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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汉民:屈原与湖湘士人人格建构

更新时间:2022-03-25 07:28:43
作者: 朱汉民 (进入专栏)  

  

   从周秦到汉唐,湖南基本上属于中国政治、文化的边缘区域,并被视为南蛮居住的卑湿之地,从本地没有产生重要的政治人物、文化人物。但是,历史上却有许多著名的士大夫寓居湖南,他们大多以贬官的身份流落于此。所以,周秦汉唐时期湖湘之地的文化显得落后,而所谓的“贬官文化”、“流寓文化”则成为湖湘之地文化的主要闪光点之一。古代中国所以会产生流寓文化现象,与士大夫往往处于“穷”、“达”两种生活际遇、政治状态有关。士大夫阶层与王权政治是密不可分的,作为“学者—官僚”身份的士大夫,往往既是依赖于王权的官僚,又是保持自己相对独立性的学者。这样,他们就可能处于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际遇:受到帝王重用,进入政治权力核心,也就是“达”;受到朝廷排斥,流寓边缘地区,也就是“穷”。由于湖南在中古以前一直属于政治与文化的边缘地区,故而许多著名或显赫的士大夫寓居此地时,往往正是他们处于“穷”的生存状态。这样,他们在湖湘之地形成了一种保持自己相对独立性人格的湖湘流寓文化。

  

   屈原是湖湘流寓文化的奠基人,也是这一文化现象的杰出代表。所以,屈原所创造的精神文化深刻地影响着湖湘之地的士大夫群体,屈原的人格精神亦成为后来流寓湖湘的士大夫的楷模。其实,文化的传递的过程是双向的,文化的影响者和被影响者均是这一双向过程的主体。屈原人格精神是影响后来士大夫人格的主体,能影响、制约流寓湖湘士大夫的人格心灵;同时,那此流寓湖湘的士大夫也是建构屈原人格精神的主体,他们在理解、诠释屈原人格精神的过程中亦在参与屈原人格精神的建构,他们在建构屈原的人格精神的同时亦在建构自己的人格精神。

  

   两汉以来,流寓湖湘之地的士大夫、文人学者甚多,可以列出一串长长的名单。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流放、寓居湖湘的士大夫都纷纷受到屈原人格的感染,同时也都纷纷参与到对屈原人格精神建构。这里,我们拟对几位流寓湖湘的代表性人物作一论述,我们会看到一个十分有趣的文化现象,他们似乎都像屈原一样,兼具有儒家理想人格与楚蛮刚强气质双重特质,故而表现出合“忠臣”与“狂士”为一体的精神气质。

  

   贾谊是第一位流寓湖湘、诠释屈原并具有与屈原类似精神气质的人。贾谊(前200~前168年),河南洛阳人,西汉初年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政论家。他年少因才华出众而闻名,并很早就被汉文帝召为博士并受到朝廷重用。特别是他的政治卓识很为文帝欣赏,“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3]但是,他又因才华、卓识及为文帝赏识而受到群臣的嫉恨,故而最终被排挤出权力核心,流放到远离京师的蛮荒之地,担任长沙王太傅。他在南下长沙时经过屈原投江的汨罗,产生与屈原一致的身份、命运及内在人格的联想。贾谊与屈原一样,有着杰出的政治睿智、思想洞见、文学才华,同时也因此而受到权臣的排挤和打压,远离政治权力核心,最终由“达”而转入“穷”的人生境遇,他们同样又来到蛮荒的洞庭湖之南,故而,贾谊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吊屈原赋》。除了其重要的文学价值外,贾谊的《吊屈原斌》首先是一篇关于屈原的重要历史文献,其文献价值一方面是使口碑相传的屈原事迹得以记载下来,使后人得以掌握屈原生平的大量信息,诸如“侧闻屈原兮,自沉汩罗”;“遭世罔极兮,乃殒厥身”;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对屈原的凭吊,对屈原的人格精神特质作出有创造性意义的诠释,从而奠定了屈原作为湖湘流寓文化代表人物的形象,开始了关于屈原人格精神建构的过程。贾谊的《吊屈原赋》对屈原人格精神的赞颂,是一种通过对历史人物的诠释中而实现的文化人格建构。他认为屈原是一个完美、标准的士君子,具有高尚的道德品性与卓越的经世才华,而这样的士君子仍然会由政治显达转为流离途穷,流放到偏远的蛮荒之地。他所诠释的屈原就是在穷困之境而彰显人格精神特质的士君子,是一位将“忠贞正道”与“任性孤行”的精神融为一体的典范人格。贾谊在《吊屈原赋》中所揭露的政治黑暗与所凸显的人格精神,诸如“呜呼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国其莫我知兮,独壹郁其谁语?凤漂漂其高逝兮,固自引而远去。”“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4]贾谊所诠释的屈原人格精神,既有道德理念的完美与坚守,又有任性执着的孤傲与张狂,而这两种特质是水乳交融地合为一体的。贾谊在屈原身上找到了这种将“忠贞正道”与“任性孤行”的精神融为一体的人格精神,既发现了屈原的人格潜质,又体现出贾谊的文化诠释,这种诠释是一种心心相映的“视界融合”。具有文化卓识的司马迁写《史记》时,将屈原与贾谊合传。他们合传的原因不仅仅在于诗赋传承、生活经历,更重要的是精神气质的同质,即如郭沫若所说:“贾谊之所以能与屈原同传,毫无疑问,并不仅是由于他的辞赋私淑屈原,而更主要的是由于他有政治抱负,而能‘痛苦流涕’的直言敢谏”。[3]

