:‘照丁米六年轮流:长房应听一年,二房应听三年,三房应听二年。’”郑振满认为,“这种‘照丁米’派役的做法,表明族内各支派之间的人丁和事产是可以相互核算的,因而才有可能依据各房‘丁米的消长’而调整其赋役负担”。【9】在此基础上,无论是平均分摊还是按收入调配的做法都表明李氏家族是以宗族为单位承担政府赋税的。家族内部各支派间可以秉承一定原则相互补益、调剂余缺。上述事例显现出明代宗族在基层社会的基本经济要求——赋税征收方面的影响力。宗族下可荫蔽族人,上可完纳官差,是官民之间的有益中介。

   此外,宗族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力还表现在官府批准族规、以政治力量肯定族长管理权等方面。明代部分宗族将其族规上报地方官府谋求认可,部分宗族申请官府授权族长管理宗族,给宗族领袖的管理行为加上官方认可的标签。与此相应,官府把族规族权视为地方政权的补充,也同意授权宗族管理基层事务。根据学界研究,宗族申请地方政府批准族规的高潮出现在嘉靖、万历时期,此时政权与族权的互动关系不断加强,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联手。

   由上而言,宗族是明代儒学在传统乡治模型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明代宗族组织具有完备的组织结构,承担了较多的治理职能,在基层社会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二、官方推行、堪称典范的乡约

   乡约是明代乡村社会的重要组织。它肇始于北宋陕西蓝田的《吕氏乡约》,南宋时朱熹增删修订《吕氏乡约》而扩大了乡约的影响。明代乡约在政府推广下大兴于世,逐步完成了由儒者自发的改良试点到官方推广的乡治典范的历史跨越。

明代心学主张“致良知”,认为良知本体必然在天地万物与日用平常中发用流行,把握良知必须随时就事上去做。乡约治民、以礼化俗正是良知发用的“一事”。并且,心学崇尚简易方法,愚夫愚妇可以与知,阳明心学的平民化色彩进一步促进了乡约的推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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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周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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