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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汉民:湖湘士人人格的组合:血气与德性

更新时间:2022-03-24 00:52:04
作者: 朱汉民 (进入专栏)  

   来源:《求索》2014年第1期

  

   1854年,曾国藩在湖南组建湘军,以抗击烽火燎原的太平天国军队,他在《讨粤匪檄》一文中,号召湖湘的“血性男人”加入湘军队伍,为保卫中华文化一战。1915年,蔡锷为反对袁世凯的专制独裁,起兵云南,其誓师中强调为人格而战。曾国藩、蔡锷均凸显了湖湘士人“血性”、“人格”的特别价值与意义。

  

   所谓“血性”,其实就是指人的血气与德性的渗透融合,湖湘士人精神气质包括德性与血气的二重构造。正是这种德性与血气的结合,使得湖湘士人做出惊天动地的宏大事业来。梁启超曾经谈到曾国藩、胡林翼、蔡锷的血性人格与政治事功的关系:“松坡论曾、胡二公之事功,谓其为良心、血性二者所驱使,则松坡之事功,亦为此良心、血性所驱使而已”[1]湖湘士人所以能够在艰苦卓绝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出辉煌的业绩,焕发出独特的人格魅力,“血性”是其重要的条件。

  

   本来,在人们的日常经验或成见中,书生与血性往往是不相关联的,甚至是相克的,似乎读书愈多者血性愈少。但是,本文所讨论的重点恰恰是湖湘地区书生的血性。梁启超所赞赏曾国藩、胡林翼、蔡锷的,正是这些书生的血性。陈独秀在《欢迎湖南人底精神》所赞扬的“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也正是湖湘地区学者书生的血性。

  

   所以,本文特别关注的正是湖湘士人的血性人格。

  

   [1]曾业英编:《蔡锷集·曾胡治兵语录·梁序》,岳麓书社,2008年,第314页。

  

   1、《湖湘士人人格的组合:血气与德性》之《独特人格类型:血气与德性结合》

  

   什么是“血性”?尽管人们广泛地使用“血性”来描述人的人格特质,但是他们关于“血性”的涵义是不同的,其主要涵义有两种。一种是从人的生理特质来定义“血性”,将血性视为血气之性。中国传统观念中人的生理机能是由“血气”构成的,“血气”的机能、特质、决定人气质的刚柔、强弱、急慢的状态。这种生理、气质的特质或功能被称之为“血性”。如古代医书中有大量“血性”的用语,就是从人的生理机能、特质来定义血性。同时,这种“血性”涵义的用语也大量出现在经史典籍或日常生活之中,也是从生理气质的涵义。现引“四书文”中一段话:“只体味尽已以洗发忠字,便亲切入理,无血性粗浮语矣。”[1]这显然是将“血性”视为一种自然生理的“血气之性”,并强调它与文化理念的义理是相矛盾的。这种看法列入“钦定”的“四书文”中,可见这是一种有一定影响的观念。

  

   另一种观念是从道德理念与自然血气的结合来定义“血性”,将“血性”看作是血气与德性的结合,即是一种具有刚强血气的德性。在古代的经史典籍和日常用语中,人们亦大量从血气与德性结合使用“血性”的用语。如:“独管子生周中叶,为血性丈夫,痛心蒿目,奋然以匡救为已任。”[2]“岂武人不读圣贤书,忠义血性独少欤?”[3]这里所运用的“血性”,就既不仅仅是自然的血气,也不仅仅是道德的理念,而是“血气”与“德性”的渗透,即让文化的道德理念渗透在自然的生理血气中。

  

   将“血性”概念作一分疏,恰恰是因为这一概念的差异中潜藏着一个思想文化的倾向。在中国传统的主导观念中,人的本性是由仁义礼智的道德义理构成,这就是所谓的“德性”、“本然之性”、“天命之性”,并认为这种德性总是与人们自然血气相对立的。由自然血气产生的情感欲望,会使人迷失自己的德性,故而道德修养的过程,就是一个抑制、化解自己的自然血气的过程。一般儒生并无将义理之性与自然血气相结合的“血性”理念,他们所推崇的“圣贤”人格,变成一种“默坐澄心”而全无“血性”的谦谦君子。譬如,明代儒生刘宗周说道:“颜子深潜纯粹,是无血性男子,然其克已处直恁刚,刚字不在气魄上论。”[4]读书人所向往的圣贤人格,竟成了一种“深潜纯粹”的“无血性男子”。这种观念在当时的知识界产生了很深的影响。由于德性与血气的紧张对立,而读书人在读书明理之后,被引向克制、化解自己的血气之性,故而在实际社会中鼓励、引导养成一种强忍、克已的无血性人格。人们的普遍意识、日常经验中,将书生与血性对立起来的印象,确是有着历史的原因。

  

