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于《中国哲学史》2014年第2期】

　　 以往康有为研究大多将1897年前后的《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与1900-1903年间的《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1901）、《中庸注》（1901）、《孟子微》（1902）、《大学注》（1902）、《论语注》（1902）、《礼运注》（1901-1902）诸书混杂而论。笔者认为康有为的前后两次大规模释经之间存在着重要的思想调整，而且这一调整是其一生思想中最为关键的枢纽所在。这一调整最为直接的动因，是1899年至1902年期间康有为与倾向革命的梁启超、欧榘甲等弟子之间围绕共和革命展开的辩论（其中包括1899年的“十三太保事件”，以及1902年康有为针对梁启超、欧榘甲等以分省独立等方式推进革命的主张，写下《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君主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和《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两封长信）。[1]

　　 要深入探究康有为此次思想调整的具体内容，有必要比较《新学伪经考》、《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与1900-1903年间的六书。这里笔者尝试从比较《春秋董氏学》与《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切入，分析康有为思想的这一重要调整。

　　 从以董为宗到调和口传诸家

　　 《春秋董氏学》与《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都强调传在口说与传在文字的对立，但前者奉董仲舒为宗，后者则试图调和口传诸家。

　　 《春秋董氏学》与《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重复强调古今学者只有在言及《春秋》时引义而不引经文这一“非常怪事”，并强调“《春秋》之作在义不在事，故一切皆托”，批判“伪《左》”“知有事而不知有义”，《春秋》之义传在口说。如：

　　 盖《春秋》之作在义不在事，故一切皆托，不独鲁为托，即夏、商、周之三统亦皆托也。【见《康有为全集（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24页。后面引自《康有为全集》处只在文中注明集数及页码。】

　　 故学《春秋》者，第一当知《春秋》之大义传在口说，而不传在文字。（“春秋之义，传以口说，而不传在文字”考，见全集·六，5）

　　 就差异而言，从《春秋董氏学》到《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最为明显的变化是，后者称引董氏的地方忽然变得只是较少提及，而主要依托《公羊传》、《穀梁传》和何休的《春秋公羊传注疏》逐句疏解《春秋》。

　　 在《春秋董氏学》中，康有为这样说：

　　 董子为《春秋》宗，所发新王改制之非常异义及诸微言大义，皆出经文外，又出《公羊》外，然而以孟、荀命世亚圣，犹未传之，而董子乃知之。又公羊家不道《穀梁》，故邵公作《穀梁废疾》。而董子说多与之同，又与何氏所传胡母生义例同。此无他，皆七十子后学，师师相传之口说也。公羊家早出于战国，公羊不出于汉时，别有考。犹有讳避，不敢宣露，至董子乃敢尽发之。（全集·二，357）

　　 又说：

　　 ……故《春秋》专为改制而作。然何邵公虽存此说，亦难征信，幸有董子之说，发明此义，……董子醇儒，岂能诞谬。若是，非口传圣说，何得有此非常异义耶？此真《春秋》之金锁匙，得之可以入《春秋》者。夫《春秋》微言暗绝久矣，今忽使孔子创教大义如日中天，皆赖此推出。然则此篇为群书之瑰宝，过于天球河图亿万无量数矣。王仲任曰：孔子之文，传于仲舒。（全集·二，365）

　　 可以看出，就口传孔子大义微言而言，《春秋董氏学》奉董为宗，而对公羊传、穀梁传和何休注都有所贬抑。

　　 《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则将董仲舒与公、穀、何及刘向相并列。如“自序”中说：

　　 董子，群儒首也。汉世去孔子不远，用《春秋》之义以拨乱改制，惟董子开之。凡汉世学官师师所传，惟公、穀二家，实皆孔门弟子、后学口说。然则求《春秋》之义于公、穀、董、何及刘向之说，其不谬乎？……据今二家口说所存者，虽掇什一于千百，微言大义，粲然具在，浩然闳深，虽其指数千，不尽可窥。然综其指归，亦庶几得其门而入焉。（全集·六，3）

　　 此处强调了董仲舒在笔载孔子口传方面的开创性地位，但不再是独奉董子一人为宗，而是认为从公穀二家所存口说，已可得其门而入。

　　 “发凡”又说：

　　 今《公羊》、《穀梁》二传犹在，则孔子《春秋》之口授大义在《公》、《穀》二传，至可信据矣。故学《春秋》者，当知《公》、《穀》为口传孔子《春秋》义之书。（全集·六，5-6）

　　 此处指出，通过公、穀二家已可得入《春秋》之门，董子的地位自然不再像《春秋董氏学》所强调的那样高。但《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又并没有否定《春秋董氏学》的基本判断，即前引“董子，群儒首也”，董子的地位仍然重要。

　　 例如，两书都通过晋楚邲之战论述夷夏之辨唯德是视，基本说法都一样，不过《春秋董氏学》强调“若非董子发明此义”，而《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就不再这样说了，而是综合了公穀两传和春秋繁露来阐释“大同”之义。除了删掉“若无董子”的说法之外，《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释“夏六月乙卯，晋荀林父帅师及楚子战于邲，晋师败绩”，几乎与《春秋董氏学》“春秋微言大义第六下”“夷狄”条论及邲之战的徐勤案语一模一样。（全集·二，414-416；全集·六，179）

