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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汉民:宋儒道统论与宋代士大夫主体意识

更新时间:2022-03-28 22:38:27
作者: 朱汉民 (进入专栏)  

   论文提要:在唐宋变革、儒学复兴的大背景下,宋代士大夫群体推动了儒学重建。他们作为“道”的承担者和主体力量,也积极致力于道统论的建构。宋儒的道统论其实正是士大夫主体意识的表达和体现,与当时崛起的儒家士大夫主体意识密切相关。为了弘扬儒家士大夫主体意识,宋儒提出并努力解决下列几个问题:在儒、佛、道三教并盛之时,哪家是中国文化的正统?在儒学学统四起之际,哪一派是儒学的正统?在道统与政统、儒生与君王的共治结构中,该谁主导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宋儒建构的道统论,特别是朱熹通过诠释《四书》学而建构的道统论,在上述三个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论证,鲜明地表达了宋代儒家士大夫的主体意识。

  

   关键词:宋儒、道统论、儒家士大夫、《四书》学、主体意识

  

   宋代已经完全打破汉唐的“士族门第”的政治等级和知识垄断,进入到一个主要通过科举制而平等上升、实现社会流动性的时代,形成了一个出身“白衣秀才”、但又能够集政治精英、社会精英、文化精英为一体的士大夫群体。这样,汉代以来的门阀士族主导的准贵族政治衰落,代之以平民出身的士大夫政治力量强化,一种新的所谓“士大夫与君主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逐渐形成。

  

   在唐宋时期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宋儒推动儒学复兴并完成了《四书》学的建构,与此同时,他们也完成了儒家道统论的重建。唐宋变革过程中的宋代士大夫群体能够以政治主体和文化主体的姿态进入历史舞台,强化了他们以“道”的承担者身份的使命感,也进一步使他们的学术视野、政治情怀、人格理想发生重大变化。宋代士大夫群体推动了儒学的文化重建,他们作为“道”的承担者和主体力量,积极推动道统论的建构,宋儒的道统论其实正是士大夫主体意识的表达和体现。宋儒提出并希望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儒、佛、道三教中,究竟哪一家才是中国思想文化正统?在儒学复兴过程中产生许多不同宋学流派,究竟哪一派才是儒家正统?在道统与政统、儒生与君王的共治结构中,该谁主导国家秩序?宋儒提出的道统论,特别是朱熹通过诠释《四书》而建构的道统论,对这些问题作出了明确回答,恰恰是宋代崛起的儒家士大夫主体意识以及相关“道”的承担意识的学术表达。

  

   一、儒、佛、道并起,谁是中国文化的正统?

  

   儒家道统思想兴起于春秋战国、发展于两宋时期,因为这两个时期的儒家均需要深入挖掘传统文化资源,从先圣先贤那里寻求思想依据,以解决现实政治和文化问题。道统思想体现出他们自觉继承历史文化、深入挖掘传统资源的精神追求。

  

   春秋战国时期的原始儒家针对诸子百家的学术争鸣,就提出了“祖述尧舜”的道统思想。在唐宋儒学复兴的大背景下,宋儒最初也是针对唐代兴盛的佛道两教,提出了“道统论”。他们关心的问题是:在儒、佛、道三教并盛之时,哪一家才是中国文化正统?从中唐到宋初,诸多大儒纷纷提出自己的道统思想,均与这一问题有关。这一时期的儒家学者希望解决儒学本身的正统地位问题,即在佛、老思想大盛时期,强调只有儒家才能够代表中国思想文化的正统。他们提出的道统论是与儒学复兴运动联系在一起的,体现了儒家士大夫面临佛道挑战时的一种文化自觉。由于这一阶段的儒家学者还没有能够对儒学作出鲜明的思想创新,故而他们主要还是沿袭早期儒家提出的道统谱系、道统内涵,将先秦、汉唐以来的有一定地位的儒者,统统纳入到自己编排的道统授受谱系之中。

  

