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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萍: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开启

更新时间:2022-03-10 08:54:11
作者: 何萍  
想出某种救济的法子。这是“主义”的原起。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人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比如“社会主义”一个名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决不是这一个抽象名词所能包括。你谈你的社会主义,我谈我的社会主义,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以自称社会主义家,都可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险吗?

  

   如果对这段话作仔细分析,就不难看出胡适的反社会主义立场,但从另一方面看,胡适又的确把握了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根据和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状况。从历史根据看,社会主义是为着救国救民兴起的,因此,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开始就与中国道路相联系,是一个有关中国道路的问题;从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状况看,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极其广泛而又极其混乱。这样,胡适就从否定的意义上提出了中国道路必须面对的两个问题:其一,中国问题的解决需不需要社会主义;其二,中国问题的解决需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对于这两个问题,李大钊于1919年8月17日在《每周评论》第35号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对胡适提出的问题作了正面的回应。李大钊反对胡适将主义与空谈画等号,对主义的性质给出了自己的说明。他指出,主义有将社会上多数人联系起来共同解决问题的功能,有把“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的功能,因此,主义的本性绝不是空谈,而是与问题“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也就是说,主义本身并无危险,主义的危机是“空谈他的人给他的”。至于社会主义是不是空谈,就要看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看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王揖唐的社会主义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但苏俄的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是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的。因此,中国应该宣传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观。李大钊强调:“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我总觉得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味听信人家为他们造的谣言,就拿凶暴残忍的话抹煞他们的一切”。进而,李大钊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作为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观的理论基础,阐明了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观的两大优点:一点是强调经济问题是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的基础,经济问题一旦解决,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一点是强调阶级斗争,用阶级斗争的学说去联合工人的实际运动。这些论述表明,李大钊讲的社会主义就是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观,他是以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观来解决中国道路的问题。如果从新文化运动的节点变化来评价,我们可以将这场论战的意义概括为两点:第一,这场论战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中国道路的问题,推动了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观在中国的传播;第二,这场论战导致了新文化运动阵营内部的分化,从中产生出来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

  

   第二场争论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张东荪的批判。这场争论是由张东荪引发的。张东荪在五四运动后曾发表《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一文,积极鼓吹以英国工联主义为蓝本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后又于1920年11月5日发表他在陪同英国哲学家罗素访华讲学期间写的时评《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反对在中国讲社会主义、布尔什维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并声称这是罗素的观点。这篇时评激起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关注和批判,陈望道、李达都对张东荪的观点进行了反驳。陈独秀十分关注这场论战,将当时论战的文章加以合编,刊登在1920年12月出版的《新青年》第8卷第4号上,其中包含了他本人写给罗素和张东荪的信。在这两封信中,陈独秀就中国要不要社会主义以及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解答。他在写给罗素的信中,批评了那种以发展教育和实业为借口,反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观点。他指出:

  

   中国人底知识方面物质方面都这样不发达,所以有心改造中国之人都早已感觉着发展教育及工业是顶重要的事,这是不待讨论的;但是有一件要讨论的事,就是还仍旧用资本主义发达教育及工业,或是用社会主义?我个人的意见,以为资本主义虽然在欧洲、美洲、日本也能够发达教育及工业,同时却把欧、美、日本之社会弄成贪鄙、欺诈、刻薄、没有良心了;而且过去的大战争及将来的经济的大革命都是资本主义之产物,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幸而我们中国此时才创造教育工业在资本制度还未发达的时候,正好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免得走欧、美、日本的错路。但是近来中国有些资本家的政党的机关报屡次称赞你主张:“中国第一宜讲教育,第二宜讲开发实业,不必提倡社会主义”,我们不知道这话真是你说的,还是别人弄错了呢?我想这件事关系中国改造之方针很重要,倘是别人弄错了,你最好是声明一下,免得贻误中国人,并免得进步的中国人对你失望。

  

