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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汉民:屈原与湖湘士人人格建构

更新时间:2022-03-25 07:28:43
作者: 朱汉民 (进入专栏)  
尽管许多儒家士大夫并不完全赞同这些观点,往往为屈原作出种种辩护,但是,在认定屈原的行为偏激、人格缺陷方面,又似乎是一致的,如司马迁、朱熹等人对屈原人格赞誉有加,但还是他们还是认定屈原言行过于极端而有违中庸之道。

  

   王船山对屈原的评价、诠释则与上述的见解明显不同。作为一位湖湘地域成长、具有南方楚蛮气质的儒家士大夫,王船山的精神气质、学术思想深受湖湘地域文化的影响,加之他历尽政治艰辛,曾在南明王朝受到排挤,长期流亡于湘南一带,故而他对晚年流亡于湖湘的屈原在思想情感上十分相通,对屈原的人格精神有着更为深入的理解。船山对屈原的理解与诠释,显然与他们精神气质的特殊构造有关。屈原的精神气质是南北文化融合的结果。王国维说“屈原南人而学北方之学者也”,而船山也是典型的“南人而学北方之学者”。他既是具有楚蛮气质、强悍个性的南人,又是学习、尊崇北方周孔之教的儒家学者。所以,他和那些具有中原气质的儒家士大夫不同,能够对屈原作出新的思考与诠释,特别是能对屈原“任性孤行”的南方气质、楚蛮性情作出与历史上的中原士大夫完全不同的理解与评价。

  

   船山对屈原人格精神的思考与诠释,集中在他晚年所作的《楚辞通释》一书中,他在是书的“序例”中表示“希达屈子之情于意言相属之际”。[4]事实上,他在这部楚辞学史的重要著作中,对屈原的人格精神作出了新的诠释,对湖湘士人的精神气质的建构作出了重要贡献。

  

   首先,船山先生作为周孔之教的文化传人,他与两汉以来的儒家士大夫一样,完全是以儒家的道德精神、政治理念来理解、诠释屈原的人格精神。儒家历来以忠道作为核心价值理念与道德准则,船山也以忠君爱国作为屈原人格精神的核心,他在《序例》中明确提出:“蔽屈子以一言曰‘忠’。”船山先生以更加坚定的儒家道德价值观念来诠释屈原的人格精神,他认为屈原所坚守的忠贞之道,决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愚忠,恰恰相反,屈原为君为国分“危亡之忧”,是一种道德理性主义的忠贞。船山反复阐发屈原以忠道为核心的人格精神,他说:

  

   己之秉忠贞而树贤于国,唯以国势寖衰,将有危亡之忧,而君有丧邦之耻,隳其令名。是以愿竢时以有为,初非欲与鸡鹜争食。故虽见放废,饮坠露,餐落英,食贫不饱,且怡然安之。[5]

  

   船山认为屈原的道德坚守是为了免楚国的“危亡之忧”、楚君的“丧邦之耻”,完全合乎儒家的道德理念。船山之所以反复为屈原的忠义人格辩解,就是认为这是一种源于屈原本性的道德理性。

  

   其次,船山先生又是一位成长于南蛮之邦的本土文化人,他本人就具有强悍、刚烈、执着的楚蛮气质与血性,故而能够与屈原的个性气质深为契合。所以,他坚决反对此前的儒家士大夫对屈原的气质与个性的批评,相反,他认为屈原的“忠爱之性,植根深固”,就是说屈原的忠贞爱国精神不仅是一种道德理性,同时也是一种血性气质。所以,船山在《楚辞通释》中,处处为屈原具有楚蛮气质的狂士行为辩解,譬如,屈原投江自尽的壮举,一直受到后世许多人的微辞,认为是一种“非法度之正,经义所载”的极端行为,但是,船山反对这种说法,认为“君子之进退生死,因时以决。若其要终自靖,则非一朝一夕之树立。唯极于死以为志,故可任性孤行,无所疑惧也。”船山肯定了屈原沉江自靖这种“任性孤行”行为的道德价值,他认定屈原的投江体现了一种“千古独绝之忠”,而并非汉儒或宋儒所批评的“过”,特别是船山将其上升到“道不可屈”的高度,认为屈原“此心冯依正直,虽有委曲全生之道,非所忍为也。”[6]又如,历来有人认为屈原对楚王的“怨”是个人意气太盛,有违儒家的忠道,船山先生则认定这种“怨”不是因一己的穷困而生,而是他忧国忧民的精神体现,他在解释《九章·涉江》时说:“人不足怨,而守正无疑,安于幽废,明己非以黜辱故而生怨。所怨者,君昏国危。”[6]“此虽欲强自宽抑而有所不能,所怨者非一己之困穷也。”屈原的怨恨不但没有违背儒家道德准则,反而是忧国忧民的道德价值的体现。

