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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汉民:近代湖湘士大夫重建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启示

更新时间:2022-03-29 00:04:00
作者: 朱汉民 (进入专栏)  
而且中国的强大绝不仅仅是政治上、经济上或军事上的,而首先是文化上的强大,无论是道德修养、哲学观念、文学艺术,还是学校教育、科学技术、工艺制造,中国均在世界上有独到的贡献、普遍的影响、崇高的地位。然而,与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比较起来,中国文化却是最为薄弱的,不仅与当代中国强大的综合国力不相称,更与其五千年延续的灿烂文明不相称。如是,这个数千年一直以其悠久而辉煌文化而自豪的民族,却在21世纪实现了富国强兵梦想之后,却在为自己的文化弱势而自卑!

  

   为什么会这样?这里既有一百多年以来中国近代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亦有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文化失误方面的原因。无论是近一百多年的近代化运动,还是近三十多年的现代化运动,主导或参与中国近代化进程或现代化运动的精英人物,最为缺乏的是对数千年积累的中华文明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与文化自立。西方近代国家那些主导近代化运动的精英人物充满着对自己传统文化的自信、自觉、自立,故而才有复兴、重建文化传统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近代化文化思潮。而近代中国的知识精英、政治精英所缺乏的正是对自己文化传统的自信、自觉、自立。由于没有文化自信,所以他们将本民族国家的近代和积弱均归罪于自己的文化先祖,不相信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具有近代化的文化资源;没有文化自觉,所以他们看不到自己文化传统的潜在价值,更不能够将自己文化传统的潜在价值作现代转化;没有文化自立,所以他们将中国近代化运动看作是文化方向的西化过程,认为仅仅是引进外来文化即可解决文化的问题。既然没有对自己文化传统的自信、自觉、自立,那么最终的结果是中国文化主体性的缺失。由于失去文化主体性,引进的外来文化亦无法在本民族的文化土壤里扎根。所以,尽管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其他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在文化领域的收效却十分有限。

  

   三

  

   所以,我们需要重新反思一百多年以来的中国文化近代化的历程,由于本文的主旨,这里我们主要从湖湘士大夫所致力于中国文化主体性重建中寻找智慧。晚清以来那些推动中国文化近代化的湖湘士大夫,一方积极引进外来文化,敢于大胆介绍、学习、推广西方文明,引进外来的器物文物、制度文化、思想文化;但另一方面,他又坚守中华优秀文化,挖掘优秀木土文化资源。这两个方面,均是以推动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特别是推动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重建为目标。而当代中国的最迫切任务,恰恰是必须完成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重建,中华民族才真正是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大国,并且首先是一个其他民族国家所景仰的文化大国!那么,清末民初的湖湘士大夫的文化使命留给我们什么启示呢?

  

   其一,文化自信。近代开明的湖湘士大夫虽然力倡改革开放,十分欣赏并倡导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宪政制度、平等自由观念,但是他们却有着对中华五千年文化的高度自信。他们的文化自信是建立在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有深刻体认的基础之上。所以,尽管他们对现实社会中的种种文化思想弊端有切身的体会与冲锐的批判,他们均是批判中国文化弊端最激烈的人。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丧失过中华文化的自信。无论是魏源对西方“坚船利炮”的引进,还是郭嵩焘对西欧“政教风俗”的欣赏,谭嗣同对西方“自由平等”的向往,均没有使他们失去中华文化自信,他们内心一直坚守的三代之政、内圣外王、天人之道的价值信念。他们的文化自信,一方面是坚信中国文化近代的完成是中国文化理想的实现,认为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仍是中国文化近代化的目标,在他们看来,中国文化近代化的结果不是离中国文化理想目标更远,而是更为切近或者是完成,近代化的最终目标,无非是中国文化理想的王道政治、圣王人格、天人之道。另一方面,他们的文化自信,则是根源于对中华文化是一种普遍性文化的信念,他们从不认为延续5000年之久的中华文化视为一种地域性、特殊性文化,相反,他们一直坚持中国文化的普遍性,谭嗣同坚信“孔教何尝不可编治地球哉”,[ii]故而他能够以孔了之“仁”作为最具普世性的价值理念。杨昌济也坚定地相信,儒教的价值理念是具有普遍性与世界主义的,他说:“吾国圣贤之教,本取世界主义,故恒谓吾国为天下。”[iii]总之,由于他们坚信中华优秀文化既有贯通古今与未来的恒常价值,又有超越民族国家的普遍性价值。

