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伟在文章中指出，中美战略竞争的日趋加剧，使它成为当今世界最为注目的引发国际体系变化的影响因素。美国的对华遏制不仅从贸易战升级为各领域的全面施压，而且以强迫其他国家“选边站队”、制造阵营分裂、孤立中国为路径选择，以至于“脱钩”“新冷战”“修昔底德陷阱”等论调越发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在这种背景下，弄清他国的态度和立场对中国来说非常必要。其中，作为美国亚太地区最重要盟国和中国周边地区最有影响力国家的日本尤为关键。
历史地看，自从冷战时期与中美形成战略小三角以来，日本在中美关系互动和地区秩序塑造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基于对盟友分担更多责任的战略需要和中日之间战略猜忌长期化的现实，美国自然更加期待日本在共同遏制中国崛起过程中发挥作用。
而对处于追求政治大国崛起阶段的日本来说，战略行为的选择需要不断强化战略自主的价值取向。更何况，止住新冠疫情导致的国内生产总值大幅度下滑，进而摆脱经济长期低迷的困境和实现岸田内阁提出的所谓“新资本主义”发展战略，需要更多地依赖中国市场。两者之间的张力，为中国提供了可资运作的战略空间。因此，弄清日本对中美战略竞争的认知和应对，对于制定有效的对日政策，维护和扩大中日关系的向好局面，从而助力化解美国的对华包围，将中美战略竞争限定在可控范围内，具有重要意义。
补齐军事力量的短板，推进联盟安全体系的多元化
日本战略精英层弥漫着一种悲观的预期，认为中美竞争使得“日本面临类似美苏冷战时欧洲的处境”，变成了“美中安保的最前线”。 但同时又感到对日本实现军事大国化的有利之处：一方面，美国减少战略承诺和向盟友卸责，尤其在实施“印太战略”上寄予的重要期待所导致的对日本发展军事力量的超宽容松绑和协助；另一方面，中国为减轻美国的竞争压力而争取更多国家支持所带来对日本的暂时隐忍和日本安全环境的相对宽松。
对日本来说，虽然克服这两大风险的战略目标各不相同，但解决的路径却是一致的，即通过自主军事力量建设，对美国，以改变日本在联盟内部不对称依赖，为抗衡美国对基地、驻军费用的苛刻要求和有效提防其在对朝、对华政策上的“越顶”创造更多的战略回旋余地；对中国，则以此来增加其单方面改变现状的成本，同时增强军事力量的韧性和抗击性，以便使驻日美军基地作为西太平洋的战力投射平台发挥有效作用。
其采取的举措是：（1）加强自主军事力量建设，补齐军事短板。日本按照大国军力结构和现代战争的标准，加快在以下几方面补齐短板：发展以攻代守的综合性导弹防御系统；提升平战一体的海洋无缝防卫能力；构筑多次元的统合作战体系。（2）重组多层次安保结构，实现联盟安全体系多元化。在日本看来，后疫情时代美国进一步削减国防费是大概率的事情，维持日美同盟的负荷也极有可能随之增大，日美同盟经营或将成为交易对象。美国风险与中国风险的并存，增强了日本实现联盟安全体系多元化的紧迫性，为此，在日美同盟托底的基础上，以建立中等国家联盟作为对外制衡战略的主要增长点。日本的中等国家联盟战略已逐渐向以下三个方向聚焦：四国联盟的成员；越南、菲律宾、印尼等南海声索国；英、法、德等欧洲主要国家。
总之，在中美战略竞争存在巨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为减少体系压力给本国安全带来的风险，日本以实现安全联盟体系的多元化来应对，谋求与具有相同价值观的欧盟和推进经济一体化的东盟等中间势力的联合，成为主导第三极构建的轴心。
实施经济安保战略，重组供应链和确保技术优势
