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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飞龙:香港抗疫的艰难时分与脱困之道

更新时间:2022-03-11 14:32:50
作者: 田飞龙 (进入专栏)  

  

   香港抗疫进入“最艰难时刻”:日增确诊数破万且高位徘徊,医院承载力超限,市民生活与安全遭受严重威胁,政府抗疫的整体动员与细节执行均存在欠缺,社会恐慌情绪引发越来越高的民怨、在港资本的营商信心浮动以及港人“北渡”带来的疫情倒灌效应。香港抗疫,不仅事关香港每一个人的生命健康安全,更涉及到整个国家抗疫体系的完整性与可持续性,以及香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连通世界、融入发展的战略大局。

   在此意义上,抗疫是香港当前压倒一切的管治任务和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香港抗疫因此被提升到国家级任务的层次,习近平主席给出了“最高指示”,要求香港特区政府压实主体责任,要求中央涉港部门及内地相关方面全力支持,有关人力、物力资源迅速到位。有着国家支持的强大后盾,香港抗疫的路线和目标应当是清晰确定的,即走出一条符合香港实际情况的“动态清零”之路,实现与内地可持续的通关,并与国家共进退逐步实现与外部世界的互联互通。如此,则香港可尽收抗疫保护之利与通关之便,成为中国与世界的更好桥梁。

   路线之争:与谁共存

   作为官方抗疫目标,“动态清零”早已确立。这是在“爱国者治港”根本原则以及融合发展的战略条件下,香港必然要做的选择。抗疫路线选择是大政治,不是社会情况或民意暂时倾向的简单比较,也不是程序正义的官僚制免责逻辑,更不是强调困难和特殊性的回避主义,而是根本价值的决断与行动。在抗疫路线上与国家保持原则一致,并根据香港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建立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动态清零”管控体系和执行机制,这是香港抗疫的正道,是经济民生的正确,也是国家政治的正确,更是“爱国者治港”的强有力证明。

   但香港的实际情况总是复杂的,抗疫路线之争涉及文化与利益的多重斗争:其一,抗疫路线之争的大背景是中国“动态清零”与西方“病毒共存”的模式之争,前者生命至上,以政府主导和社会自律为基础,实现了全体人的安全共存,而后者面临“小政府”的能力缺陷和自由社会的对抗习惯而无法实现清零,只能被动选择“与病毒共存”,香港介乎二者之间,左右摇摆,漏洞与风险叠加;其二,香港管治体系从基本价值观及行动意愿上偏向于西方模式,且以与西方优先通关为内在追求,造成落实港式“动态清零”尤其是全员检测、精准隔离与社会基层系统动员方面三心二意,捉襟见肘,存在侥幸心理与不负责任的倾向,无法达到“坚定爱国者”的管治能力要求;其三,香港市民社会存在对近些年制度变革的不适应和内心抵触,存在对国家权威和国家制度的不认同,存在对西方的价值迷思和制度依赖,存在偏重个人隐私、个人自由与权利保护的集体心理及行为习惯,存在对新冠病毒危害性的认知盲区以及对他人与社会利益的漠视。这些因素相互叠加,造成了香港的“特殊性”,甚至造成了以此特殊性倒逼国家放弃对香港抗疫“清零”要求的侥幸心理,以及期待国家为了香港放弃自身行之有效的清零防控体系的幻想。

   有些香港高官以及部分市民似乎忘记了,2017年香港回归20周年时习近平主席讲过“苏州过后无艇搭”。香港抗疫追随国家,不仅是保护每一个人的生命健康安全,更是追上国家发展的战略快艇,与之同行。习近平主席的“最高指示”终结了香港抗疫的路线之争,而国家防疫专家组的现场指导则给香港抗疫体系的查漏补缺和系统修复带来了值得信任的技术支持。香港不能掉队,香港不是孤军奋战,政府与社会需要深刻理解与践行“动态清零”背后的共同体保护伦理与社会自律行动的关键机制。文明社会是与人共存,而不是与病毒共存,更不是与自私自利共存。