   两汉时期,中国思想界、学术界确立了儒学独尊的局面。但是,到了魏晋、隋唐以来,外来的佛教在社会各个不同层面产生深远影响,佛、道两家与儒家并起而呈鼎立之势。从民间的社会民众到士大夫精英群体、历代朝廷君王,他们往往会在儒、佛、道三教中徘徊,影响到唐宋之际的思想文化界,故而不断发生儒佛之争、儒道之争、佛道之争的历史事件。随着儒佛之争的不断深入,中唐以来一些儒家士大夫领袖人物继承原始儒学的道统思想,正式提出了道统学说。道统论的提出就和这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相关:究竟哪一家思想教义才是中国思想文化正统的代表?可见,由于儒、佛、道三教并起而地位未定,唐宋之际儒家士大夫大讲道统论,就是基于佛老思想大盛的文化挑战,他们强调只有儒家才是代表中国思想文化的正统,希望重新确立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正统,这正是儒家士大夫的文化主体意识不断上升和日益强化的体现。

  

   最早关注、并试图解决这一问题的儒家人物,就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唐宋时期复兴儒学文化思潮的倡导者韩愈。韩愈为了复兴儒学,推动了以“文以载道”为宗旨古文运动,并且明确提出了道统的思想,《原道》则是其道统思想的纲领。韩愈的道统追溯,就是为了明确儒家之“道”与佛、老之“道”的根本区别,即如他说:“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韩愈指出儒家之道的核心是“仁义”,这是儒与佛、老区别的根本。他特别强调,中华大地的儒家之道有一个源远流长的授受谱系,即“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2]韩愈强调中华文明的核心是从尧舜传之孔孟的一以贯之的“道”,其实是强调儒家仁义有着十分悠久的文化根基。因此他所谓“原道”,就是要从悠久的中华文明历史脉络中确立以儒家“仁义”为核心的中华之道。他认为自孟子以后的一千多年此道统已经断绝,故而才有魏晋、隋唐以来佛教的鼎盛及对儒家思想的冲击,他由此表明了自己将要继承儒家道统、复兴儒学的文化使命。韩愈的“道统论”和“文以载道”论,十分鲜明地表达了唐宋之际儒家士大夫复兴儒学的文化主体意识,对宋代理学思潮的勃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韩愈在其名篇《原道》中,提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一脉相承的道统学说。韩愈提出的道统的人物谱系,明显是针对佛教的“法统”、“传灯”。韩愈的道统谱系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强调道统的核心思想就是“仁义”,他以儒家之道的思想内涵“仁义”,来对抗佛老的“空”、“无”之道。故而特别提出“孔孟之道”的道统谱系,并认为“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与宋代道学一派的观点十分接近,所以,后来讲宋儒道统论,总是要追溯到韩愈的《原道》。其实,韩愈和宋代道学家的道统论明显不同,韩愈本人并没有建构发展出一套新的学术体系,他也没有在儒学内部确立一种他认同的正统儒学。所以,韩愈的道统论并不是十分确定的,事实上,他在其他的论述中也将荀子、扬雄列入到传承孔子的儒家道统中来。[3]可见,韩愈的思想重点是以“原道”为旗帜而倡导复兴儒学,就是为了确立中华文化的正统是儒学而不是佛老之学,他通过道统建构而引发了一场深刻的儒学复兴运动。

  

