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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汉民:师道复兴与宋学崛起

更新时间:2022-03-28 23:03:45
作者: 朱汉民 (进入专栏)  
他在文中所表彰的“道统”,就是孟子、扬子、文中子、韩愈等儒家士大夫体现的师道精神之谱系。

  

   南宋前期作为民间儒学的理学大盛,同时书院也大盛。南宋理学家特别强调,作为独立于地方官学系统的书院,乃是士大夫复兴儒学、重建理学的大本营,所以他们于其中特别标榜士大夫的师道精神。朱熹在担任湖南安抚使的时候,将自己修复岳麓书院看作一种对师道复兴的追求:“契勘本州州学之外复置岳麓书院,本为有志之士不远千里求师取友,至于是邦者,无所栖泊,以为优游肄业之地。故前帅枢密忠肃刘公特因旧基复创新馆,延请故本司侍讲张公先生往来其间,使四方来学之士,得以传道、授业、解惑焉,此意甚远,非世俗常见所到也。而比年以来,师道陵夷,讲论废息,士气不振,议者惜之。”(《潭州委教授措置岳麓书院牒》)事实上,朱熹一直将官学之外的书院创建,看作一项复兴师道的重大举措。纵观朱熹一生,他的主要精力除了从事学术研究、理学建构外,就是大量创办或恢复书院讲学。他在福建、江西、湖南等地,到处创办或主持书院,将书院教育发展到一个繁荣的阶段。这一切,均是基于他复兴师道的精神动力。

  

   二、师道与宋学道统论

  

   在师道复兴的思潮推动下,宋儒不仅推动了宋学的兴起和宋学精神的形成,还建构了以师道为主体的道统论。师道与道统论的密切联系,反映出师道复兴与宋学建构之间的互动关系。宋儒虽然承认三代圣王相传的先王型道统,但是更强调孔孟儒家所传承的士人型道统。士人型道统论的建构,成为宋学的一个新学说,也是师道复兴的理论成果。宋儒道统论虽然与佛学的“法统”刺激有关,但是还有一个更加深刻的政治根源,而这存在于持有人文理想的儒者与持有政治权力的帝王的紧张关系中。两宋兴起的师道复兴,推动了宋学的道统论思想建设,重新定义了儒师与帝王的关系。

  

   按照宋儒的看法,春秋战国以来的儒者有道而无位,汉唐帝王则有位而无道,所以宋儒总是呼唤复兴师道,希望确立以孔孟精神为主体的道统论,以挽救儒家的圣人之道。宋儒建构的道统论,否定了汉儒在道统传承史上的地位。宋儒特别不满意汉唐以来“师道废久矣”(《胡先生墓表》)的情况,他们批判汉唐士大夫缺乏早期儒家“师道尊严”的士人精神,或者沉溺于章句训诂之学而谋取功名利禄,或者引导君主“汨于五伯功利之习”而违背孔孟的道德精神。宋儒创建以师道为主体的道统论,强调必须传承先秦儒家士人的精神传统,而这一士人精神传统就是师道型的道统论。

  

   学界普遍关注的道统论,其实是与师道复兴同时发生的。唐宋以来道统论的倡导者,也正是师道的呼吁者。宋儒为了让师道获得神圣性权威并能够与强大的政治王权抗争,必须建构一个既有神圣性又有永恒性的道统,而且这一道统应该是由师道主导的。其实,自秦汉以来的传统中国一直存在两种权威:一种是君主权力的权威,另一种是圣人文化的权威。而且这两种权威有着密切的关联,君主的政治权威需要圣人文化权威的维护,而圣人文化权威往往需要得到君主权力的认可。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的现实政治权力,往往会与儒家士大夫争夺圣人文化的权威。

  

   关于“道统”这一概念的产生,过去学界一般认为是朱熹发明的。如陈荣捷在《朱子新探索》中认为,朱子在《中庸章句序》中首次提出“道统”概念。[4]这一观点影响较大。但是后来有学者发现,其实在朱熹之前就出现了“道统”的概念,如现存文献中可以发现在朱熹以前的几处“道统”用法。[5]在这些材料中,我们发现一个重要的现象:在宋学兴起以前的道统论中,以帝王之位上接三代先王“道统”的说法占据主导地位。

