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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正平:美是本体 知行递变: 人类实践活动形上哲学原理

更新时间:2022-03-19 19:14:20
作者: 马正平  
从而使创造物品更加上手好用和美观,这就是形之模“式”。这样看来,人类的创造实践活动的实践思维、实践逻辑(精神生产创造实践和物质生产的创造实践)就是“赋形思维”和“修饰思维”的结合。

   非形式逻辑?这里需要指出,实践思维、实践活动不同于客体认识活动中的形式逻辑思维、抽象思维,而是一种“非形式逻辑”的内容思维、性质思维、功能思维。鲍姆嘉通《美学》认为“美学”是一种“类理性”的“审美思维”学、“与形式逻辑并驾齐驱的姊妹逻辑”,即审美思维学就是“非形式逻辑”学。令人感兴趣的是,鲍姆嘉通还有一部比《美学》更早的《实践哲学》,而且《美学》中的“美学”定义晚于《实践哲学》中的 “美学”定义。这说明在鲍姆嘉通看来,“类理性”的“审美思维”学、“与形式逻辑并驾齐驱的姊妹逻辑”就是实践哲学中的实践逻辑学。因此,“美学”中作为“类理性”的“审美思维学”这种“非形式逻辑” — “含混”而“完善性”的审美思维、审美逻辑,正是人类实践活动“逻辑”,即实践逻辑、实践思维。这种不同于客体认识论的形式逻辑的非形式逻辑,正是马克思所讲的人类掌握世界的两种思维方式中的另外一种。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导言》中说:“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被思维的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 , 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  追求综合普适的“整体”性理论思维,是认识论的科学认识原理的理论“掌握”的普适性“整体”思维,而“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思维就是“实践思维”“实践逻辑”,其基本原理就是“赋形思维”与“修饰思维”。与普适性“整体”理论把握的认识思维不同,“实践思维”是一种从字、句、章、篇的自复制、自生长的“局部”把握的局部动力学思维,或者由材料到结构到修饰美化的生成性生长型思维原理。

   另一方面,作为《美学》一书的研究对象“美”,无限的生命时空,又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发生源、动力源、未体。因此,实践哲学是研究人类实践创造活动最一般的基本原理,这个原理的具体内容就是“美学”中“美本质”的“美”和审美本质的“审美思维”的知识体系,因此,这样看来,真正的美学原理就是实践哲学的本质:实践哲学与美学具有层次性差异,实践哲学的表层就是“知行递变”的实践过程论原理,而深层就是由“美”和“审美思维”构成的“美学”。只有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学才是哲学中的哲学,换言之,美学就是第一哲学。这样,人的一些实践活动技术奥秘得到了彻底的解释:为什么一个人具有较高的无限生命时空的审美素养,他虽然没有学习过摄影,却可以拍摄出最美的照片;他没有学习过建筑装修,却可以设计出理想的建筑和最完美的装修;他虽从不临帖,却可以写出很有精神之美的书法作品,如此等等,再次证明了马克思“人也按美的规律来建造”、生成和创造的天才洞见!

   在本文中我们对人类实践创造活动的基本原理,即实践哲学原理的构成体系的各种要素内涵进行了较为详细深入的阐述,最后要说明的是,如果说建立在形式逻辑基础之上的认识论哲学仅仅是一种客体认识论的哲学的话,那么建立在“非形式逻辑”的实践哲学应该是一种“主体认识论”或“自我认识论”的实践哲学。因为实践哲学中的三大“基石” — 实践本体论、实践过程论和实践思维论或逻辑学 — 都是对自我的“审美活动”、实践过程、实践思维的思维现象学的直观与描述,这种认识也许就是默会认识论中的“认识论”的含义所在。