   到了北宋,很快就形成了一股普遍的社会思潮。宋初著名儒家士大夫范仲淹、胡瑗、孙复、石介、欧阳修等人,他们纷纷继承韩愈批判佛老、复兴儒家、建构道统论的思想传统。如孙复一方面通过唐宋古文运动文以载道的宗旨,宣扬道统论,他说:“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他另一方面力辟背离儒家正统的杂学特别是佛老之学,他接着说:“自西汉至李唐其间鸿生硕儒,摩肩而起以文垂世者众矣,然多杨墨佛老虚无报应之事,沈谢徐庚妖艳邪侈之言。”[4]他认为,春秋战国以来的杨墨之学、佛老之学、辞章之学皆背离了文以载道的原则,他力图通过弘扬士大夫的文化主体意识而复兴儒家之道。石介著有《辨惑篇》,也是为了反对佛道二教,倡导复兴儒家之道。石介反复宣讲道统论和批判佛道,其目的就是为了强调中国文化必须确立儒学的主体性。所以,他专门著有《中国论》一文,就是表达了他希望实现中国文化主体性建构的目标。他说:“夫中国者,君臣所自立也,礼乐所自作也,衣冠所自出也,冠昏祭祀所自用也,縗麻丧泣所自制也,果蓏菜茹所自殖也,稻麻黍稷所自有也。……非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宾客、朋友之位,是悖人道也。苟天常乱于上,地理易于下,人道悖于中,国不为中国矣。闻乃有巨人名曰佛,自西来入我中国;有庞眉名曰聃,自胡来入我中国。各以其人易中国之人,以其道易中国之道,以其俗易中国之俗,以其书易中国之书,以其教易中国之教,以其居庐易中国之居庐,以其礼乐易中国之礼乐,以其文章易中国之文章,以其衣服易中国之衣服,以其饮食易中国之饮食,以其祭祀易中国之祭祀。”[5]石介的《中国论》以广泛的文明视角,希望确立儒学在中华文化体系中的独特价值和重要地位。其实,他积极倡导儒家道统论,正是他的《中国论》的理论深化和核心组成部分。石介所讲的道统论就是要强调儒家文明的源远流长和恒常价值,他说:“夫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孔之道,万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6]他在这里所说的道统虽然源于早期儒学,但是他重新倡导和强调这一道统授受脉络,其实包含着抵御佛道、确立儒家文化正统的积极意义,显然,这正是一种儒家士大夫主体意识的表达。

  

   从唐中叶到北宋初期,儒家士大夫提出的道统论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倾向,与后来南宋时期的道统论出现单一化的“心传”不太一样。其实,这一种多元化道统思想,在道统论初期的北宋时期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如孙复就说:“自夫子没,诸儒学其道、得其门而入者鲜矣,唯孟轲氏、荀卿氏、扬雄氏、王通氏、韩愈氏而已。彼五贤者,天俾夹辅于夫子者也。”[7]石介也说:“周室衰,诸侯畔,道大坏也,孔子存之。孔子殁,杨、墨作,道大坏也,孟子存之。战国盛,仪、秦起,道大坏也,荀况存之。汉祚微,王莽篡,道大坏也,扬雄存之。七国弊,王纲圮,道大坏也,文中子存之。齐、梁来,佛、老炽,道大坏也,吏部存之。”[8]苏轼则提出了由孔孟、韩愈而欧阳修的一脉相承的新道统。他认为,孔孟之后,“五百余年而后得韩愈,学者以愈配孟子,盖庶几焉。愈之后三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9]这一现象的出现,不完全是因为道统思想初期的不成熟,更加重要的原因却是儒家面临和希望解决的问题意识不同:在儒、佛、道并起的唐宋之际,他们急需确立儒学在中国文化思想的正统地位。他们面临的共同敌人是佛道宗教,他希望在佛、老思想大盛时期,强调只有儒家才是代表中国思想文化的正统。

  

   可见,道统论的出现是由于儒学复兴运动,而儒学复兴运动的推动者恰恰是儒家士大夫。由于宋代士大夫群体的社会来源、政治出身均发生了变化,故而他们所要承担的政治责任、文化情怀、学术使命均发生了重要变化。他们推动唐宋文化转型、建立道统论的思想动力,完全来自于他们内心“天下有道”的政治责任和文化情怀。可见,由于唐宋之际士大夫主体意识崛起,导致儒家士大夫内心的一场深刻文化自觉,当他们面对“佛老炽,道大坏也”的局面时大讲道统论,强调只有儒家才是中国思想文化的正统,在中华文化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其实正是儒家士大夫的文化主体意识的体现。

  

   二、儒学学统四起:谁是正学?

  

宋代儒家道统说提出,还与儒学学统四起之际谁是儒学正宗的问题密切相关。通过一代代大儒的努力,儒学复兴的局面逐渐定型。在儒学复兴、理学大盛的形势下,宋学思潮中逐渐形成了许多学术主张各异的不同学派。虽然儒学一直是中国的正统思想、主流学术,以儒学作为中国文化正统已经成为各界人士的思想共识,但是,由于儒家思想本来就是丰富多彩的,儒学的丰富性往往会通过儒学学派的多样化呈现出来。所以,这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重要问题:儒家内部的诸多流派中,究竟哪一家才是儒家的思想正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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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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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1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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