   社会自律:清零之本

   中央援港防控专家组组长梁万年于2022年2月28日抵达香港开展现场指导,进行了大量的科学调研和政策座谈,逐步给出了引导香港走出疫情困境的具体科学方案。梁组长客观分析了香港抗疫的优缺点,提出了“降低病死率”的优先行动目标。这应该是可以取得社会共识的建议。梁组长总结了内地“清零”的核心经验,提出了“这是一场全社会广泛动员的人民战争,是个全社会必须参与的系统工程。”从本质上看,这是一条“人民抗疫”路线,以共同体的共同生存和集体行动为基础。

   从国家立场来看,“动态清零”的抗疫核心经验在于生命至上的共同体价值观、政府主导的应急管治体系以及社会自律的共同参与机制,缺失任何一环都会遭遇失败。在凸显小政府与自由社会的二元对立文化的西方,这是难以想象的。但香港不是完全的西方社会,有着“一国两制”的文化与制度弹性,“人民抗疫”是可以尝试的。

   具体而言,“动态清零”路线的主要做法包括:其一,实现重症患者与医疗资源的最佳匹配,即梁组长介绍的“四个集中”——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病人、集中收治,以最优医疗资源匹配重症患者,最大限度降低死亡率;其二,症状分级与分流机制,重症进入指定的高配医院,轻症进入专设的方舱医院,引导医疗资源的差序匹配,避免无效集中和挤兑;其三,社会自律参与,即每一个人都需要被动员起来对社会整体抗疫做贡献,不能自私自利,更不能放任疫情传播;其四,集中统一的政府管控体系及有效的执行机制,包括整体的抗疫资源收集与分配、大规模广覆盖的疫苗接种、精准快速的检测隔离机制、强制性及可追踪的健康码机制等。

   以这些要素衡量,香港现行抗疫体系仍有诸多漏洞,仍需政府以紧急法等方式弥补制度缺漏,以社会动员和政策导向推进社会自律参与,以坚定有力的执法、精细的应急管理和人道的照顾措施承担起抗疫的主体责任。

   其中,社会自律是清零模式的灵魂,是抗疫成败的关键。只有充分激发抗疫应急状态下的政府责任伦理和市民自律伦理,清零模式的价值之魂与制度之妙才能深入人心并释放其实践功效。

   一国两制:生机之源

   新冠病毒之危害是立体和长期的,绝不是“大号流感”:其一,高感染率及其后遗症,对人的长期健康、生命质量与医疗负担是严重威胁,年轻人也不能例外;其二,疫苗和特效药仍然无法获得科学上的完整证明来终结疫情,病毒变异升级的可能性难以排除;其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病毒共存论”是无奈选择,绝不是优选,而“动态清零”是中国国家体制、共同体文化与社会自律机制良性互动的结果,内含政治美德与生命至上的共同体伦理,值得肯定。事实上,立足“共同体”本位的动态清零拒绝抛弃任何一个人,不允许淘汰部分人,这是中国文化中“家文化”与“家伦理”的体现,是“一国两制”之“一国”在共同体价值上的胎记。

   香港抗疫,再次展现了“一国两制”的生机与活力:其一,香港与内地共享源自国家体制与文化的共同体伦理,国家绝对不会放弃保护香港社会及每一个香港人,因为他们是同胞,是家人;其二,国家有系统成熟的“动态清零”制度模式和实施经验,会毫无保留地指导和推动香港予以借鉴转化;其三,共同抗疫前所未有地拉近了香港与内地各层次的距离,也有助于香港社会全面准确理解和认同国家体制文化优势,从而成为“一国两制”文化教育与人心回归的重大契机;其四,坚持国家指导与香港主体责任相结合,激发和推动香港社会结合自身实际走出一条港式清零之路,是香港抗疫制度优势和抗疫科学性的有机结合。

   一切为抗疫让路,一切虚妄偏见和自私自利为共同体的健康安全让路,一切为了香港繁荣稳定、全体人安全与长远发展利益。这是香港抗疫文化的新高地与新境界,是香港的历史性价值进步与社会重新团结的整合过程。

   (原载香港《明报》,2022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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