   饶有趣味的是,湖湘地区的学界虽然一直从理学为学术正统,湖湘士人亦普遍推崇性理之学,但是,湖湘士人却并不是一批无血性的书生,相反,他们成就为为全国知识界所景仰、推崇的血性之士,成就为“艰苦奋斗的学者”、“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成就自己的血性人格,恰恰是由于他们在思想上、实践中一直是将文化理念的德性渗透到生理自然的血气中去,建构出一种有着强悍血气的德性生命,或者说有崇高道德理念的血气生命。即形成自己的血性人格。

  

   “血性”所包含的“血气”与“德性”是一种既具有内在紧张、又可以完美渗透的人格因素。应该说,对于湖湘士人而言,他们的先天条件中,有着这两个因素的丰厚资源。

  

   一方面,湖湘士人有着强盛、刚直的,作为自然生理的血气稟赋。“血气”作为人自然生命的生理依据,具有强弱、刚柔、盛衰、曲直方面的种种差异。这种血气、气质的差别,即有个体的,又有地域的。在大量的史书、方志及文人学者的文集中,均有关于湘人“血气”或“气质”特征的记载。这些历史文献、诗文论说中,比较一致地从“血气之性”的角度肯定湘人的特质是“尚气”“劲直”“刚劲”、“慓悍”、“好勇”、“劲悍”、“气盛”等等。这些描述均肯定湘人的“血性”、“气质”在刚柔、强弱、盛衰、曲直的两极性质中,偏于刚、强、盛、直的一面。湖南人的“血气”,为什么会有这种刚、强、盛、直的特性和倾向?“血气”是一种自然生理现象,所以学者们亦往往从自然环境与生理遗传两个方面作出解释。从自然环境解释的有钱基博,他认为“湖南水少可山多,重山叠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劲,而民性多流于倔强。”[5]他强调湖南民性倔强与“顽石赭土、地质刚劲”有密切关联。谭其骧则认为湖湘士人之所人材辈出、功业之盛,与他们遗传的蛮族血统有关系,他说:“且清季以来,湖南人材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窃以为蛮族血统活力之加入,实有以致之。”[6]

  

   另一方面,湖湘士人又有深厚的重德性的思想文化传统,理学成为湖湘士人的学术传统与德性资源。汉唐时期的湖湘之地因远离中原人文,故被视为南蛮之地。但是在两宋理学思潮兴起后,又演变成为“潇湘洙泗”、“理学之邦”。北宋时期理学开山祖是湖南人,南宋时又形成“当时为最盛”的湖湘学派,以至于南宋理学家真德秀也慨叹“窃惟方今学术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者”[7]。明清时期,推崇理学已经成为湖湘士人普遍性思潮。理学作为湖湘地区的主导学统,其最大影响就是湖湘士人特别重视德性修养。晚清以来湖湘地区士人群体崛起,在中国政治史、文化上均占重要地位。然而,不管他们的政治主张、学术观念是什么,但是他们均将理学的德性修养置于十分重要的位置。譬如,汉学家王九溪将“变化气质”作为“力学”的根本目的,而今文学家魏源仍然推崇理学的德性修养之学,至于崇宋学的曾国藩追求义理、考据、辞章、经济的四门之学,但他强调德性修养的义理之学是最重要的,提出“择其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离者,则莫急于义理之学。”[8]总之,湖湘士人将个体的德性修身置于最重要的目标。

  

   对于大多数理学家而言,血气与德性之间向来有一种紧张关系。主流的理学传统总是将二者对立起来,如元代理学家许衡认为:“古今人材,多是血气用事,故多偏;圣人纯是德性用事,便自能圆成不偏。”[9]这种将“德性”与“血气”对立起来的观念在理学家那里十分普遍,所谓“道心”与“人心”的对立,也就是“德性”与“血气”的对立。但是,为什么推崇理学的湖湘士人能够违背这一理念,从而坚持并完成“血气”与“德性”的结合呢?除了前面所产的湘人的血气本来就具有刚、强、盛、直等先天自然条件之外,更重要是还有湖湘士人的后天文化条件。

  

   [1]【清】方苞辑:《臣事君以忠》,《钦定隆万四书文》卷2,《钦定四书文》,《文津阁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455-229页。

  

   [2]【清】黄宗羲:《管仲》,《明文海》卷100,《文津阁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458-231页。

  

   [3]李若愚:《请复建文庙谥併録诸死节臣疏》,《湖广通志》卷92,《文津阁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0534-407页。

  

   [4]【明】刘宗周:《上论·公治长第五》,《论语学案》卷3,《文津阁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0202-43页。

  

   [5]钱基源:《近百年湖南学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6]谭其骧:《长水集·近代湖南人中之蛮族血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92页。

  

   [7]【宋】真德秀:《西山文集》卷40,《劝学文》,《文津阁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178-452页。

  

   [8]【清】曾国藩:《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曾国藩全集》第14册,岳麓书社,1995年,第442页。

  

   [9]【明】王樵:《尚书日记》卷9,《文津阁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0059-2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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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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