  

   唐代柳宗元是继贾谊之后流寓湖湘、并对屈原人格精神作出重要诠释的又一个士大夫。柳宗元(773-819年),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他也是一位少年奇才,仕途一度很顺,曾在朝廷担任礼部员外郎等职。当时正处在危机四伏、政治动荡的中唐时期,柳宗元积极参加王叔文推动的“永贞革新”的政治改革。但是,在宦官和官僚集团的联合反对下改革失败,柳宗元因此受牵连而被贬官,先任命邵州(湖南邵阳),又改贬永州(湖南永州),流放在永州达十年之久。他与屈贾也有许多相似的人生经历,即均有杰出的才华(政治、文学才华)、崇高的人格理念,并且也有施展政治才能的显达经历,但最后他也被排挤出政治权力的核心而流落到荒僻的湖湘之地。理想高远、性格顽强的屈原在引导和鼓舞着他,他亦来到屈原投江的汨罗,写下了著名的《吊屈原文》。柳宗元将自己的被贬湖湘与屈原联系在一起:“后先生盖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而柳宗元之所以敬佩、景仰、仿效屈原,就在于其坚守道义、忠贞不屈、大义凛然、穷达不渝的人格精神,他写道:

  

   先生之不从世兮,惟道是就。支离抢攘兮,遭世孔疚。

  

   穷与达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义,矧先生之悃愊兮,蹈大故而不贰。

  

   忠诚之既内激兮,抑衔忍而不长,芈为屈之几何兮,胡独焚其中肠。

  

   尽管柳宗元与屈原的人生经历有一些差别,但是,柳宗元所诠释的屈原人格精神,即坚持自己的人格独立(“穷与达固不渝兮”),并充分表达出道德理念与刚强气质统一的人格精神。

  

