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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宝明:“社员”之间:怎一个“同”字了得?

更新时间:2022-03-22 00:12:05
作者: 张宝明  

  

   要知道,此时胡适们的“联合抵制”已经由硬抵抗变成了冷战式的软抵抗。于是也就有了上海的“非北京同仁多做文章不可”的要求与北京同仁对《新青年》的等米下锅之袖手旁观的局面。表面上要求“多做”,而内心则是对不合“机关”题意的冷作,这就是历史表象背后的内在真实。一九二一年一月陈独秀委托陈望道汇给胡适的一个明信片可以发现其中的秘密:“来函敬悉,大作已载《新青年》八卷五号了。《新青年》内容问题我不愿意多说话,因八卷四号以前,我绝对是个读者,五卷以后,我也只依照多数意见进行。”连胡适的只有几行字的《梦与诗》和《礼》两首白话诗这样杯水车薪的文字也登不上《新青年》的“大雅之堂”。这不是两陈之间的踢皮球戏法作祟,就是老陈的“甩锅”作怪。进一步换位思考,在上海这已经是分明的不换思想就换人做派;在北京则是“不换人就换思想”的纠缠。

  

   在这个意义上,同为社员,但在“同仁”和“同志”之“同”字上,两个编辑部还有着自我的内在演绎。

  

   以上之所以用大量篇幅陈述了《新青年》的由“私”到“公”的演绎,目的还是要说清楚一个历史真相:《新青年》从同仁性到同志性有一个渐变的过程,不是一夜之间一蹴而就、华丽转身的。其实,从一开始就存在这样一个“色彩”不断染浓的过程,只是随著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发生以及内在张力的凸显,“新青年”这样一个精神团体很快膨胀起来,以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至高潮后,在《新青年》编辑部“招股”与“招人”双双不利的情形下,加快了同志性、机关化的进程。时至一九二二年,在刊物作为前机关或说准机关刊物运作一段时间之后,停刊后的《新青年》在原有的炉灶上再度点火升级,走向一个既有传承又有创兴的刊物。

  

   这样说,我们再度想到了它的对头刊物《学衡》。应该说,在原初意义上,私人性、同仁性以及由此而来的公共性乃是两个刊物的根本特征。只不过,《新青年》分为两个阶段,《学衡》则始终如一。对《学衡》,万变不离其宗,无论岁月如何改变,无论人员如何走马,但是始终不变的是其初心:“昌明国粹,融化新知。”这也是创始人之一的吴宓之所以痴心不改且有一种“斯文在兹”的自信的原因:“《学衡》社的是非功过,澄清之日不在现今,而在四五十年后。”(华麓农:《吴雨僧先生遗事》,收入黄世坦编:《回忆吴宓先生》,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0年版,58 页)正可谓:勿悲切,即使白了少年头!

  

   看来,如何处理好时代性与历史性关系这个命题,一直都是思想史家无法推卸的使命和责任。具体到《学衡》与《新青年》的“人”的境况,不由得让我们想起阿伦特、哈贝马斯、韦伯等给出的那个关于“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命题。以马克斯·韦伯的叙述为例,“一个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至少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充当了“公开批判”的“政治讨论手段”。或许正是这样的“讨论”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开放及其转型的加速([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一九九0年版,196 页)。如果回到中国,“百家争鸣”之前的情形就值得回味:“在周朝前期社会制度解体以前,官与师不分。换言之,某个政府部门的官吏,也同时就是与这个部门有关的一门学术的传授者。这些官吏,和当时封建诸侯一样,也是世袭的。所以当时只有‘官学’,没有‘私学’。这就是说,任何一门学术都没有以私人身份讲授,只有官吏以某一部门成员的身份才能够讲授这门学术。”(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二0一三年版,33 页)果然,二十世纪初年科举取士结束后的百家争鸣,使得“私学”和“官学”两分的开放时代得以再现。

  

   二0二二年是《学衡》杂志创刊一百周年,回想起它与《新青年》两家海归社员们各自为战的历史世界,禁不住写下这些话:“和而不同”与“同而不和”是孔老的谆谆教诲。但回到百年前的两家编辑老店,又岂一个“同”字了得!在“同”与“和”的两种关系上,或许还有另一种不得其解的纠缠:不同,也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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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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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22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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