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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汉民:近代湖湘士大夫重建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启示

更新时间:2022-03-29 00:04:00
作者: 朱汉民 (进入专栏)  

   摘要:晚清以后,最大的文化问题既要汲收西方现代性文化,又要坚持中国文化的主体性。近代湖湘士大夫在推动中国文化的近代化转型的时候,由于他们能够坚持对中国文化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化自立,将文化近代化转型与中国文化主体性重建结合起来,给当代的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

  

   关键词:中国文化;主体性重建;湖湘文化;湖湘士大夫;

  

   晚清以后,中华民族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在汲收西方现代性文化的基础上,实现中国文化主体性重建。直到今天,这仍然是当代中国人面临的重大问题。而晚清以来,湖湘士大夫所思考的中国文化主体性重建的思想历程与文化成果,仍然值得当代知识群体思考和承传。

  

   一

  

   晚清以来,湖湘士大夫在致力于推动中国文化近代化的同时,希望实现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重建。所以,湖湘士大夫的许多杰出人物,从魏源、郭嵩焘到谭嗣同、杨昌济,他们之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深远,就在于他们深入思考并积极实践于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之中。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他们的思考与实践在特别的历史条件下一度中断,他们的许多独到的追求没有能够实现,所以,到现在为止,这些问题仍然保留下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当代中国的知识界、文化界面临一百多年前的同样问题:既一方面要推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所谓“改革”就是致力于中国制度文化的现代化变革,所谓“开放”就是从器物、制度到观念文化的外来引进。但是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知识界则面临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建构问题。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绝不是完全移植西方现代化的器物、制度、观念就能够顺利完成,而必须如杨昌济所言,“夫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一国之文明,不能全体移植于他国”。所以,中华民族仍然面临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这一重大的文化问题。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其实就是如杨昌济所说的,要使“吾国固有文明”,能够在现代化进程中而继续“大放光明”,这就必须首先实现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重建。

  

   但是,当代知识界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似乎容易形成一个这样的常识见解:西方国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因而西方文化既是一种现代化的文化,也是一种代表人类的普遍性文明,中国要完成现代化建设,就应该放弃自己文化的特殊性,从器物文化到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全面引进西方的普遍性文化。这种看法比较流行。当然另一方面也有许多民族文化本位论者反对上述见解,他们持文化相对主义观而拒绝引进西方的现代化文化,有些人甚至强调坚守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而不惜批判、放弃现代性文化。其实,上述两端的见解虽然竭然相反,却有一个共通之处:就是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对立起来,然后选择其中的一端而排斥另一端。

  

   从湖湘文化的近代化过程可以发现,晚清以来湖湘士大夫所推动的中国文化近代化转型并不是上述的两极看法,他们的许多想法、做法,恰恰是通过将中国文化近代化转型与主体性建构的结合,最终实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通。所以,近代湖湘文化的当代价值,首先应该体现在湖湘士大夫在中国文化近代化的探索中而所积累的经验、形成的智慧、创造的成就。当然,其中最为值得珍视的,是他们那种既坚决推动中国文化的近代化、又坚持张扬中国文化主体性建构的文化态度,特别是他们在倡扬二者结合时所具有的十分睿智的文化探索。

  

   一方面,在中国近代史上,湖湘地区湧现出一大批能够“睁眼看世界”、倡导对外来文化的开放态度的士大夫群体,他们是中国近代史上推动引进外来文化的积极推动者。从魏源著《海国图志》倡“师夷之长技”并介绍西方世界的历史地理、科学技术、政治法律、思想文化,到洋务派领袖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致力于对西方器物文化、科学技术的学习与引进;从谭嗣同、唐才常、黄兴、宋教仁、杨昌济力图效法西方的制度文化,推动中国近代化政治制度与文化的建设,到新文化运动中易白沙、毛泽东、蔡和森的倡导、引进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并进一步学习、引进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以救中国,正是他们推动了晚清以后的中国近代化运动,特别是通过引进西方的器物文化、制度文化、思想文化,来推动中国的近代化运动。晚清湖湘士大夫的近代化追求,代表着中国文化近代发展的内在要求与必然趋势,同样亦是当代湖湘知识群体学习、效法的典范。

  

   但是另一方面,正是这批推动中国文化近代化的湖湘士大夫,他们又是中国文化主体性重建的推动者。尽管他们倡导对西方文化的开放态度,积极引进西方的器物文化、制度文化与思想文化,但是他们从没有丧失中国文化主体性的信念,他们积极引进外来的西方文化,最终只是实现中国文化主体性重建。他们也是中国文化负面因素的反思者、批判者,他们之所以怀着沉痛的心情反思、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正是希望实现中国文化的浴火重生。所以,从批叛、反思中国传统的负面性而言,湖湘士大夫的激烈程度是令人难忘的,如谭嗣同对中国传统三纲五伦的批判:“则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i]但是,他们在内心中仍然坚守中国文化的内在价值与主体地位。那些在当时的士大夫群体中显得十分开放、激进的魏源、郭嵩焘、谭嗣同、宋教仁、易白沙等人,他们的内心世界中仍然信仰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特别追求唐尧虞舜、内圣外王的社会理想与文化理想。他们所欣赏、推介、引进的西方近代化文化,其实是获得了他们内心的中国文化理念认同之后才得以引入的。从魏源、郭嵩焘对西方政治的推介,到谭嗣同、宋教仁追求宪政民主的实践,再到毛泽东、蔡和森、杨度的共产主义运动,虽然均体现为对西方文化的引进,但是他们之所以如此欣赏、追求、向往这些异域的文化,根源在于他们内心的文化母体——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他们在两种文化的双向选择中,完成中国文化的近代化转型,实现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重建。

