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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蔚:走向“超人”:“完美健康权”的期待与悖论

更新时间:2022-03-15 23:36:52
作者: 王蔚  

   摘要:  超人类主义作为一项较为有争论的新兴思潮,一直将健康权实现作为其发展的正当性依据之一:其拥护者认为遗传学和技术科学可以助推治疗医学转变为改良医学,直到达至个体“完美健康”。但从实践中观察,“完美健康”仅仅是一种主观的期待,忽略了技术发展可能造成的权利不平等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的尊严之减损。“健康”概念本身存在的过程性、社会连带性等特征要求将集体健康或者整个人类的健康光谱拉长,从而实现人类权利的自然演进。我国的法学视野中已经出现了对诸如贺建奎案等基因技术滥用的反思,对无限制地追求“完美健康”提出质疑,呼吁对人类增强技术进行法律和伦理规制。然而,目前的法律体系还存在价值不统一、规范与适用之间不协调之处,难以真正缓和技术发展与人的基本权利之间的冲突。法律与技术的关系成为法学研究者真正的关切:既不能阻却技术发展,也不能放任技术侵蚀人的固有权利。我们需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下,协调健康权的主观面向与客观面向,平衡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从而迈向新的伦理契约。

   关键词:  超人类主义 完美健康权 基因编辑 人类增强

  

   一、问题的提出

  

   人类作为身体和精神上均为独特的存在,目前正受到一场由遗传学、技术科学,尤其是人工智能发展助推的影响。直到几年前,医学技术的唯一目的还只是治疗疾病和缓解痛苦,挑战是如何延长生命。而现在超人类主义在医学上引入了一个新的目标:人类增强。诚然,人生如同一场竞赛,就像奥林匹克运动会提倡的“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Faster, Higher, Stronger, Together)格言一样,每个人都渴望变得更好,那么以科学的方式来实现人类的“改进或提升”是否是正当的呢?回顾过往历史,史前文明对永生的追求,启蒙时期对人性的倡导,科幻小说中对技术改变人类状况的构想,均可被视作“迈向超人”(Ubermensch)思想的萌芽。[1]中国古典思想与超人类主义也有相通之处,主张人类能够支配自己以克服自然进化的限制。例如,我国道家信奉炼丹术追求长生不老,传递着古人对自身能力不断超越的诉求。近代以来,“超人类主义”思想勾勒了一个摆脱了衰老和死亡的人类发展图景。[2]“超人类主义”一词由著名生物学家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最早开始使用。[3]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麦克斯·莫尔(Max More)为代表的学者发布了《超人类主义宣言》,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被定义为“通过科学、技术的方式,由生命提升和价值引导,寻求延续和加速智能生命演化,超越其现有人类形式和人类局限的生命哲学”。[4]超人类主义一开始被贴上“超越人类局限,增加人的自然能力”之标签,即精神和身体功能的改善使人类拥有更多的体力和智力手段,使人类摆脱与身体极限有关的某些限制,如走得更快;或与大脑极限有关的限制,如保持记忆、更有效地部署他们的神经元、更具创造性。但是逐渐地,超人类主义转而更提倡提高人的身体能力,赋予人类“超人”的能力,超越人类原有的自然素质。

  

   这一构想经历了从观念、思想到实践的过程。随着互联网、算法、大数据、纳米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超人类主义的提议才有了真正的应用意义,超人类主义的发明也可能采取更加具体的形式呈现(如仿生假肢、再生机制、更新和简化的人机界面等)。由于超人类主义的论域十分广泛,不同国家的学者们看法不一,法律、道德和伦理问题均成为支持或反对的理据。表面上看,人类增强技术是为了满足我们个人对完美健康的诉求,摆脱疾病、衰老与死亡。完美健康权已然成为超人类主义者论证其正当性的一个重要依据。然而,健康概念极具复杂性。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一般定义,健康是“一种完全的身体、精神和社会福祉的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虚弱”。[5]健康首先是人的高度个体特征,还是生命的发展过程。健康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自然科学现象,而是一种社会产物,受到历史、文化、宗教和经济的影响。健康具有高度主观性、过程性和社会依赖性的特征。[6]如何实现个人身体、精神和社会均认可的健康存在诸多困难。贺建奎案件[7]以及成都基因编辑案件的出现,令世界学界瞩目,也让中国学界开始更多关注生物伦理问题。[8]关于超人类主义的思考在我国目前更多的来自哲学领域的学者,[9]他们更多关注超人类主义和生物保守主义之间的差异:从增强技术发展的事实到关于增强技术的伦理价值判断,从描述到论证新兴权利是否可能。[10]而法律人则聚焦尊严、平等、伦理与法律的关系,从刑法、民法、行政法等角度进行思考,从软法和硬法的角度进行分析。一般而言,在对新技术充满未知的情况下,立法只进行一般意义上的规制,然而立法也可能犯错,立法权对科技和个人权利的干预也需要更高位阶法律——宪法的规制。此外,不同部门法的立法价值可能有所差异,从而导致规范之间的不统一。例如,只要不伤害他人,我们是否应该接受人类改进权利的存在?我们是否应该发展人类尊严的概念并更好地界定其轮廓?我们是否应该加强法律和道德控制,以更好地鼓励进步,避免地下非法行为?我们是否应该尝试定义什么才是真正的人类,人类的有益改进应该具备什么伦理框架?在具体的权利实现层面,或许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损害赔偿请求的问题,如在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中存在受试者和基因编辑婴儿两类受害人,如何分别在法律上确定请求权基础还是未解之题。[11]

  