  

   譬如,北宋靖康初年担任太学博士的李若水撰有《上何右丞书》,他提出的道统论就特别突显帝王之位:他认为能够代表道统的人物,是那些拥有至高无上政治权力、并且创造巨大政治事功的帝王们,而与孔子以来的儒家士人没有任何关系。李若水肯定上古时代的圣王序列:“盖尧、舜、禹、文、武、周公之成烈,载于《书》,咏于《诗》,杂见于传记。”(《上何右丞书》)早期儒家如孔孟等赞扬三代圣王的仁德和胸怀,是为了批判现实政治中君王的暴虐和狭隘;但是李若水推崇三代圣王的成就功业(“成烈”),则是为了推崇汉、唐、宋等大一统王朝的帝王,故而将道统归诸汉唐以来的帝王序列。他还说:“周衰,私智横议者出,此道坠地。汉兴,力扶而举之,汉末复坠……至唐力扶而举之……天厌丧乱,眷命有德。艺祖以勇智之资、不世出之才,祛迷援溺,整皇纲于既纷,续道统于已绝。”(《上何右丞书》)在这里,李若水明确提出“道统”概念,而列入道统脉络的都是有权有位的“帝王之统”,他肯定那些在历史上能够建立统一帝国的君王就是三代道统的承接者,认定他们才是“王”与“圣”合一的道统传人。应该说,作为太学博士的李若水提出的道统论,绝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代表了帝王希望将自己“圣人”化的要求。

  

   所以,宋学道统论不仅是在文化上与佛道争正统,更是希望通过师道复兴,建立起以孔孟之道为本位的师道型道统论。也就是说,宋儒复兴师道的最终目的之一就是消解以王位相承的帝王道统论,建构以道学相承的士人道统论。可见,宋儒的师道精神确实具有重要的道统意义。一方面,他们强调三代时期的“圣王之道”,大力表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的历史传承;另一方面,他们大力强调春秋战国以后,能够传承道统的只有开创民间讲学的孔子、孟子等士君子。也就是说,秦汉以后那些推行霸道、悖逆仁义的暴君并不能够传承圣人之道,而开创宋学的诸多儒家士大夫,将通过师道复兴来传承孔孟的道统。

  

   道统论的系统理论是由南宋张栻、朱熹所确立的,他们二人均通过师道复兴而建构儒家的士人道统论。张栻是以师道复兴而建构道统论的重要人物,他主持地方书院、创办州县学校,并将这些看作振兴儒学、复兴师道的重要举措。他曾于乾道初年主持岳麓书院,并以“传道”为根本宗旨,从而将师道复兴与书院创建结合起来,推动了理学学统与书院师道的密切结合。张栻还通过创建周敦颐、二程等道学学者祠堂的方式,既推动师道复兴,也进行宋代道统的思想建构。在张栻看来,师道、道学、道统是同一件事情,三代圣王之道至东周不得其传,幸亏孔孟以师道方式传承了此道,但是自秦汉以来,往往是言治者汨于五霸功利之习,求道者沦于异端空虚之说。要如何才能够传承三代圣王之道呢?张栻认为秦汉以后的帝王不可能成为道统的传承者,所以只能将希望寄托于士人传承的师道。张栻在为静江府学宫创建周敦颐、二程等道学学者的“三先生祠堂”时,向士林表明这一切均是为了复兴师道,他反复指明师道的意义所在:

  

   师道之不可不立也久矣!良才美质,何世无之,而后世之人才所以不古如者,以夫师道之不立故也。……幸而有先觉者出,得其传于千载之下,私淑诸人,使学者知夫儒学之真,求之有道,进之有序,以免于异端之归,去孔孟之世虽远,而与亲炙之者故亦何以相异,独非幸哉?是则秦汉以来师道之立,宜莫盛于今也。(《三先生祠记》)

