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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汉民:天人三策:儒生与帝王的共识与盟约

更新时间:2022-03-27 07:46:24
作者: 朱汉民 (进入专栏)  
他强调,为了保证汉帝国能够稳定而长久地坚持德治、教化的治国之道,他要求汉武帝必须独尊“六艺之科、孔子之术”,他说: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8]

  

   他还提出在教育制度上确立对儒家士人的培养,在政治制度上让儒家士人进入国家官僚队伍,这样才能够确保后代的帝国政治永远能够继续与儒家士大夫开展政治合作,共治天下。他说:

  

   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9]

  

   这一系列主张,可以看作是董仲舒对汉武帝开展政治合作、建立政治盟约而提出的合作条件或盟约条款。他提出,汉武帝必须采纳他的合作条件,在政治制度上确定儒生在体制内地位,并进一步实现“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的儒生选拔方式,这样才能够保证汉帝国的长治久安。

  

   但是,有一个问题,董仲舒给汉武帝提出了这一些重要的政治合作条件和建议,如何能够保证他们建立的政治盟约能够有效地执行呢?董仲舒为了确立他和汉武帝的政治盟约是有效的,必须找到一个双方均认可、敬畏的监督者,来承担这一政治盟约的强力推动和监督执行,他找到了这一个有力量的监督者——“天”。所以,董仲舒在其“天人三策”中,其实首先就要确立“天”的崇高权威。他强调说:

  

   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有效者也。[10]

  

   董仲舒特别指出,儒生和君主的政治合作是建立在“天人相与之际”的基础上,故而“天”会通过天瑞、谴告的方式,来监督帝王一方对政治盟约的执行,以保证董仲舒提出的政治盟约条件能够有效地完成,特别是保证尧、舜、禹和夏、商、周一直贯彻、执行的“先王之道”能够得以继承和延续。

  

   我们注意到,在汉武帝、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对话过程中,“天”并不是政治对话的参与者,而始终是这一个政治盟约的公证者、监督者、裁决者。而且,根据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话语体系,他多次表述的“《春秋》之法”,君、民、天是这样一种关系:“《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11]在这里,出现了“屈民”、“伸君”、“屈君”、“伸天”几个十分重要的观念。说到这里,人们自然会问:与先秦时期的“天”相比较,董仲舒所说的“天”发生了什么重大变化?到底应该如何理解这一段话中的“天”?

  

   在儒家话语体系中,“天”具有“天神”与“义理”双重涵义。在三代时期的《六经》原典中,“天”的主导意义是宗教性的“天神”,但是那些具有人文理性的先王又在努力探索“天”背后的“义理”意义;而在春秋战国早期儒家的思想中,“天”的“义理”意义突显而成为思想主导,而其“天神”的意义已经淡化。我们会发现,在两汉的主流思想文化中,“天”似乎回归三代时期,呈现为“天神”的主导意义,董仲舒似乎在强化“天神”作为人格神的崇拜和信仰,而儒家“义理”只能够通过“天神”的意志而间接地表达出来。董仲舒说:“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备,虽百神犹无用也。” [12]显然,这里的“天”是一个具有情感和意志的、人格化的神灵。董仲舒心目中的“天”,还与人一样具有喜怒哀乐的不同情感:“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13]他认为“天”的情感会通过自然现象表现出来,他以喜气、怒气、乐气、哀气来描述“天”的情感变化。同时,“天”也是一个具有意志的大神,总是会通过自然界的万物生长来表达他的仁爱,譬如他说:“五谷食物之性也,天之所以为人赐也。”[14]可见,在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这里,“天”似乎重新成为“天神”、“天意”的人格神,与夏商周三代时期的宗教信仰一致。这一点,反映了儒家士大夫文化在与王朝政治文化结合时,儒家士大夫的精神信仰发生了重要变化,他们不再将儒家政治伦理归结为人类的普遍情感心理,归结为士人的精神追求。这一种主体性道德精神对士大夫精英群体或许有一定效力,但是要对拥有极高政治权力的帝王发挥作用是很困难的。对于拥有无限权力的帝王来说,让他们能够遵循政治盟约的最有力的精神压力是人格意志的“天”,也就是董仲舒在“天人三策”所说的“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所以,董仲舒将“天”宗教化为“天神”、“天意”的人格神,其最终目的还是在汉代政治体系中的人。对于迫切盼望与朝廷合作的《春秋》公羊学家来说,他们固然要借助“天神”的崇拜以“伸君”,就是将“三纲”提升为天道以致“屈民而伸君”;同样要借助于“天神”的崇拜以“屈君”,即所谓“屈君而伸天”。这就是董仲舒的“《春秋》之大义”。