  

   其二,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是对中国文化具有恒常性、普遍性价值的信念,表现为一种“情”的执著,而这种“情”的执著必须建立在对中华文化的“知”的理性、觉解基础之上,即具有对中华文化的自觉。文化自觉必须包括文化上知已知彼。“知已”就是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有一个深入、全面、多维的认知,近代湖湘士大夫是一个对中华传统文化有着深厚基础的知识群体,并且对传统学术形态能够兼容并蓄。“知彼”就是敢于、乐于“睁眼看世界”,近代湖湘士大夫是最早倡导了解西方、即“睁眼看世界”而走向世界的知识群体。正由于他们能够将知已、知彼结合起来,才可能真正进入到文化自觉的境界。一方面,知已知彼使得他们能够大胆地承认自己文化传统的短处与不足,敢于做文化上的自我反省与自我批判,亦敢于承认他者的文化上的长处与优点,大胆推介、引进外来的优秀文化。另一方面,知已知彼则让他们有足够的文化自觉,特别是对中华文化传统中的恒常性、普遍性价值有非常理性的认同与坚守。这种以知已知彼为基础的文化自觉,是一种对中华文化的理性觉解与文化自觉。而中国近代以来许多人缺乏文化自觉,或者是缺乏对西方文化的理性认知,盲目地拒绝、轻视西方文化;或者缺乏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面对西方文化即妄自菲薄,做一个“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的文化乞丐。

  

   其三,文化自立。“自信”是情,“自觉”是知,“自立”是意,属文化建构的实际行动。有了对中国文化的“自信”、“自觉”,最终要完成中国文化建构的“自立”。当然,文化自立是一个最为艰难的工作,也是一个至今的仍然远未完成的工作。但是,近代湖湘士大夫所做的一些文化建构的探索值得我们关注的,其中最突出的,是谭嗣同的《仁学》。谭嗣同是一位对中国文化传统有着足够文化自信、文化自觉的人,所以他在为他流血牺牲的新中华建构新的文化体系时,坚持以“仁”为其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毫无疑问,在他建构的价值体系之中,“仁”是属于中华文化传统价值体系的核心,体现出文化主体性建构的精神。通过“仁”,可以追溯儒学、孔教的价值之源,从而确立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地位,并进一步确立“孔教何尝不可编治地球”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另一方面,他确立的“仁”是一个开放的价值体系,不仅可以兼容平等、自由的近代化价值理念,而且还可以具有“会通世界圣哲之心法,以救全世界之众生也”的普世性。虽然谭嗣同作为一位投身于维新变法的政治领袖人物,他所建构的“仁学”体系还不够圆融完善,但是他的文化自立的追求,无疑是值得当代学人学习的。

  

   近代湖湘士大夫在推动中国文化的近代化转型的时候,由于他们能够坚持对中国文化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化自立,故而能够将这种文化近代化转型与中国文化主体性重建结合起来。而现代中国在致力于中华民族的独立与强国富民的改革开放时,恰恰缺乏对中国文化的自信、自觉、自立,没有承担起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重建的历史使命。所以,我们在思考当代湖湘文化如何发展时,首先考虑的应该是承传近代湖湘士大夫的文化使命,最终完成中华文化的主体性重建。

   注释:

  

   [i] 《仁学八》,《谭嗣同全集》,第299页,北京:中华书局,1998。

  

   [ii] 《仁学四十》,《谭嗣同全集》,第352页。

  

   [iii] 《静观室札记》,《杨昌济集》第1册,第85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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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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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原道》第24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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