  

   由此可见,湖湘文化传统的当代意义,首先在于湖湘士大夫将中国文化的近代化与主体性重建的结合。对于当代中国知识界来说,我们仍然应该沿着近代湖湘士大夫的文化道路继续走下去,完成他们没有完成的文化使命。这既是使中华文化重焕生机的必然之路,同时也是使中华文化惠及人类的光明大道,即如杨昌济所预言的:“吾人能输入西洋文明以自益,后输出吾国之文明以益天下。”

  

   二

  

   湖湘文化的发展机遇、历史贡献,均是与中国文化的历史建构、将别是其主体建构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回顾湖湘文化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湖湘文化发展的两个重要时期,楚汉、两宋的文化发展之所以成就高、贡献大,就在于它们能够充分表达中国文化发展时期的主体性建构的要求。

  

   在楚汉时期,湖湘地区产生了将中原道德文化与沅湘民俗文化相结合的浪漫主义文学艺术,其典型代表是屈原的《楚辞》诗歌艺术,它们成为南方文化的经典艺术,并为两汉以后完全成熟的中华文明做出了杰出贡献。可见,楚汉时期的沅湘文化为两汉以后成型的中华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使这个远离中原华夏文化的南蛮地区的文化,最终成为中华文化的区域文化之一——南楚文化或沅湘文化,纳入到中华文化体系之中。一方面,屈原因“重华情结”而实现了南楚文化对华夏文化的认同;另一方面,沅湘地区的巫歌民俗因《楚辞》而成为中华文化的经典,在两千多年来一直陶冶着中华儿女的审美心灵。这就是湖湘文化对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历史贡献!

  

   两宋时期,由于中华文化长期面临外来佛教文化的挑战,如何汲收外来佛教文化的智慧与价值,实现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已经成为两宋以后儒家士大夫必须承担的最大文化使命。两宋时期湖湘文化崛起,就在于这个时期的湖湘士大夫参与到了宋明理学思潮的奠基、发展、总结的几个历史阶段之中,每个阶段均产生了最重要的历史人物、学派,如理学开山祖周敦颐,理学发展集大成的湖湘学派,理学总结者王船山,理学复兴者曾国藩。所以,宋明时期湖湘文化能够崛起,就在于它勇敢承担、积极参与了两宋以后中华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发展,特别是在吸收佛教文化的基础上实现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建构,即建立一个既汲收佛道文化的智慧与价值,又能够回归尧舜、周孔之道的主体性文化,从而完成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建构。

  

   清末民初时期,是中华文化进入到世界近代化潮流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华民族面临强势的西方文化的巨大冲击。不仅是西方文明潮水般涌入中国,同时这种文化输入还与经济掠夺、军事进攻、政治殖民紧密相关,中华民族面临民族与文化的双重危机。湖湘文化在这个时期能够崛起,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文化区域之一,就在于晚清以后的湖湘士大夫,一方面主动承担起学习、引进外来的西洋文化的器物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全方位推动中国文化的近代化;另一方面又坚持反思、批判、改造中国文化传统,回归中华文化中具有恒常性、普遍性的价值体系,以实现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重建。清末民初的湖湘士大夫、知识群体参与了这一文化建设的历史进程。虽然他们并没有完成中华文化主体性重建的历史使命,但是,他们开辟的道路、积累的经验、产生的成果,已经成为一笔保贵的文化遗产,留给了当代文化人。

  

   湖湘文化要能够在当代获得发展,取得成功,首先必须与当代中华文化的发展要求结合起来。所以,我们首先了解当代中国文化的使命是什么,特别要能够获得对我们所处的时代及其中国文化的任务的基本认识。

  

   当代中国文化的使命与晚清民初的文化转型有直接的关联,虽然二者的国际国内历史背景发生了具大的变化。晚清民初中华民族所以急于要解决文化问题,是因为中华民族正面西方列强的瓜分而有亡国灭种的危机。那些提倡学习西方近代器物、制度、思想文化的志士仁人,往往均是抱着救国救民的经世追求而致力于中国文化近代化的转型。可见,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问题,本来就是一个纳入到经世济民、救亡图存之中的重大政治问题。由于文化近代化转型成为维护中华民族生存的手段,故而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这个原本水乳交融的生命存在竟然出现了严重的分离。那些推动中国文化近代化的湖湘志士仁人注意到了这种分离,他们希望通过中西文化的融通以实现中国文化主体性重建。所以,魏源、郭嵩焘、谭嗣同、杨昌济等均是中国近代史上推动中国文化近代化、开创中西文化融通以实现中国文化主体性重建的先趋人物。

  

当代中国同样正在面临文化主体性重建的使命,但是今天的国际国内历史背景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晚清以来希望通过近代化以实现中国富国强兵的所谓强国梦,今天已经变成了现实。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雪洗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饱受的侵略、掠夺、瓜分所带来的民族耻辱,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中华民族终于站了起来。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经三十多年以后,终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华民族不仅在政治上获得了独立,而且在经济上更加富裕,军事上更加强大,一百多年以无数中华儿女一直追求的富国强兵的梦想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全世界均在展望:21世纪是中国正在崛起并且成为世界强国的世纪。于此同时,中华民族也在面对一个严峻的事实:中国的强大还只体现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而并不是文化上的强大,这与中国在历史上的强大似乎不同。在延续几千多年的世界历史上,毫无疑问中国是世界上的强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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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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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原道》第24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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