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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翔:康有为的经学思想调整刍议——以《春秋董氏学》与《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的比较为例

更新时间:2022-03-15 01:30:25
作者: 张翔(首师大) (进入专栏)  
(全集·二,320)

  

   又如:

  

   变法欲逊顺而说,勿强骤之。圣人之道为千万世,不以期月。(全集·二,407)

  

   在《春秋董氏学》中也已出现将孔子视为“大医王”的比喻:

  

   孔子创义,皆有三数以待变通。医者制方,犹能预制数方以待病之变,圣人是大医王而不能乎?三统、三世皆孔子绝大之义,每一世中皆有三统。(全集·二,370)

  

   全球“大一统”是康有为对“三世”之“太平世”的延展性诠释,他通过叙述这一理想,来回应西方列强在全球不断拓殖的“列国并争”的局面。这一中心主题与“三世说”无疑有着密切关联。全球“大一统”作为理想与诉求,与“列国并争”的政治现实之间存在紧张和冲突。

  

   “三世说”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中之所以成为中心主题,主要是因为康有为要处理理想诉求与政治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康有为1899年与部分弟子开始革命辩论之后,进行了自我调整,转而强调“不可骤进”于大同之世,不可骤行大同之义。这种调整表现在对《春秋》的诠释上,中心环节是将“三世说”改造为一个“合采”、容纳和协调不同选择的论述结构。

  

   一方面,这一结构仍然延续《春秋董氏学》对大同世之义的强调,如:

  

   ……然在据乱世而陈太平之义,当无不以为大逆不道者,反于人心则人不从。然则孔子及公、穀先师蕴此异义,万无写出成书之理;除口传外,更无别法矣。……至于晋乱,《公》、《穀》有书无师,口说遂亡,后人皆不知教主改制、据乱、升平、太平之义。中国轻视董、何之说,不知为孔子微言,甚且怪之,无人传习。于是中国之治教遂以据乱终。绝流断港,无由入于升平、太平之域,则不明董、何为孔子口说之故也。(全集·六,7)

  

   但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康有为对“三世说”的阐释,强调的是“各因其时世以施之”:

  

   此三世之大义,该括《春秋》全经,发扬孔子非常异义,通变宜民之道,以持世运于无穷在此矣。……盖孔子之道无定,但以仁民为主,而各因其时世以施之,至其穷则又变。……孔子譬如医生,多备数方,以待病变而服之,无一定之法也。惟其先后之序,因时出之。(全集·六,16-17)

  

   概括而论,康有为这一“三世说”阐释有如下两个重点:

  

   其一,指出“三世之理相反,而适时各当”(全集·六,7),突出“三世说”内部的断裂性,强调三世之间“并行不悖,各因时宜,虽相反而相成”,突出现状(升平世)与太平大同之间的断裂。所谓“虽相反而相成”,指出了三世更替并不是依次持续进化,三世之间的关系也并不只是方向相同、程度不同。

  

   如康有为释前引“突归于郑”之前一句“九月,宋人执郑祭仲”:

  

   古人之有权者,祭仲之权是也。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何君述口说曰:权者称也,所以别轻重。喻祭仲知国重君轻,君子以存国除逐君之罪,虽不能防其难,罪不足而功有余,故得为贤也。此孔子专发国重君轻之义,而托此以明权,乃升平世之法。《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贵君轻者,升平之法也。盖国者,人民、种族共保。有国然后托君以治之,岂可以一君而累一国之人民、种族乎?故有不幸迫于强国之势,易君可也,害灭人民、种族不可也。(全集·六,46)

  

   康有为对“三世之理相反,而适时各当”的强调,与他从奉董为宗转而强调《春秋》往往一文多义,“弟子各述所闻,正以互引而备,不必以其互异而攻”,是一致的。前者正是后者主要的实质性内容。

  

   其二,强调不可躐等而进,而需要朝着大同世“渐而进”。如:

  

   故《礼运》大同之法,曰“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但一时不能遽行此制。此据乱也,先讥大夫之世;及升平世,刺诸侯之世;至太平之世,贬天子之世;亦以渐而进也。(全集·六,21)

  

   又如,

  

   明当先正京师,乃正诸夏;诸夏正,乃正夷狄,以渐治之。……世虽升平,未能太平,故未能远近如一,以进化有渐,不能骤进也。(全集·六,205)

  

   既然强调“不可骤进”于大同之世,不可骤行大同之义,那么,大同之义在当下的意义主要在于“立教”层面,在于指出未来的方向和前景,但就现实当下的改革而言,大同之义并不能骤然而行。

  

   因而,到《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时期,孔子的主要形象从《春秋董氏学》时期“注意于大地远近大小若一之大一统”的“大地教主”,调整成了作为“圣之时者”的“大地教主”,根据时势而行权变。如其“自序”所说:

  

   康有为乃言曰:孔子之道,其本在仁,其理在公,其法在平,其制在文,其体在各明名分,其用在与时进化。……故其科指所明,在张三世。其三世所立,身行乎据乱,故条理较多;而心写乎太平,乃意思所注。虽权实异法,实因时推迁,故曰孔子圣之时者也。若其广张万法,不持乎一德,不限乎一国,不成乎一世,盖浹乎天人矣。(全集·六,3)

  

   由此看来,《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调和口传诸家,实质上要调和的是从据乱世、升平世与太平世的不同视角出发的不同解释。