  

   三、“天人三策”的历史意义

  

   由此可见,董仲舒与汉武帝的“天人三策”,确实是西汉时期士大夫与君王为开启政治合作的一场对话。从“天人三策”到“《春秋》大义”,表达了以汉武帝与董仲舒开展的政治合作。而董仲舒开出的“《春秋》之法”的整体方案,表达了儒家士大夫政治理念和合作构想。为了实现儒家士大夫与君主的合作,董仲舒必须首先肯定“屈民而伸君”,这是实现政治合作的前提条件,但是,董仲舒又要求“屈君而伸天”,这样才能够保证董仲舒提出的政治盟约条件能够有效地执行。在董仲舒与汉武帝的政治盟约中,“以人随君”与“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与“屈君而伸天”是一个整体,历史事实证明,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提出的合作条件,并且遵循了“天人三策”提出的政治盟约及其相关条款。汉武帝很快推动、实行了“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建立了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博士制度;同时还推动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太学和地方官学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完善了儒生的体制化培养和选拔的机制。这一切,有效地确立了政治化、制度化的儒学,最终奠定了中华儒教文明的基础。后来历代朝廷也按照汉武帝奠定的政治形态和文化模式,尊重、服从儒学价值体系以及相关的文化权力,以维护儒教文明的稳定和发展。

  

   在中国政治史上,汉武帝与董仲舒讨论“天人三策”是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其蕴含的历史意义本来就是多维的。我们当然可以将其看做是一个君臣之间的庙堂应对,也可以看作是儒学师生的传道解惑,但是我们更加可以将其看作是君主与儒者之间的政治盟约。汉武帝与董仲舒之所以能够通过“天人三策”而达成思想共识,是与他们之间的君臣关系、师生关系有关。作为君臣关系,董仲舒为汉武帝提供了最重要的治国方略;作为师生关系,董仲舒为汉武帝传授了最深刻的天人之道;但是,我们更应该将汉武帝与董仲舒的看作是政治合作关系,拥有最高政治权力的帝王与拥有文化权力的儒生终于实现了具有国族建构目标的政治合作,从而不仅为汉朝的国家强盛、长治久安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中华儒教文明的成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注释:

  

   [1]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四书学与中国思想传统的重建和整合研究》(15 AZD032)的阶段成果。

  

   [2]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九,《列传·叔孙通列传》。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八册,第3278页。

  

   [3] 钱穆:《国史新论》,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5年,第69页。

  

   [4]  班固:《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二十六》,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8册,第2495页。

  

   [5] 班固:《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二十六》,第8册,第2500页。

  

   [6] 班固:《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二十六》,第2505页。

  

   [7] 班固:《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二十六》,第2518-2519页。

  

   [8] 班固:《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二十六》,第2523页。

  

   [9] 班固:《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二十六》,第2512页。

  

   [10] 班固:《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二十六》,第2498-2499页。

  

   [11] 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第二》。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0页。

  

   [12] 董仲舒:《春秋繁露·郊语第六十五》,第536页。

  

   [13]董仲舒:《春秋繁露·阴阳义第四十九》,第445页。

  

   [14]董仲舒:《春秋繁露·祭义第七十六》,第5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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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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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孔子研究》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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