   如果从“轴心时代”中国哲学的演变史来看,《老子》是“恍兮惚兮”“虚无”的无限生命时空的实践“未体论”和“似客体论”的实践本体论,实即《易经》中的“在天成象”;《易经》讲的是一阴一阳的变易、变革的“知行递变”的实践过程论;而《论语》则讲的是“吾日三省吾身”的道德修身的赋形思维和修辞思维的实践思维学和实践逻辑学。这是就侧重而言,实际上,《易经》中的“在地成形”,更准确地说《易传》中的《文言》即无限心灵空间的文明境界之“言说”,这是“实践本体论”,“在天成象”是境界的主体性确立问题。《序卦传》讲的是实践活动中的“自强不息”“生生不已”“知行递变”的实践过程论问题。而《错卦传》讲的是实践活动中的赋形思维和路径思维的实践思维学、实践逻辑问题,“在地成形”则是其符号性结构化表达而已。

   于是,我们把上述人类实践创造的内在机制描述为“知行递变”的实践哲学的基本原理、模型、范式:

   二、本质与原理:中国传统文化、实践哲学的默会知识论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关于诗学、写作学、美学、伦理学理论成果的知识形态呈两大基本特征:

   第一,本质性。中国传统文化知识成果侧重与主流是关于人类知识的共时性立体整合结构中目标性的意识性焦点觉知的“意之所随”的无意识辅助性、支援性、身体化附带觉知知识,这是中国文化知识形态的最大特征。由于人类知识的共时性立体整合结构中附带觉知知识是焦点觉知知识的辅助、支撑、依据、证据,因此,附带觉知知识是焦点觉知知识的本质。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关于诗学、写作学、美学、伦理学的理论成果的知识已经揭示了这些学科知识的本质,这是最有效的知识。例如作为人类诗学原典的子夏《诗序》中的“六诗”(“六义”)中的“赋、比、兴”就是当时所能够表述的诗歌、文学、写作的重复与对比、渲染与反衬的句法、章法、篇法结构和语言艺术性美感性生成的基本思维原理。又如,作为人类道德发生学的曾子《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现“至善”的“八目”,是人类最早描述“美生真善”的“善”的生成的基本原理模型。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进行道德修养的宝典。又如,作为人类原伦理学的曾子《大学》中的实现“至善”的“八目”背后的知识 — 无限生命气象、生意、境界、时空以及“吾日三省吾心”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都是具体化附带化的道德修养的知识,这些知识都是一种“善”的附带觉知知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王国维《人间词话》(手稿)才说:“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有高格,自有名句,不期工而自工。”本质性就是有效性,就是科学性,这是人类知识追求的最高境界。

   第二,原理性。中国传统文化知识成果具有实践活动过程的思维程序模型的体系化原理。例如“六诗”(“六义”)中的“风(雅颂)、赋比兴”构成了审美灵感、诗歌创作过程的整体性诗歌创作的基本原理、基本思维程序模型;中国传统的文章章法的原理模型 — “起、承、转、合” — 就是建立在“赋”(铺陈、重复、渲染)和“比”(对比、反衬)的基本原理上的。而当“风:赋比兴”中的“赋比”赋形思维进入高速或光速的时候,“风、赋、比”就是审美思维的基本原理,因为审美直观的本质即高速或光速的赋形思维性感觉。例如,中华传统戏曲的表演原理也是建立在一个个动作思维的程序化,即程序模型上的。例如,“念”“唱”“做”“打”,用各种表现艺术语言进行美的表达。又如,中医对于药物组织的结构原理也是建立在“君、臣、佐、使”的思维模型上的。就其本质来讲,这些实践活动的原理模型都和“起、承、转、合”一样,都是建立在“赋”(铺陈、重复、渲染)和“比”(对比、反衬)的实践思维及实践逻辑上的。原理性、模型化就是知识的体系性、系统性、完备性,这同样是人类知识追求的最高境界。

   当将人类的所有实践活动 — 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生命生产 — 的基本原理统一整合为一个基本原理、基本模型的时候,哲学就产生了。因为,所谓“哲学”不过是人类命运 — 科学认识活动和实践创造活动 — 的最抽象的知识原理、模型,这就是人类生存智慧。这样看来,黑格尔关于哲学在西方,东方、中国无哲学的思想是一种严重的哲学偏见。在黑格尔看来:“当我们说中国哲学,说孔子的哲学,并加以夸羡时,则我们须了解所说的和所夸羡的只是这种道德。”  “我们所叫作东方哲学的,更适当地说,是一种一般东方人的宗教思想方式 — 一种宗教的世界观。”  这是因为他认为:“真正的哲学是自西方开始。” 谁有权利说,只有西方的科学哲学才是哲学,谁说东方、中国的道德发生学的哲学、实践哲学不是哲学?

