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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胜义雄:中国人的历史意识

更新时间:2022-03-15 23:34:29
作者: 川胜义雄  

  

   一、历史和伦理

   中国被称为“世界第一历史大国家”,“遗留下来的史书之山堪称宝库”。在中国,如此庞大的历史记载在几千年时间里为什么会如此生生不息?为编纂历史而做出的执着努力是由何种精神支撑的?我认为这是思考历史所要面临的重大问题。虽然我无意对这一重大问题做出充分解答,但我还是想举出一些中国史书及撰写史书的历史学家所具有的一贯特色,并以此为线索,找出解决问题的头绪。

   首先,中国的庞大史书,以及众多历史学家的一贯特色之一,是看待历史的眼光常常包含强烈的伦理精神。中国首部史学方法论专著的作者,唐朝历史学家刘知幾(公元661—721年)强调,历史家的首要任务即“彰善贬恶”,为了实现这一点而“不避强御”,也就是说毫不回避掌权者,针对掌权者的恶行,即使赌上性命也要“直笔”批判,这一观点正是伦理精神的典型体现。中国历史学家的这种伦理精神显然来自“劝善惩恶”的《春秋》“大义”。

   但问题是,以强烈的伦理精神作为本质之一的《春秋》,在古代中国为什么一直被认为是“史之大原”?以《春秋》作为史书典范,因而历史学家有责任仿照《春秋》经常针对历史行为进行伦理考察的观念,为什么会得以如此坚韧的持续呢?这个问题,无法简单地通过《春秋》修订者孔圣人的权威,抑或儒教的问题得以还原,而应该把它当作两千几百年的时间里、一直把孔子作为权威来信奉、持续主动坚持儒教意识形态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意识结构问题来进行探索。也就是说,中国的历史学家及史书,为什么必须具有如此程度的伦理性?与此同时,具有如此伦理性的史书,是如何得以存在的?

   《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中,有“夏五月乙亥,齐崔杼弑其君光(庄公)”的记录。据《左传》的解释,齐国崔杼的君主庄公与其妻私通,崔杼并未亲手弑君而是指使手下杀害了庄公。该事件发生之后,齐国史官兄弟二人为了保留记录而遭到杀害,最终根据二人的弟弟的记录,上述事件才得以留存。这种毫不惧怕强权、“直笔”记录事实的史官,作为中国历史学家的理想形象,先由刘知幾所继承,而后得以发扬,中山治一以上述《左传》的解释为基础,对历史记载及伦理批判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如下考察:

   崔杼杀害两名太史目的在于转移问题,但他出于什么原因必须连续杀害两名太史呢?当然,这是因为担心自己的行为会被记录下来流传到后世。然而,历史学家并没有对崔杼进行主观道德批判,仅仅只是把崔杼的行为原封不动记录了下来而已。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崔杼惧怕的并不是历史学家的各种主观判断,应该说害怕的是自己的行为被记录。因此,原封不动地记录人的行为,其本身就包含了伦理批判。

   ……人类行为或人类事实的记录本身所具有的伦理批判性……就是历史批判的本质……史书经常被称为“镜”的根源,实际上就在这里。(中山治一《史学概论》第11—15页,学阳书房,1974年)

   记录本身的性质包含伦理批评,这一点的指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但记录本身所具有性质的这一面,使人更加强烈地意识到,历史学家理应做出伦理批判的这一持续观念,是出于怎样的缘由?这种观念在中国尤其显著地表现出来,又是出于什么原因?这些仍然是有待解决的问题。而且在中国,历史批判并非单纯出于个人道德乃至家庭道德层面的“劝善惩恶”,所谓的“劝善惩恶”原本作为君臣之间的道德,已上升成为与国家乃至全体人类社会相关的广泛层面的问题。在这里,历史批判不仅仅局限于伦理批判,而是直接与政治批判密切相关。我们不得不问,为什么中国的历史记述如此执着地饱含伦理政治考察呢?

