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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汉民:张载的义理经学及其关学学统

更新时间:2022-03-28 22:54:50
作者: 朱汉民 (进入专栏)  

   摘要:宋学学派之一的张载之学,主要是通过诠释经典而展开义理之学的建构。张载的义理经学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为达到“乐天安命”目的而建构内圣之道,主要是以《周易》和《四书》为核心经典的义理之学;二是以经邦济世为目标而建构外王之道,主要是三《礼》为核心经典的礼义学与礼制学。张载在关中地区讲学并创立的学派,是本义的关学;宋元明清陕西关中地域的儒学传统,是引申出来的广义关学。《关学篇》《关学续编》的“关学”是引申义的,作者基于历史编纂学目的,希望对关中地区乡邦文献人物作出全面整理。

  

   关键词:张载; 经学; 义理之学; 关学; 学统

  

   张载(1020—1077),字子厚,祖籍大梁(今河南开封),生于长安。因长期寓居陕西凤翔府眉县横渠镇讲学,故被学者称为横渠先生。《宋史》记载,张载年轻时期受到范仲淹的引导,通过学习《中庸》而入圣门,到后来出入释老,最后返归《六经》之旨而创建宋学的义理之学。可见,张载的学术历程均是通过阅读儒家经典、重新诠释儒家经典而完成的。张载的学术地位很高,被称之为北宋“五子”之一,也是两宋时期关学学派的创始人。

  

   张载的义理经学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是为达到“乐天安命”目的的内圣之道,主要是以《周易》和《四书》学为核心经典的义理之学;二是以经邦济世为目标的外王之道,其内容涉及三《礼》为核心经典的礼学(包括礼义与礼制的学说)。张载的义理经学,奠定了宋学史上著名的关学学统。

  

   一、《周易》与《四书》的义理汇通

  

   宋学首先是新经学思潮,张载创建的关学是宋学的著名学派之一,张载的所有学术活动、学术思想均是围绕经学展开的。王夫之认为张载之学涵盖了儒家诸经的内容:“张子之学,无非《易》也,即无非《诗》之志,《书》之事,《礼》之节,《乐》之和,《春秋》之大法也,《论》《孟》之要归也。”张载之学是通过诠释儒家经典而建构起来的,而且,张载在《经学理窟》一书中,明确标榜自己的经学是一种“义理之学”的形态,他说:

  

   义理之学,亦须深沉方有造,非浅易轻浮之可得也。盖惟深则能通天下之志,只欲说得便似圣人,若次则是释氏之所谓祖师之类也。1

  

   张载强调的儒家经学是一种“义理之学”,一方面要区别于汉唐经师“浅易轻浮”的章句训诂之学,另一方面也要警惕空谈明心见性而不能够“通天下之志”的释老之学。张载认可的学术:“盖所以求义理,莫非天地、礼乐、鬼神至大之事,心不弘则无由得见。”2张载数十年坚持对经典中义理的思考和探寻,使得朱熹表彰他的学术时说:“横渠之学,苦心力索之功深。”3

  

   张载的经学还以汇通群经为特色,这与他承担的学术使命是分不开的。《宋史》对张载的经学思想有一段评价:“其学尊礼贵德,乐天安命,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4张载的学术宗旨往往是以“乐天安命”为目标,故而他关注的经典首先是《周易》和《四书》,他进行的艰苦学术工夫集中体现在他将《周易》与《四书》的经典诠释结合起来。

  

   学界曾经有过张载之学到底是易学还是《四书》学的讨论。5其实,张载的经学旨趣是以汇通为特色,《周易》学和《四书》学在张载之学中均很重要。一方面,张载的学术使命是要解决汉唐儒家“知人而不知天”6的弊端,故而需要以《周易》为经典依据,为新儒学建构起哲学深度的天道论;另一方面张载强调儒学“得天而未始遗人”7,故而特别关注《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道德义理,建构复兴儒家人文精神的人道论。而且,张载作为宋代新儒学的大家,特别需要将《周易》的天道和《四书》的人道论结合起来,即融合《周易》和《四书》而重建儒家的天人之学。

  

   张载融合《周易》和《四书》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代表著作《正蒙》一书中。《正蒙》是张载晚年思想学术完全成熟时期的著作,张载自己认为:“此书予历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与前圣合与!大要发端示人而已,其触类广之,则吾将有待于学者。正如老木之株,枝别固多,所少者润泽华叶尔。”8这一部书是张载个人“致思之所得”的著作,其弟子苏昞“辄就其编,会归义例,略效《论语》《孟子》,篇次章句,以类相从,为十七篇。”9虽然本书从体例来说属于儒家“子学”类著作,但是从其学术渊源、思想内容来说,恰恰体现出张载将《周易》与《四书》的经典诠释结合起来完成义理建构的学术特色。

  

   首先,《正蒙》集中表达了张载的易学思想。从《正蒙》的书名、篇名和学术渊源、主要思想来说,该书其实是张载解读《周易》义理的代表著作,特别凝聚了他晚年的易学思想。《正蒙》一书的名称就来自于《周易》,是张载依据对《蒙》卦卦义的理解,《象传》云“蒙以养正,圣功也”。张载解释说:“养其蒙使正者,圣人之功也。”10同时,《正蒙》作为张载的重要易学著作,其中有《大易篇》《太和篇》《参两篇》《天道篇》《神化篇》《乾称篇》等,不仅仅是这些篇名全部是来自于《易传》,这些篇章的学术思想也主要是以易理建构起来的,《正蒙》一书中有大量条目与他早期著作《横渠易说》的表述完全一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正蒙》中的学术体系,确实包含着张载易学的基本内容。

  