   屈原的人格精神鼓舞、激励着无数处于困穷、逆境的士大夫,特别对于流放于湖湘之地的贬官有着更为切近的感受。所以,自西汉以后,以贾谊、柳宗元为代表的流放、寓居湖湘的士大夫们,纷纷以屈原的人格为典范,并积极参与到屈原人格精神内涵的建构。这种文化交流、影响,具有重要的区域文化意义。本来,屈原的人格特质及其楚辞作品,就体现出北方的中原文化与南方的楚蛮文化交融的特色。一方面,从屈原的道德理念、政治思想及其相关的圣人理想来说,无疑是属于中原文华;另一方面,就屈原的个性气质、宗教观念、艺术感悟来说,又分明属于南方文化。所以,近代学术界如王国维、刘师培、梁启超等,均认为屈原的精神人格及屈原作品是南北两种文化融合的结果。从汉魏到唐宋之际,那些流放、寓居湖湘地区的士大夫大多是中原地区的儒生,他们本来就深受儒家道德理念、政治思想、圣贤人格的深刻影响,故而能够对屈原的人格产生如此仰慕、敬仰的心情。但是,由于他们都经历了由显达到困穷的人生经历,并被人从权力核心中排挤出来,流落到蛮荒、僻远的湖湘之地,他们受到新的寓居地的山川形胜、风土人情、文化习俗的种种习染,所以,他们对屈原的精神气质中的那种狂放、刚烈、偏执的人格特质有更多同情性的理解与欣赏,并且在耳濡目染中受到影响。从贾谊、柳宗元对屈原的血性人格的赞赏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两汉以来,屈原的人格精神一直影响着命运多舛、穷达多变的士大夫的精神气质,这种影响具有地域文化的意义。对两汉以后那些流放、寓居于湖湘的士大夫而言,洞庭湘水的自然环境、巫习楚风的文化习俗、楚辞汉赋的忧怨情怀,都能够引发他们创造出具有湖湘地域特色的文化作品,而屈原的人格精神更是给了他们深刻的影响,那些流落、寓居湖湘的士大夫,往往能够更加深切地领悟屈原的内心世界,能产生同构的精神气质。历史上,往往是那些曾流寓湖湘的士大夫,能够对屈原的怨怼、投江等不合中道的行为给以更多同情性的理解。所以,尽管贾谊、司马迁、柳宗元、刘禹锡等均是中原人士,但是他们寓居、流离湖湘的生活经历,对他们形成独特的精神气质及相关的湖湘流寓文化产生影响。屈原在塑造湖湘大地的士大夫人格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他们形成忧国忧民、忠贞不贰、坚守道义的精神气质影响尤大,特别是成为穷达多变的贬官迁客的隔代知己。

  

   03

   王船山对屈原人格精神的诠释

   屈原对湖湘士人精神气质的影响,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西汉至明代,主要体现为对流放、寓居于湖湘之地士大夫的影响,流放湖湘的屈原与后代无数湖湘地域的贬官迁客有着身世、文化背景及精神气质的同构关系,这个阶段的代表人物是贾谊。第二个阶段,是明清以后,主要体现为屈原对湖湘本土士人的影响,由于本土士人的个人经历、文化背景及个性气质不同于那些来自中原或其他地域的贬官迁客,故而他们在理解、诠释屈原时不同于前一阶段,这个阶段的代表人物是王船山。

  

   虽然屈原的精神气质、辞赋作品是以楚文化为背景的,但是,自西汉以后对屈原的诗歌、人格作出一系列论述、评议的,则主要是来之于中原地区的士大夫。这样,他们在论述、评价屈原的人格精神时,总会表现出一种地域性见解的差别。屈原人格精神中体现出两种文化内涵,即追求完美道德理念与任性孤行的个性气质,分别来之于崇德重礼的中原地区和蛮性巫习的荆楚地区。所以,在那些深受礼乐文化、中庸之德的中原儒家士大夫眼中,尽管屈原竭忠尽智以事其君的道德品质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是他任性独行的执拗孤傲则受到了许多儒家士大夫的指责批评。

  

   西汉以来,中原士大夫对屈原的指责批评主要集中在他的性格气质及其相关的行为方面。他们对屈原的批评包括几个方面,其一,说他的“众人皆醉”、“举世皆浊”是恃才傲物,这种“露才扬己”的处世态度激发了他与群臣的矛盾,以致被排挤出朝廷。其二,说他不断抱怨君主,“显暴君过”,故而违背了做臣子的道德准则。其三,说他采用投江自尽的行为过于极端,与儒家经典中所倡的“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准则相违背。总之,屈原这些具有楚蛮文化特质的孤傲、执拗、怨愤等性格气质比较普遍地受到中原士大夫的批评指责。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班固,他说:

  

   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洁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昏、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4]

  

班固对屈原人格的批评、指责是多方面的,涉及到“露才扬己”、“责数怀王”、“沉江而死”等等,认为这些行为皆与儒教精神相悖逆。班固的观点是以中原地区的儒教道德、中庸准则对屈原作出评价的典型观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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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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