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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翔:康有为的经学思想调整刍议——以《春秋董氏学》与《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的比较为例

更新时间:2022-03-15 01:30:25
作者: 张翔(首师大) (进入专栏)  
其欧亚各洲及再有他地,义亦不能外也。通乎孔子此义,而后可论诸教之是非,古帝者之得失也。(全集·六,60)

  

   康有为认为当时是“霸国之义大倡”(全集·六,324)的时代,应当以“霸”而不是“帝”来评价世界诸强:“自路多父不朝罗马,后此渐自称该撒。然至今奥该撒与后、太子,尚受封于教皇。故该撒真为中国之霸,今译为帝,非也。”(全集·六,109)又如,“德国古立王,亦由各侯国公推,亦有父子世者,与春秋同;盖德之王,实德之霸也。”(全集·六,123)他甚至认为,能通透地了解今天的欧洲,也就可以通《春秋》了:“昔奥为霸,今普为霸,犹齐、晋之代兴也。今联邦名德意志,春秋泗上十二诸侯名诸夏,皆用古之盛名,亦同。盖德意志自古为欧洲一统国也。通于今欧洲乎,可以通《春秋》。” (全集·六,109)康有为在1912年5、6月间写的《中华救国论》中说:“今以美之共和,而自麦坚尼、罗士福以来,亦复大昌霸国之义,(日人译为帝国,义未妥,今易之。)”这里他修正了“答华商书”中对日本人所译的“帝国主义”的介绍,认为日译“帝国主义”所涉及的情况只能算是“霸国”而不是“帝国”,因为“帝国”意味着很高的道德评价。

  

   康有为指出,“文明国”未必是文明的,他将“文明”作为一个本质性的概念,而将“文明国”与“野蛮国”视为相对的概念。这一区分法与他的“夷夏”观中包含的区分方法是一致的,究竟是夷还是夏,要看具体做得怎样。同样,区分野蛮和文明也是“无定地、无定人、惟行是视”,因而他认为入侵北京的八国虽然号为“文明国”,其实是野蛮的:

  

   孔子言公,纯乎公理者也。其行而文明也,则野蛮亦文明之;其复野蛮也,则野蛮之。故文明、野蛮无定地、无定人、惟行是视。凡师兵入国,多掠人妻、居人室,此野蛮莫甚之行,而号称文明之国多行之。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国之师入顺天犹然,俄法德最甚,此亦还为野蛮者矣。(全集·六,283)

  

   问题在于,既然“文明国”往往是野蛮的,为什么还称他们为“文明”?“文明”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康有为在《物质救国论》(1904年)中对“文明”有如下特别的解释:

  

   故夫文明者,就外形而观之,非就内心而论之。以吾所游大地几遍,风俗之至仁厚者,应以印度为冠焉。……可由是推之,鄙僻之区多道德,而文明之地道德反衰。盖巧智之人,多外观而少内德也,比比矣。……如以道德论文明也,则吾断谓印度之文明,为万国第一也。……然则所谓富强者,则诚富强矣,若所谓道德教化乎,则吾未之知也。是其所谓文明者,人观其外之物质而文明之耳;若以道德风俗言之,则忠信已浇,德性已漓,何文明之云?……故以欧美人与中国相比较,……如以物质论文明,则诚胜中国矣。若以道德论之,……则谓中国胜于欧美人可也。(全集·八,66-67,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由此可知,康有为所谓的“文明国”的“文明”有其特别的定义,即是从外形、从物质层面定义的“文明”,而非从内心、从道德层面定义的“文明”。也就是说,“文明国”之为“文明”,指的其实是他们在工艺、汽电、炮舰和兵力方面的优势。因此,“文明国”准确地说应该是“物质之文明国”。

  

   康有为又明确地提出了“人道之文明”的概念,即孔子所立的“礼义”标准。按这一标准(也即判断“中国”或“夏”的标准),他对中国存亡的忧虑,也是对“人道之文明”存亡的忧虑。他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中强调孔子重“中国”者在于“人道之文明”:

  

   按孔子所以重中国者,谓先王礼乐、文章、政治之所存,人道之文明也。文明国当崇礼义,不当不仁而自翦伐。然以文明国灭文明国,虽无道而文明无损也;若文明国从野蛮以灭文明国,则胥天下而为野蛮,而文明扫地、人道退化矣。此生民非常之大忧也,故孔子不与之。(全集·六,221)

  

   康有为对“文明国从野蛮以灭文明国”的“霸国”行径提出了强烈的批判。同时“霸国之义大倡”的确是客观的政治现实,不仅中国面临被号为“文明国”的列强以野蛮之法所灭的危险,而且整个世界都可能“文明扫地、人道退化”。这种对“霸国”威胁的意识和忧虑,既是康有为思想调整的一个重要内容和动因,也充分呈现了“三世说”论述结构内部的复杂性。

  

   调和口传诸家的政治含义:企图整合革命派弟子

  

   由此看来,康有为对“但在合采,不必互难”这一“读《春秋》最要法”的强调,并不仅仅是就如何理解《春秋》而言的。其中包含了对他与梁启超、欧榘甲等弟子的革命辩论的回应。以他们的革命辩论为背景,康有为通过“读《春秋》最要法”要跟弟子们说的是:保皇改良与共和革命虽有矛盾,但只是我们这些孔子教义传人“各述所闻,正以互引而备,不必以其互异而攻”,真正的、共同的敌人是慈禧、荣禄这些顽固不化的后党,他们相当于那些泥于据乱世之义的“伪《左》”。

  