　　 但两书之间变化的真正要害，并不在于董子评价的微调，而在于康有为转而调和公、穀、董、何、刘向以及孟、荀诸家，并综合诸家以重构或者说复原《春秋》口说的面貌。它突出强调，传承《春秋》口说的诸家各有特点和所长，应互相补充，以整合出一个“孔子口传”的大局和全貌。也就是说，相对于《春秋董氏学》，《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最为重要的变化在于，前者强调董氏学与其他诸家之异和特立高标，而后者强调包括董氏学在内的口传诸家之同，以及在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基础之上的孔子口说的全貌。康有为这样阐述“读《春秋》最要法”：

　　 《春秋》一文多含数义，弟子各述所闻，正以互引而备，不必以其互异而攻，此为读《春秋》最要法。惜何君尚未悟此，以笃守家法而作《穀梁废疾》，同室操戈，致来伪《左》之外侮欤！（全集·六， 64）

　　 又如“‘《公》、《穀》以义附经文，有同经同义、同经异义、异经同义，而舍经文传大义，则其口说皆同’考”中说：

　　 ……试舍一万六千四百四十六字之史文，徒摘《公》、《穀》之口传大义，则无一不同，特附史文，时有异同耳。此犹同记要言而各编电报字码，字码虽异，而要言无殊也。一部《春秋》之义，可以此通之。……何君墨守《公羊》，而攻《穀梁》为废疾；盖犹未明密码之故，泥守所传之电码以为真传，而不知《穀梁》所传之电码亦是真传也。遂使刘歆、贾逵缘隙奋笔，以《公》、《穀》一家而鹬蚌相持，遂致伪《左》为渔人得利。岂非先师墨守太过，败绩失据哉！今学《春秋》者，第一最要，当知孔子《春秋》义虽为一书，而分条系于史文中，各家条系时有异同，其系事文无关宏旨，惟传大义同一发明。（全集·六，6）

　　 问题是，诸家口说之异同，究竟集中在哪些问题上？它们又如何互相补充和整合？

　　 从大同“一统”到“三世”渐进

　　 与上述变化相应，相对于《春秋董氏学》，《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的中心命题也发生了变化，前者的中心命题是全球“大一统”的太平大同，后者的中心命题变为“三世说”。

　　 与《春秋董氏学》奉董为口传之宗相应，此书诠释“三世”的重点在于，突出强调董子口传保留了太平世之义。这一旨趣与同期的《孔子改制考》是一致的。当时，康有为基于与泰西之教就“诱民”而展开教义竞争的需要，[2]重新阐释和突出孔子的太平大同思想。在《春秋董氏学》和《孔子改制考》时期，孔子的主要形象是“注意于大地远近大小若一之大一统”（《孔子改制考》，全集·三，3）的“大地教主”。

　　 如“春秋董氏学卷六下春秋微言大义第六下”：

　　 太平之世，大小、远近若一。大同之治，不独亲其亲，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则仁参天矣。后世不通孔子大道之原，自隘其道，自私为我，已遁为老学，而尚托于孔子之道，诬孔子哉！孔子之道衰，自大义不明始也。（全集·二，389）

　　 然则天下何者为大仁？何者为小仁？……推远庖厨之义，孔子不杀生之意显矣。但孔子因民性情、孔窍之所利，使道易行耳。不爱鸟兽、昆虫，不足谓仁，恶杀昭昭哉！后世不通孔子三世之义，泥乱世、升平之文，反割放生为佛教，宜孔子之道日隘也。（全集·二，390）

　　 康有为认为孔子作为大地教主“代天发意”。《春秋董氏学卷五春秋改制第五》“孔子春秋代天发意”条：

　　 杨子曰：圣为天口。孔子之创制立义，皆起自天数。盖天不能言，使孔子代发之。故孔子之言，非孔子言也，天之言也。孔子之制与义，非孔子也，天之制与义也。天之制与义，游、夏自不能赞一辞，余子安能窥测？但观其制作，服从而已。（全集·二，365）

　　 康有为这一时期对全球“大一统”的太平大同思想的强调，将董仲舒“大一统”的思想扩展到经历了列强环伺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后的新时势，扩展到诸国相争、类似春秋战国的全球格局。康有为奉董为宗而对东汉何休有所贬抑，重“大一统”而不强调“三世”、“三统”之说，接近于庄存与的今文经学研究。[3]

　　 在《春秋董氏学》中，康有为也论及“三世”的异同，这些零星的论述，后来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中上升和扩展为主要内容。但这些论述在《春秋董氏学》中并不居于中心位置。

　　 如：

《春秋》义分三世：与贤不与子，是太平世。若据乱世，则与正而不与贤。宣公在据乱世时，而行太平世之义，不中乎法，故孔子不取。所谓王法，即素王据乱世之法。《史记》谓“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是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