  

   屈原的精神气质中既有中原礼乐文明的道德理性,又有南方楚蛮文化的刚烈血性,西汉以来,屈原精神气质中的道德理性在主流思想文化中得到了充分肯定,而其“任性孤行”的楚蛮气质和狂士形象则往往受到种种批评。王船山作为湖湘之地的本土学者,对屈原的精神有着同情性的理解,他能够将这种融汇南北文化的精神气质视为一个有机整体来作充分肯定。譬如,船山在注释屈原《九章·怀沙》中,以“忠”、“直”来诠释“大人”人格,他说:

  

   忠以厚君,直以正事,无巧言之忼慨,敦诚朴之昭质,唯大人为能显其功,犹倕必试之以斲而后知其巧。[7]

  

   船山以“忠以厚君,直以正事”来解释屈原所追求的“内厚质正”的“大人”人格精神,正是强调“大人”是能够结合“忠”的德性、“直”的质朴的理想人格。所以,船山所诠释的屈原人格,正是一种道德理性与楚蛮气质的结合。船山特别强调这种道德理性精神来之于屈原的内在本性和人格力量,他在注释《离骚经》中“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邦。仆夫怨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时写道:“乃倏尔一念,不忘君国之情,欲禁抑而不能,则生非可乐,和不可久,魂离魄惨,若仆悲马怀,而远游之志顿息。盖其忠爱之性,植根深固,超然于生死之外,虽复百计捐忘,而终不能遏。”[7]我们发现,船山先生所赞扬的屈原“忠爱之性,植根深固”,其实正是屈原的精神气质中所包含的中原的道德理性与南蛮的刚直血性的紧密结合。

  

   在屈原学史上,王船山无疑是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在理解、诠释屈原的人格精神上有两个十分鲜明的特点:其一,和汉唐以来的那些中原士大夫不一样,王船山是第一位在屈学史上做出重要贡献的湖湘本土学者;其二,与历史上对屈原“任性孤行”的批评指责不同,王船山对屈原人格中鲜明的楚人性格、南蛮气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两个特点的形成是有关联的,正因为王船山是湖湘本土学者,他们身心中也有鲜明的楚蛮气质,所以他能够更加理解屈原,能够对屈原任性孤行的个性气质给予肯定性的诠释与评价。

  

   所以,船山与屈原的精神气质有着十分鲜明的同构性,而且,这种同构性很早就被湖湘学界所感受到。同治年间由彭玉麟、王闿运等所编《衡阳县志》对船山列传时,作者就产生了他们二人的人格精神及其身世背景类似的联想,其传说:

  

   人臣当破国亡家之际,莫不欲矢忠以报君,仗节以自处。屈原放逐,眷眷于怀王,顷襄昏愚之君,至于怀石沉湘,以得死为登仙。夫之于永明王,非有图议国政之亲;永历之势,无顷襄全楚之强;明社先亡,无沅湘江潭之可游。崎岖五六十年,褒衣峨冠,銮坏而居,闻人声则心怨悼,见访问则神怵惕。[7]

  

   屈原、船山二人均面临破国亡家的人生困境,故而有着十分类似的悲苦人生,但是,他们又都具有“矢忠以报君,仗节以自处”的人格精神,湖湘士绅对屈原、船山的人生历程、精神气质的类似联想,确是有着十分充分的历史依据的。

  

   注释:

  

   [1] 【汉】司马迁:《史记》卷84,《屈原贾生列传》,中华书局,1999年,第2482页。

  

   [2] 【汉】王逸:《楚辞章句》,《文津阁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066-15页。

  

   [3] 【唐】柳宗元:《柳宗元全集·吊屈原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60页。

  

   [4] 【明】王夫之:《楚辞通释·序例》,《船山全书》第14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208页。

  

   [5] 【明】王夫之:《楚辞通释·离骚经》,《船山全书》第14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219~220页。

  

   [6] 【明】王夫之:《楚辞通释·九章》,《船山全书》第14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3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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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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