   康有为常说自己是在中国首先提倡大同公理和民权的人,但现在还不到实行大同公理的时候。一言以蔽之,民主共和固然是好,但时机未到。如,他在介入革命辩论的重要书信《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1902)中说:

  

   ……今革命民主之方,适与中国时地未宜,可为理想之空言,不能为施行之实事也。不然,中国之人,创言民权者仆也,创言公理者仆也,创言大同者仆也,创言平等者仆也;然皆仆讲学著书之时,预立至仁之理,以待后世之行耳,非谓今日即可全行也。仆生平言世界大同,而今日列强交争,仆必自爱其国,此《春秋》据乱世所以内其国而外诸夏也。……(全集·六,321)

  

   康有为在用“三世说”来阐述不能躐等而进搞共和革命时,往往会在前面加上一句,说他其实是在中国比大家都更早阐述大同之义。又如,民国建立之后的1911年12月,康有为在《共和政体论》中说:

  

   ……此义理之公也,孔子之志也,吾生平之愿也。昔著《大同书》,专发此义,以时尚为至,故先主立宪。今其时矣!惟共和之政体甚多,吾国人之言共和者,几若以美国之政体尽之,则犹有误蔽也。今特论之。(全集·九,241)

  

   康有为这里虽然说行共和制“今其时矣”,但整篇文章的主要意思是说不能遽行共和,而应该走“君主之共和国”的道路,即实行君主立宪制。

  

   在激烈批判民国初期共和实践的长文《共和平议》(1917)中,他更是在开头便说:

  

   吾二十七岁著《大同书》,创议行大同者。吾两年居美、墨、加,七游法,五居瑞士,一游葡,八游英,频游意、比、丹、那,久居瑞典。十六年于外,无所事事,考政治乃吾专业也。于世所谓共和,于中国宜否,思之烂熟矣。其得失关中国存亡至重也。……吾今亦悬此论于国门,甚望国人补我不逮,加以诘难。……(全集·十一,2)

  

   这一说法突出地显示,在康有为那里,一直存在着立孔子大同之教义与现实改革之间的紧张。其中包含两个主要问题。

  

   其一,康有为流亡之前阐发孔子的大同世之义,以及后来虽然认为中国不能遽行共和大同之制,但仍然积极阐释大同世之义,其主要目的是,在全球诸教相争的背景下,为立孔子为大地教主、立孔子之教为大地之教争得义理的高地。从康有为介入革命辩论之后的论述,反过来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出,他在流亡之前对大同微言的强调,主要目的并不是现实状况下的改革,而是在诸教相争的情况下立教。因此,虽然康有为在与革命派的论战中,认为遽行共和制反而会祸及中国,但他在阐释立孔教的思想时,又必须强调孔子口传的大同世之义,强调孔子学说三世之义兼备。他虽然对《大同书》的刊印比较谨慎,但1913年《不忍》杂志已刊布甲、乙二部,他对大同之义的阐释也早已比比皆是(例如,梁启超1899年为他所作的传记已公布了概要)。

  

   其二,为什么不能行民主共和之制,而要根据现实时势实行君主共和制,或者说君主立宪制?康有为对此最为核心的论证,是认为“三世”之间存在需依次而进、不可随意逾越的次序:

  

   仆在中国实首创言公理、首创言民权者,然民权则至在必行,公理则今日万不能尽行也。盖今日由小康而大同,由君主而民主,正当过渡之世,孔子所谓升平之世也,万无一跃超飞之理。凡君主专制、立宪、民主三法,必当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则必大乱,法国其已然者矣。(全集·六,314)

  

   这一以“三世”为基础的时势分析,是经过重新阐释的“三世说”的直接运用。又如:

  

   ……夫美之不能遽行无君、均产,犹中国之未可行革命、民主也。欧洲须由立宪君主,乃可渐致立宪民主;中国则由君主专制,必须历立宪君主,乃可至革命民主也。自夏徂冬者,必历秋之凉和,乃可由盛暑而至严冬,岂有一日能成者哉!(全集·六,325)

  

   至于为什么“必须历立宪君主”,最关键的原因则是,在列强环伺的大变局之下,需要解决国家权力中心的巩固与形成的问题,如果国家陷入分裂内争的局面,则更易为列强所瓜分:

  

   ……若有大乱,以法乱之例推之,必将数百年而复定,否亦须过百年而后定。方列强竞争,虎视逐逐,今方一统,犹危殆岌岌,若吾同胞相残毁,其能待我数百年平定而后兴起内治乎?鹬蚌相持,渔人得利,必先为外人有矣,若印度是也。(全集·六,317)

  

   他认为以君主立宪制(君主共和制,即当时英国宪法学家白哲特所谓“伪装的共和制”)设立虚君之位,是一种避免权争而维持一个国家权力中心的有效方法。如《共和政体论》所说:

  

   盖虚君之用,以门第不以人才,以迎立不以选举,以贵贵不以尊贤。夫两雄必不并立,才与才遇则必争,故立虚君者,不欲其有才也,不欲其有党也,然后冢宰总百官以行政,乃得专行其志,而无制肘之患一也。夫立宪之法,必以国会主之,以政党争之,若无虚君而立总统,则两党争总统时,其上无一极尊重之人以镇国人,则陷入无政府之祸,危恐孰甚。……君主者无用之用至大矣。……盖立一无权之君主,人不争之,于是驱其国人,只以心力财力,运动政党,只以笔墨口舌,争总理大臣,而一国可长治久安矣,…… (全集·九,245-246)

  

   接下来的问题是,立宪君主制是否可能?在光绪帝身亡之前,康有为非常强调光绪帝之可期待以及应予期待:

  

……然前言英、法变争百数十年,流血数百万而后得之,其余各国虽不至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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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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