  

   张栻反复强调要复兴孔孟奠定的师道,就是希望宋代士人能够承担和传承三代圣王创建的道统。可见,他期望通过书院、学校开创出“秦汉以来师道之立,宜莫盛于今也”的局面,将师道与道统统一起来。

  

   如果说张栻希望从士人之师道过渡到士人之道统,那么朱熹就是这一师道化道统的全面建构者。朱熹完成的道统论,不仅是一种理论建构,还特别体现在经典建设和教育制度建设两方面。其一,朱熹通过结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而合称“四书”,并以毕生精力完成了《四书章句集注》一书。朱熹关注的重点不再是作为三代先王政典的“五经”体系,而独创一套早期儒家士人经典的“四书”体系,他还通过为“四书”作序,系统阐发了其道统论思想。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首先肯定的道统人物是“君师”合一的上古圣王,他们创造了“教治”合一的道统:“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四书章句集注》)在《中庸章句序》中,朱熹则特别强调“子思子忧道学失其传而作”的道统意义:“盖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然当是时,见而知之者,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及曾氏之再传,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四书章句集注》)朱熹进一步在《大学章句序》中将宋代道学学派列入孔孟之道的道统脉络中:“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四书章句集注》)

  

   其二,朱熹通过承载师道理想的书院,将其道统思想落实到具体现实。宋代书院的兴起与宋代师道复兴运动本来就是密不可分的,宋儒通过书院制度的建立,希望进一步确立具有师道精神的道统论。朱熹在他主持的沧洲书院中,特意将代表师道精神的道统与书院的祭祀制度结合起来:“维绍熙五年岁次甲寅十有二月丁巳朔十有三日己巳,后学朱熹敢昭告于先圣至圣文宣王:恭惟道统,远自羲、轩,集厥大成,允属元圣,述古垂训……今以吉日,谨率诸生恭修释菜之礼,以先师兖国公颜氏、郕侯曾氏、沂水侯孔氏、邹国公孟氏,配濓溪周先生、明道程先生、伊川程先生、康节邵先生、横渠张先生、温国司马文正公、延平李先生,从祀尚飨。”(《沧洲精舍告先圣文》)从孔、颜、曾、孟,到周、程、邵、张、司马、李,他们均是士人师道精神的典范,也是道统的传承者。朱熹特别将自己的老师李侗列为道统人物,更是表达了自己要传承这一千年师道精神的宏愿。南宋时期,逐渐有大量书院开始创建本学派宗师的专门祠堂,这既体现出对学统的尊崇,更使师道观念和道统意识落实到书院制度中。

  

   由此可见,由道学派集大成者朱熹完成的道统论,其实是唐宋以来师道复兴运动的思想成果。元代官修《宋史》专列《道学传》,其之所以称周敦颐、二程、朱熹为“道学”并单独列传,是因为他们以孔孟的师道精神传承了三代之道。《道学传》的依据就是程颐为程颢撰写的《墓志铭》中的道统论:“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辨异端,辟邪说,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宋史·道学一》)可见,宋儒通过复兴师道而建构的道统论,其实是士大夫主体精神的理论建构,体现了先秦儒家师道精神的思想传统。

  

   三、师道与政教转型

  

两宋的师道复兴,推动了宋学的兴起和发展,同时还引发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转型,即从汉学型的政教形态转型为宋学型的政教形态。从儒家学派产生开始,儒者就以“师”的身份成为文化传承和知识创新的主体,并活跃于历史舞台。无论是汉学的“师法”还是宋学的“师道”,均对汉、宋学术的思想演变与学术授受产生了重要影响。的确,儒家尊师的思想传统与中国传统政教形态密切相关。而唐宋之际出现的师道复兴,特别是宋代士大夫“以师道自居”之责任担当带来的两宋时期的思想解放和儒学复兴,其实就是一场以师道复兴为契机而由两宋士大夫完成的政教转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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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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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动态》202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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