   陈独秀也用同样的观点反驳张东荪:“我深信外国的资本主义是致中国贫乏的唯一原因。故倒外国资本主义是必要的。”这两封信表明,陈独秀是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在对比了中国国情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情之后,提出中国社会的改造必须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而且是走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一观点的。关于这一观点,陈独秀在1921年1月15日以《社会主义批评》为题的演讲中,作了透彻的分析。在这篇演讲中,陈独秀分析了古代社会主义与现代社会主义学说的区别,分析了现代社会主义的各种派别,比较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观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观,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只有俄国底共产党在名义上,在实质上,都真是马格斯主义,而德国底社会民主党不但忘记了马格斯底学说,并且明明白白反对马格斯,表面上却挂着马格斯派的招牌,而世界上一般心盲的人,也往往拿德国社会民主党底主张代表马格斯派社会主义,这真是世界上一件不可解的怪事。我们中国人对于这两种社会主义,究竟应该采用那一种呢?我以为中国底改造与存在,大部分都要靠国际社会主义的运动帮忙,这是不容讳饰的了;国内的资本阶级虽尚幼稚,而外国资本主义底压迫是人人都知道的,因此阶级战争的观念确是中国人应该发达的了;再睁开眼睛看看我们有产阶级的政治家政客底腐败而且无能和代议制度底信用,民主政治及议会政策在中国比在欧美更格外破产了;所以中国若是采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家社会主义,不过多多加给腐败贪污的官僚政客以作恶的机会罢了。

  

   由此可见,陈独秀所主张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实际上是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观,或者说,他是用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观来阐发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强调社会革命在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中的首要性。这就使传播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观念、选择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成为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的主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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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两场论战表明,从高扬“科学”与“民主”到传播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观,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思考中国道路的思想成果,体现了从新文化运动分化中形成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一种理性的自觉。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肯定,在中国传播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观,既是新文化运动在节点上的变化,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起点。

  

   二、从传播马克思的学说到研究唯物史观

  

   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五四运动的爆发给新文化运动带来的第二个积极的影响,就是从新文化运动中走出来的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的学说,进而联系中国道路研究唯物史观。

  

   马克思的学说在中国的传播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末。1899年,由上海教会组织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第121册至第124册连载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与中国学者蔡尔康合作编译的英国社会学家企德(Benjamin Kidd)的《大同学》一文。该文中提到了马克思及其著作《资本论》。这是马克思的名字和著作第一次在中国的报刊上出现。进入20世纪后,中国改良主义思想家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刘师培主办的《天义报》、中国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等刊物都相继刊登了介绍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论文。但是,这些传播者和介绍者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他们眼里,马克思主义不过是西方众多学说中的一种,并不是中国人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与之不同,从新文化运动中走出来的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为着推动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观在中国的传播和应用、为着解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而传播马克思的学说。诚如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所说的:

  

   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马克思主义”既然随着这世界的大变动,惹动了世人的注意,自然也招了很多的误解。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虽然极其贫弱,而自一九一八年马克思诞生百年纪念以来,各国学者研究他的兴味复活,批评介绍他的很多。我们把这些零碎的资料,稍加整理,乘本志出“马克思研究号”的机会,把他转介绍于读者,使这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在我们的思辨中,有点正确的解释,吾信这也不是绝无裨益的事。

  

   李大钊在这里所说的“本志出‘马克思研究号’”,是指《新青年》于1919年5月出版的第6卷第5号上刊发的一组介绍马克思学说的文章。这组文章是由李大钊担任“轮值编辑”时组织的,其中有顾兆熊的《马克思学说》,凌霜的《马克思学说的批评》,起明翻译英国作者Angelo S. Rapoport的论文《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下),陈启修、渊泉的《马克思研究》,刘秉麟的《马克思略》,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克水的《巴枯宁传略》,高一涵的《老子的政治哲学》。这组文章并非都是谈马克思的学说,文章的作者也不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但这组文章的发表则鲜明地体现了新文化运动从谈文化到谈主义的转向,表明《新青年》介绍马克思学说的目的在于阐发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探寻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从这时起,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成为了中国人的思想武器和思想指南。

  

细读《新青年》的这组文章,我们会发现,这组文章在向中国人介绍马克思学说的同时,也创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时代,即唯物史观研究的时代。在这组文章中,顾兆熊的《马克思学说》,凌霜的《马克思学说的批评》,陈启修、渊泉的《马克思研究》,刘秉麟的《马克思略》,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几篇是专门介绍马克思学说的。这几篇文章虽然观点不同,但有三个共同点:第一,这些文章除了介绍马克思的生平外,在思想内容上,主要是介绍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其文本依据主要是《资本论》《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第二,这些文章都强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强调唯物史观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方法论;第三,这些文章把马克思的学说置于第二国际的背景下加以论述,对伯恩施坦等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批评进行了评论。比如,顾兆熊在他的《马克思学说》一文中,明确地反对用历史经验事实来批评唯物史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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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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