   二、经世与历史

   中国史书与历史学家的第二个一贯特色,正如《资治通鉴》的典型表现,在于把历史作为政治资本的强烈意识,史学应以立足于“义”着眼于“经世”的思想,正是十八世纪的章学诚在最深厚的哲学基础上构建史学理论的基本主张。

   “经世”一词,通常是指“治理天下”,被特别用于理解政治或统治上的意义。“经”的原意是“纵线”,所谓“经世”则是为世界引出纵线,意味着建立通用于整个人类世界的秩序。这与联结近代国民国家的国家学(Staatswissenschaft)的“政治”观念不同,是超越了国家层面、更为广阔的整体人类世界秩序,并通过秩序的确立来维持文明世界。既然“经世”是这样的人类世界秩序,以维持文明世界为目标,那么这就必须与人类社会生活的秩序,以及文明人类的不断创作(即“教化”)联系起来。为社会生活加以秩序、构成文明人类的基本条件,并成为“教化”基准的,正是“经书”中所指示的伦理规范、是非善恶的价值基准。

   因此在中国,政治和伦理是一体的。伦理是政治赖以生存的基础,而政治则被认为必须以建立伦理世界(即文明世界)为目标。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小到个人,大至整个人类世界,必须整合至同一个伦理(等同于政治)秩序。然后,该秩序原理被称为“礼”,“礼义”即“礼”的原理,是构成文明世界的基本条件。如若失去这种条件,人类世界将堕落为野蛮与禽兽的世界,它被认为是文明人类的最后一道防线。

   因此,关于中国史书和历史学家,在第一节所提到的强烈伦理精神特色,以及本节所给出的第二点特色,即对政治的强烈关注,两者共同来自政治(即伦理)方面的“经世”意识这一根源。这是对构成文明的基本秩序进行守护的意识,建立在维护“礼”原理基本秩序的自觉意志之上。

   实际上,古人教导我们,“礼(lǐ),履(lǚ)也”。中国人喜欢使用谐音来说明问题,“履”是用来穿戴的东西,也就是实践。“礼”是整顿人际关系、使人类文明社会得以存续的基本秩序。

   文明的这种基本秩序,只有对“礼义”即“礼”的原理有了充分的认识,并将各种具体、日常的“礼”的规范付诸实践,才能得以维护。在中国,政治即伦理的强烈“经世”意志,可以说以维护文明的基本秩序为目的,建立在这种自觉的实践意志之上。

   那么在中国,维护社会基本秩序的意识为什么如此强烈,尤其在以引领社会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以历史学家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之中,“经世”意识的自觉意志为什么如此强烈,则又是一个问题。追求秩序的强烈意志,与对无秩序的强烈恐惧,或者说对无秩序的认识程度成正比。这里面是否包含米尔恰·伊利亚德所指出的宇宙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呢?

   伊利亚德认为,诸多事例表明,传统文明中的人们通过天地开斗的反复及时间的周期性复苏,或者通过为历史事件的意义赋予元史学意义,来经受历史的考验,在历史之中守护自我。

   所谓的元史学意义是指“不仅给予人安慰,而且无比通顺,通过各种缘由调和宇宙与人类存在关系的牢固体系”,所谓包含宇宙与人类存在的体系秩序,或许就是字面原意的宇宙。针对陆续引发灾难、不幸、苦恼等各种事件、带走一切东西并且左右个人或集体命运的历史(history),传统文明社会中的人们用尽一切手段对作为和谐秩序的宇宙进行持续再确认。伊利亚德的《宇宙与历史》展示了人们如何驱赶历史,热切地期盼宇宙秩序的复苏。

   在中国,政治即伦理的强烈“经世”意识、维护文明基本秩序的强烈意志,或许可以看作伊利亚德所说的“驱赶历史”、宇宙再生意志的一种表现。这与世界上所有的古代社会、传统社会中常见的“与历史为敌”,似乎有共通之处。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与“驱赶历史”“与历史为敌”等关联的宇宙再生意志,恰恰体现在历史记载,并投入到历史本身之中。关于这一点,让我们具体了解一下司马迁的情况。