  

   《春秋董氏学》指出,大义与微言的区别在于“大义多属小康,微言多属太平”(全集·二,324)。《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进一步分析谁传大义,谁传微言。在有的地方,康有为认为,董、何口传升平、太平之义极详,而《公》、《穀》所写为据乱大义,升平、太平之义反若无之(全集·六,6-7)。而在有的地方,康有为则认为,据乱、升平大义为《公》《穀》所传,而太平微言为董、何所传(全集·六,4)。康有为究竟认为《公》《穀》所传为据乱之义,还是升平之义,或者董何所传是否也包含有升平之义,不必过于考求,因为一书所传原本并不止限于一义。关键在于,《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的基本方法是在阐释具体的春秋经文过程中梳理与综合诸家口传。康有为强调对于三世之义的不同,“但在合采,不必互难”,不然徒为“伪《左》”得渔翁之利。[4]以康有为释《春秋》“卷二 桓公”中“突归于郑”一句为例:

  

   ……学者取其权义而略其事与文,则无所窒。吾今所发悟,特在于斯,故于《春秋》之说皆无少碍者。其有不同,则经实兼数义,而先师各传之。但在合采,不必互难,则孔子之大义尽得不漏,而《春秋》诸说亦无复碍。吾今发明《春秋》专在于斯,学者其尽心焉!(全集·六,47,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从“其有不同,则经实兼数义”的角度看,《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反复强调的“《春秋》无达辞”、“实与文不与”(全集·六,98)等论述,别有一番意味。

  

   “霸国之义”与“三世之义”

  

   《春秋》公羊学中的“实与文不与”意味着政治合法性与道德合理性的内在矛盾,“实与文不与”的书法则是为了克服礼仪(尤其是道德诉求)与现实需求的矛盾。[5]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中,康有为将新的全球时势以及他在海外游历过程中对全球各国的知识和了解,纳入了对《春秋》的阐释,使其展现出很不一样的面貌。他不是在董仲舒“大一统”的框架内,而是在调和口传诸家的框架中完成了这一阐释。一方面,康有为将“三世说”扩展为对全球历史的道德评价系统,并将全球“大一统”(并延续郡县制的架构)作为太平世的核心内涵[6];另一方面,承认“霸国之义大倡”的政治现实,承认“霸国”在“列国并争之世”出现的合理性,但同时以“三世之义”来权衡“霸国”的作为是否“文明”,是否具有合法性。在这一阐释结构里,康有为确立了孔子的“礼义”标准——“人道之文明”。

  

   基于上述“三世说”阐释的重要变化,《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将“三世说”拓展为评价时势的一种尺度,以春秋学解释当时的世界局势。康有为在不同领域分辨了据乱、升平、太平之义,例如:王权,乱世之法,人王总揽事权;升平之世,人主垂拱无为;太平之世,一切平等,贬及天子,无王可言。(全集·六,15)官制,据乱,先讥大夫之世;升平,刺诸侯之世;太平,贬天子之世。(全集·六,21)孔子税法,贡者,乱世之法;助者,升平之法;彻者,太平之法。(全集·六,183-184)产业,据乱世为大农之世;升平世为大工之世;太平世为大商之世。(全集·六,37)男女,据乱世,男女有别,以明妇礼,一夫数妻之制行之最久;升平世,人皆有教,女亦有权,必一夫一妻相平;太平世,则教化纯美,人人独立,可不必为男女大别。(全集·六,59,78)种族,据乱世为爱种族之世,升平为争种族合种族之世,太平则一切大同,种族不分,无种族可言,而义不必立。(全集·六,67-68)……以上这些区分,都是康有为将“三世”作为道德评价尺度的不同运用。

  

   康有为认为“帝”、“王”与“霸”意味着不同的道德评价,他这样区分皇、帝、王、霸[7]:

  

   孔子曰:皇象元,逍遥术,无文字,德明谥。德合天者称帝,河、洛受瑞,可放。仁义合者称王,符瑞应,天下归往。天子者爵称也,圣人受命,皆天所生,故谓之天子。……德能合天,故称帝。称帝者五:黄帝、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是也。……民主莫圣于尧、舜,与天同大,故孔子尊之为帝。……非五帝之德同天,不得为帝也。……德合元者称皇,其惟庖牺逍遥无为至矣极矣。……皇帝二字,乃孔子所创定。李斯学于荀卿,而传孔学者也,乃以此妄奉秦政。后世因之,遂为人主之定号,而以王封群臣。然王为天下所归往,与皇帝道虽有殊,其实一也。《国语》曰:今之王,古之帝,此岂可以封臣下乎?……德非上合天元,而以一时得位称之,非孔子所许也。若罗马之称该撒,奄破罗以人名为之,只为霸义,不足以当此之尊崇文明矣。天子为爵称,凡有位者,人人可称之,孟子曰“天子一位”是也。(全集·六,197)

  

   他认为“霸”与“王”的区别在于究竟是“以力服人”还是“民所往归”:

  

……又发明民所往归谓之王,然则必亿兆讴歌,朝觏公举为之,然后可谓之王。大同之世,所谓选贤与能也。若夫以力服人,此只可谓之霸,不能谓之王。如后世唐太宗、宋太祖,只能谓之唐太霸、宋太霸而已。至于秦始皇、元太祖、明太祖,暴骨以逞,只可谓之民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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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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