   目前,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健康权的教义体系还没完全建立。我国宪法中与健康权有关的规范比较庞杂,第二章“基本权利”中没有直接规定健康权,关联度较高的是《宪法》第21条:“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鼓励和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和街道组织举办各种医疗卫生设施,开展群众性的卫生活动,保护人民健康。国家发展体育事业,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增强人民体质。”此处的“保护人民健康”,可以在一般意义上理解为国家对“人民”整体健康的保障,但它更多具有宣示意义。《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4条第1款明确规定“国家和社会尊重、保护公民的健康权”,虽然在一般意义上规定了“健康权”概念,但并未明晰其内涵及外延。此外,我国制定了《传染病防治法》《精神卫生法》《职业病防治法》《献血法》《执业医师法》《食品安全法》《药品管理法》《疫苗管理法》等十多部单行法律、四十多部行政法规和众多行政规章,但几部重要立法都是在出现较大公共卫生事件以后的“回应型”立法或“被动型”立法,存在价值错位、立法仓促、宣示意义大于规范意义等弊病。

  

   因此,本文从当事人要求完美健康权的诉求与国家保护健康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出发,论证“健康权”的集体和代际面向如何承载客观法秩序的统摄功能,协调超人类主义与生物保守主义,实现人类权利的自然演进。

  

   二、“完美健康”主观权利诉求之困境

  

   (一)“治疗”医学与“改良”医学之间的差异逐渐模糊

  

   在概念上,治疗与改良在生物医学意义上的区别比较明显。“治疗”主要指将目前处于不正常状态的人恢复到正常状态;而“改良”主要是将处于正常状态的人的能力提升到更佳的程度。[12]治疗无可厚非,但人类是否应该改良存在支持与反对的不同声音。支持者同意进一步改良人类,支持生物增强技术的发展,认为人类增强和追求完美是一种个人基本的自由选择权,认可增强技术代表着把人从生物、神经和心理限制中解放出来的希望;而反对者认为,在“治疗”和“改良”之间一定存在明确的性质区别,认为一旦改良人类就会导致人的固有身份解构。在反对人体改良的观点中,哈贝马斯“人降生的偶然性恰恰为人带来自主性”的观点是重要论据之一。哈贝马斯反对基因工程,认为:“被基因修改的人的自主意识很可能受到了损害,这会导致人类本质的物化。而这一本质,又是作为人的伦理自我理解的可能条件。”[13]

  

   此外,诸多国际宣言和国际机构,如1997年《世界人类基因组与人权宣言》、2003年《人类遗传数据国际宣言》、1997年通过的《人权与生物医学公约》,科学家群体在波多黎各会议的公开信以及各类未来科学机构如“人类未来研究所”(FHI)、“生命未来研究所”(FLI)等均试图对治疗和改良划分明确的界限。然而这类规则没有真正的刚性约束力,设定时希望构建不可逾越的规则,但可能短时间之后就会因为各种原因被突破。

  

   然而,个体与社会均有完美健康权的期待,例如,针对有个体生理缺陷不能怀孕的自然人个体,在治疗过程中运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可以同时对人类胚胎进行改良。人类社会因为安全、健康诉求,需要身体素质更强的士兵和消防员,需要通过人工智能调节血糖水平的应用程序……治疗性和改善性之间的界限在实践中轻易被超越。在我国法律规范体系及其实践运用中,也存在治疗和改良难以确定的情形。2017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修订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88条第1款规定:“诊疗活动是指通过各种检查,使用药物、器械及手术等方法,对疾病作出判断和消除疾病、缓解病情、减轻痛苦、改善功能、延长生命、帮助患者恢复健康的活动。”根据该定义,通过药物、器械及手术等方法旨在治疗疾病或改善生命健康的活动均属于诊疗活动。由此,在个体病例治疗上适用基因工程技术,涉及细胞、胚胎等特定组织的基因诊断、基因治疗和基因改良,将人工智能融入人类大脑和机器界面重新建立四肢瘫痪者的大脑和其惰性肢体之间的联系,是否属于“诊疗活动”以及“诊疗活动”的定性遭遇困难。

  

   因此,把治疗医学和改良医学对立起来在规范和实践中均是艰难的,上述有关治疗和改良的差异已经在个例中逐渐消失,超人类主义相关学术讨论中支持或反对的依据也开始失焦。究其原因,生物医学增强技术创造了一种新的行动范式,促使生命科学技术从将个体由疾病恢复到正常转变为塑造与增强生命本身,从而导致技术、政治、法律和道德联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新型生命政治空间。

  

   (二)完美健康权与平等权、尊严权协调艰难

  

   自主性是超人类主义追求的核心目标之一,具有高度主观性。对其而言,所谓的人类进步是更多的人能按照自己的价值观来塑造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和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因此,超人类主义者高度重视自主:每个人都有计划和选择自己生活的能力与权利。然而,新技术不能迅速普惠,技术红利可能带来新一轮的资源重新分配中的不均衡,在增强者和未增强者之间产生了新的身份差异,获得更长寿命、更强大体魄以及更多技能的人群可能对未获得者进行掠夺和歧视,进一步加深个体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人类增强层面的伦理论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自主与平等这两项重要的伦理原则而展开。[14]此论争转化到法律场域,则表现为个人健康实现与人的尊严和人的平等权之冲突。

  

   1.完美健康的追求与平等权

  

在超人类主义下,完美健康能否平等实现存在双重悖论。一方面,超人类主义可以被认为有利于鼓励个体对平等权的追求,协助个人逃脱基因的掌控。如果真的可以产生完美健康,那么平等追求人类增强将成为健康主观权能的最重要表现之一。个人对如何塑造自己的生命可以做出广泛的个人选择,这包括使用可能实现的技术来改善记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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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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