   我们承认,道德本身是伦理学,而不是哲学,但是当追问、探索“道德”的生成机制、基本原理、基本模型的时候,这就是原伦理学的道德实践哲学了。在孔子的儒家思想中,那些讲述具体的“忠”和“恕”的“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礼义廉耻的理论行为规范礼节规范的时候,孔子的这些儒学内容的确是属于伦理学、道德学的,但是当孔子“思考”人生的志向是“吾与点也”的时候,当孔子思考“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时候,这就不是伦理学而是实践哲学了,因为“诗”与“乐”的学习,不是伦理学的问题,它讲的是伦理道德生成的身体化心灵化生命时空建构这个道德伦理生成的前提、本体、本质,这是伦理本体论、道德本体论的问题。至于第一期新儒家曾子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目”,更是人类最早的道德生成与实践活动的更加宏阔的实践哲学基本原理、理论模型了。

   就实践活动基本原理、内在机制、理论模型这一点而言,西方文化中并没有这样成熟的完整的建构与论述。它们最多就是亚里士多德“形式因”“质料因”“动力因”“目的因”的“四因”系统说和《修辞学》中讲的“取材—立意—结构”这种表面、肤浅的理性化焦点觉知化的构思主义实践过程论。这样看来,作为具有附带觉知的默会知识这种本质性实践创造知识和原理化、模型化体系完善化的中国传统的人文科学、实践活动基本原理的知识形态和知识体系,是无须向西方的理性主义的现代化方向转化,也不能进行这样的理性转化。对于前现代或古代传统文化的知识形态和成果,我们所要做的是将这些无意识、身体化、辅助性、支援性、本质性的默会知识,整合到西方意识化、心灵化、目标性的焦点觉知知识上去,形成一个“身体一元论”的人类最为理想的后批判默会认识论和思维现象学的框架结构体系。也就是说,我们要重新“唤醒”我们曾经有过的,后来又将其淡化忽视的意识化、目标化的焦点觉知知识。例如像“美”这样的概念,我们在荀子以前的孔孟那里是有“美”概念,也有审美的附带觉知的概念,例如“风”“雅”,甚至在孟子那里焦点觉知的“善”“信”“美”“大”的焦点觉知知识和“有欲”“有诸己”“充实”“光辉”附带觉知知识是整合在孟子关于“善”“信”“美”“大”描述性定义中的。只是后来非常强调实践活动知识中的精华性的无意识身体化有效性的附带觉知知识,我们才淡化了焦点觉知知识,这在诗学、文学、文章(写作)学、美学中更是如此。现在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就是进行这种默会认识论的后批判、思维现象学的整合性转化。重新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知识中的附带觉知的焦点觉知,然后将其整合成一个身体一元论,意识与无意识的整合,建构出基本原理来。并且将这些本质性、原理性的传统概念整合成全世界都能理解的当代学术语言的知识体系。

   三、从人类实践哲学原理的意义看中国传统文化学术自信

   本文从中国传统儒家的艺术实践创作与道德实践创造过程中揭示出来的人类实践哲学的基本原理,具有十分重要的哲学意义和学术意义。

   首先,我们通过“美”的“实践本体论”“知行递变”的“实践过程论”以及“重复与对比”的实践思维学、实践逻辑学和“兴”的实践工艺学,深入解释了为何当年鲍姆嘉通给出的“美学”定义的实践哲学依据。鲍姆嘉通最初在《实践哲学》第七版对“美学”(Acsthetica)的定义是:

   美学是感性认识与感性表现的科学。即作为认识能力之下的逻辑学、格拉琪娅女神和缪斯女神的哲学、认识论之下的理论、美的思维的艺术、类理性的艺术。

其实,鲍姆嘉通这里讲的所谓“美学”概念的核心并非讲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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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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