   当然,张载的易学还体现在他专门的易学著作《横渠易说》中,其学术思想正可以与《正蒙》相互补充。《横渠易说》主要是张载易学的一部笔记式的手稿,该书往往是有选择性地对《周易》经传加以注解,四库馆臣称“往往经文数十句中一无所说,末卷更加不附载经文,载其有说者而已。”11但是,这毕竟是张载一部专门的易学著作,全书体现出张载以易理建构“天人一源”之学的学术追求,譬如:

  

   《易》之为书与天地准。易即天道,独入于爻位系之以辞者,此则归于人事。盖卦本天道,三阴三阳一升一降而变成八卦。错综为六十四,分而有三百八十四爻也。因爻有吉凶动静,故系之以辞,存乎教诫。使人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其出入以度,内外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无有师保,如临父母。圣人与人撰出一法律之书,使人知所向避,《易》之义也。12

  

   从张载对《周易·系辞传》的“说”中可以看到,他对《易》义的思考,重点在“易即天道”的宇宙本体论建构,然后他会进一步从天道转入人道,进而从事“归于人事”的人道思考,而《正蒙》恰恰是张载这一思想追求的完成。

  

   所以,从张载的《正蒙》中可以进一步探讨他的《四书》学。张载要建构新儒家“得天而未始遗人”的义理体系,特别需要将《易》学与《四书》学结合起来。《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是早期儒家人道论的核心经典,《四书》的集合与命名是朱熹通过《四书章句集注》得以完成的。但是,朱熹之前的北宋理学家如张载、二程等对《四书》学的兴起、形成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正蒙》一书正是张载《四书》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张载对《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在儒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有明确的认知。他坚持认为:

  

   学者信书,且须信《论语》《孟子》。《诗》《书》无舛杂。《礼》虽杂出诸儒,亦若无害义处。如《中庸》《大学》出于圣门,无可疑者。13

  

   要见圣人,无如《论》《孟》为要。《论》《孟》一书于学者大足,只是须涵泳。14

  

   所以,张载《正蒙》一书在论述天道论之后,接着就是《诚明篇》《大心篇》《中正篇》《至当篇》《作者篇》《三十篇》《有司篇》等论述人道论的篇章,主要内容均是源于《四书》学。其中的许多篇名就来自于《四书》,如《诚明篇》《中正篇》来自《中庸》,《大心篇》来自《孟子》,《三十篇》来自《论语》的“三十而有志于学”。可见,《正蒙》一书与《四书》相关的篇名还多于《周易》。

  

   张载为了解决秦汉以来儒家学者“知人而不知天”的弊端,通过《周易》诠释而建构天道论,但是作为一个与佛老之学论战的儒者,他最终目标仍然是人道建构,所以他必须将《周易》的天道义理落实到《四书》的人道义理。《正蒙》在阐发《四书》的做人之道时,总是将二者结合起来:

  

   三十器于礼,非强立之谓也。四十精义致用,时措而不疑。五十穷理尽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谓之至,故曰知。六十尽人物之性,声入心通。七十与天同德,不思不勉,从容中道。

  

   穷理尽性,然而至于命,尽人物之性,然后耳顺;与天地参,无意、必、固、我,然后范围天地之化,从心而不逾矩;老而安死,然后不梦周公。15

  

   我们看到,《论语》中有孔子自述其三十而立至七十的人生精神历程,提出人应该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道德修养,而张载将这些做人的道理提升到超越的天道,与《周易》的“与天同德”“穷理尽性,然而至于命,尽人物之性”“范围天地之化”等天道论结合起来。张载这一种将《周易》天道论与《四书》人道论结合,成为他建构性理之学的一种普遍性方法。如他提出“须知自诚明与自明诚者有异。自诚明者,先尽性以至于穷理也,谓先自其性理会来,以至穷理;自明诚者,先穷理以至于尽性也,谓先从学问理会,以推达于天性也。”16这就是将《易传》的“尽性以至于穷理”“穷理以至于尽性”与《中庸》的“自诚明与自明诚”结合起来。所以,将《正蒙》看作是宋儒《四书》学重要著作也有一定理由,因为它体现了张载对《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思想的发展。

  

   由此可见,面对佛老之学在人生哲学领域的挑战,张载的义理经学首先是要解决“乐天安命”的问题,故而必须将天道论的《周易》学与人道论的《四书》学结合起来,以解决他面临的“儒家自有名教可乐”的思想挑战,从而建构出新儒学的义理之学。

  

   二、三《礼》学的礼义与礼制

  

张载的义理经学不仅仅是关注“乐天安命”,致力于内圣之道的建构;他还特别关注“尊礼贵德”,致力于外王之道的建构。张载希望通过三《礼》研究而从事宋代礼仪制度建设,以解决经世致用的实际需要。《宋史·张载传》记载,张载“黜怪妄,辨鬼神。其家婚丧祭葬,率用先王之意,而传以今礼。又论井田、宅里、发敛、学校之法,皆欲条里成书,使可举而措诸事业。”17所以,张载的义理经学还具有十分鲜明的经世致用特色。在张载的著述目录中,涉及礼学范围的十分广泛。譬如,张载的代表著作《正蒙》一书中,就有专论礼学的《乐器》《王禘》等篇。同时,张载《经学理窟》中还专论礼学的《周礼》《礼乐》《祭祀》《丧纪》等篇。另外,张载还著有一些重要礼学著作如《礼记说》《仪礼说》《周礼说》《横渠张氏祭礼》《冠婚丧祭礼》等,尽管其中许多均已散佚,但是看得出来,三《礼》学在张载的经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18本来,在儒学思想体系中,既有属于经学的《礼》学,也有属于典制之学的礼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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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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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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