   三、司马迁的宇宙与历史

   司马迁在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开始撰写《史记》,《史记》是中国最早的综合性历史著作,可以说是当时的世界史。而且,在当时的构想中,司马迁似乎打算用这一年的时间,把至太初元年为止的历史全部书写下来。对他来说,太初元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在这一年,实行了名为太初历的新历法。

   这一新历修改的基本观点在于,长期以来一直沿用的四分历——以365天作为一年的长度——与天象不合,另外汉朝兴盛以来已经过了102年,这一年作为替换旧王朝领受新天命的标志,自然应该改革制度。改革制度的标志是“改正朔,易服色”,“正朔”即修改历法,是修改制度的必然要求。当时任太史令的司马迁与壶遂等人一同建议修改历法,从武帝那里领受了修改历法的工作。在司马迁等人的基础上,诸多天文学家被动员起来,开始为编写历法进行必要的观测,公元前104年11月1日刚好是甲子日,“朔旦”(即半夜时点)与天文学上的冬至时点相一致,以该时点为起点,新历就此编制完成。

   随后,将这一年改元为太初元年,这种历法被称为太初历。所谓“太初”,自然是“宏大的开端”的意思,无非是伊利亚德所说的天地开斗的再生。

   太初历也称为八十一分法,一个朔望月的长度为29+43/84天,一年的长度为365+385/1539(81×19=1539)天,基本常数定为81。这个常数,来自作为十二音律基准的黄钟律管,黄钟律管长9寸,体积810立方厘米,由其推导出81的常数。该黄钟律管,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标准测量仪器,由其作为度量衡的标准,同时也作为音律和历法计算的基准。

   另外,该基准数值9是阴阳之中的阳数的完全数,9×9=81是高次的完全阳数。以这样的数值作为基准,所有的计算都是根据具有阴阳象征性意义的数字原理推导而来的。从音律的音阶、度量衡单位、一年的天数、置闰次数,乃至天文现象的计算和预测,为宇宙运行和人类生活赋予参考标准秩序的,可以说正是根据阴阳数理进行有机联系的统一。而且,这种相互关联的统一数值体系,由太初历所首创。一种全新统一的世界秩序自此开幕,同时这也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太初”宇宙的新生。

   司马迁积极推动、参与了这项大事业,作为太史令,他是负有监督责任的负责人。当象征着全新宇宙体系的新历完成并被颁布的时候,他向同僚壶遂披露了自己的决心,表示要建立更大的体系: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在当时,宇宙正在进行重新编制,恐怕这也是持续到未来的世界秩序框架所形成的时点,司马迁的下一个课题,是把截至当前为止的过往人类世界全部整合起来,并为其赋予秩序。不用说,这就是完成《史记》的大业。

   在编纂《史记》的司马迁的意识中,“继《春秋》”,以构成了文明世界的基本秩序的“礼”作为原理来对照,将人类历史全部整合起来的意图非常强烈,这一点已向来为人所指出。即,在通过太初历而重新编制的宇宙新秩序中,将过去人类的努力进行正确定位,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可以将其理解为,试图使贯穿过去、现在及未来的全新宇宙再生的宏大意图的其中一环。

   但是,促使宇宙再生的意志,本来并非与之相关联的“驱赶历史”“与历史为敌”,而是在对抗历史本身的秩序化时,宇宙与历史的激烈对决。司马迁将这一问题以“天道,是邪非邪”的提问形式进行了表达。所谓“天道”,就是“一阴一阳”不断重复、持续变化、无限连续的世界存在形态,是以时间推移为本质的世界的存在原理。与此相反,“是非善恶”则是作为有秩序的价值体系——宇宙的形成原理,是文明人类世界的成立根据。带走人类的价值体系的时间变迁,也就是历史,以及被其所带走的价值基准,也就是宇宙的成立根据,“天道,是邪非邪”的问题,可以说就是上述两者关系如何的历史哲学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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