中美战略竞争使日本决策精英层深刻认识到，中美对立基于中国崛起引起的地缘政治竞争和第四次产业革命的主导权竞争同时发生的大背景。对于日本来说需要考虑的是，如何通过经济安保，既能克服对美国技术上的过度依赖，以自主创新避免重蹈历史覆辙，又能摆脱对中国产业链上的单一依赖，并呼应美国对华部分“脱钩”举措，减缓中国发展步伐。这样，制定和推行经济安保战略很快提上了东京当局的重要议程。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早在21世纪初就推行经济安保政策，但基本上昙花一现。而这次的尝试着眼于推动政策的组织制度化，开始形成了常态化实施以经济安全保障为基础的政策体制。着眼于中美技术竞争的演变态势和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关系的重组，当前日本经济安保战略的重点方向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力促生产型企业投资布局的调整，积极推进供应链的多元化；二是强化出口管理和投资限制，确保“战略不可欠缺性”目标的实现。
推行体现日本价值观的制度战略，谋求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重塑的主导权
在全球化和大国无战争时代，国际制度规则既是决定国际秩序性质的一大因素，又是塑造国际权力结构的重要部分。中美对立使得竞争国际制度的主导权对日本成为“国际社会的主要玩家”具有日益凸显的杠杆作用。这样，以制度性权力来确保中美竞争夹缝中的主体地位，日益受到日本决策层的高度重视。
日本以获取规则主导权为目标的制度战略尽管没有形成系统的文件，但其构想和特点在实践中不断呈现。归纳起来，大概有以下几方面：一是以日欧EPA和CPTPP组合，重塑日本主导的自由贸易秩序；二是以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姿态，引导中国按日本设定的贸易标准作出让步；三是以“自由的且功能型”的角色定位，革新体现日本价值的全球治理规则。
日本的战略考量、政策走向及其面临的困境
中美战略竞争，使对外战略选择深嵌于与它们构成三角关系框架的日本陷入了左右为难的窘境。作为美国的盟国，日本虽然获得了安全和经济利益，但也同时面临着受牵连、被抛弃甚至遭打压的风险。而作为中国的邻国，虽然日本深感中国崛起的战略压力，但也享受由此带来的经济红利。显然，选边站队会放大日本对中美不对称依赖的脆弱性，明智的选择是在中美之间以适度中立的立场，尽力保持对两者关系的平衡，在操作上采取同一领域或不同领域之间的双向对冲策略（借助一方来劝使或诱逼另一方），并利用由此扩大的战略空间，引导国际秩序重塑的方向，确立一流大国的地位，以实现不仅能够减少中美竞争的风险，而且可以乘机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上述日本所采取的各种政策举措，明显体现出这一战略意图和取向。
然而，日本要成为中美日浪漫三角形中“枢纽”角色并非易事，其自主战略更多是一厢情愿，就是上述充满实用主义和投机色彩的应对中美战略竞争的政策举措，也因无法平衡自主与追随、依赖与“脱钩”、改革与“辅成”这三对矛盾，而必然出现偏差或难以为继。
日本的上述政策举措既是应对中美战略竞争和后新冠疫情时代的战略选择，更是其进一步推动战略转型的长远规划。结合来看，在中美战略竞争可控的前提假设下，日本的对华政策将会表现出一定的弹性和灵活性。
在安全领域，以“印太战略”的框架为引领，强化对华威慑，但不排斥将中国包纳在内的地区多边安全机制。在经济和高科技领域，对与安全保障密切相关的产业，会部分仿效美国的做法，强化对中国参股投资和输华技术审查的力度，但会兼顾市场原则继续推进两国的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在国际规则领域，谋求以高标准迫使中国就范，但也不放弃基于维护多边主义的中日共处的制度框架。由此，中国在争取日本对危机管控的共识、确保互利合作作为两国关系压舱石的有效性发挥作用、引领地区一体化规则的不断深入等方面，将会有更大的操作空间。
来源：本文首发于《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