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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飞龙:乌克兰战争的国际法纠缠与出路

更新时间:2022-03-05 12:12:32
作者: 田飞龙 (进入专栏)  

  

   乌克兰战争终於爆发了,复杂冲突在多个战场立体化展开,国际法是一个无可回避的领域。2022年3月2日,美国主推的乌克兰问题决议案在联合国大会特别紧急会议(ESS,Emergency Special Session)获得通过,要求俄罗斯即刻撤军。联大决议并无国际法上的强制执行力,是一种国际社会的战争认知和解决问题的建议。美国获得该决议,占据了乌克兰战争问题上的道德制高点。但乌克兰问题并没有获得解决,甚至会因为美国及北约集团进一步的军事援助和超限制裁而激化,乌克兰人民也难以获得稳定的和平与安全。

   乌克兰战争的国际法纠缠是复杂和多层次的,联大决议只是一种策略性呼吁和建议,未能认定任何具体的法律责任以及规定任何具体的解决方案。

   第一,从乌克兰冲突起因上看,与北约东扩带来的俄罗斯地缘安全危机有关。直观来看,俄罗斯比乌克兰强大,但追溯事情原委,北约比俄罗斯强大且持续东扩带来战略和安全上的显着敌意,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进程放大了相关的敌意和风险性。北约是冷战产物,是大西洋自由帝国体系,是美国支配欧洲及扩张势力范围的地缘政治工具,也是实行国际政治霸凌的军事集团。美国甚至要建立亚洲版北约即印太同盟,在地缘政治上持续挑衅。看不到乌克兰问题的「北约」根源,就很难公正地理解和解决这场二战後冲击国际和平秩序的重大危机。俄罗斯在战前要求北约确认「不东扩」的安全承诺并提供书面法律文件的保障,没有成功。乌克兰问题的破局,是北约与俄罗斯地缘政治冲突的极端化爆发。

   第二,俄国与乌克兰相互指责对方违反国际法及触犯种族灭罪等国际罪行。俄罗斯出兵的直接理由是乌克兰政府在乌东地区实施了「种族灭绝」国际罪行,严重威胁该地区俄罗斯人及亲俄乌克兰人生命安全,甚至给出了「万人坑」的嫌疑证据。事件背景是乌克兰亲西方势力上台後激进推行了「去俄化」政策,夹着着民族主义、民粹化和纳粹化的复杂因素,对乌东地区进行了涉及语言、文化、宗教和政治等方面的系统性歧视,并武力镇压乌东民兵武装,有关暴力冲突持续进行并殃及平民。乌克兰是否进行了「种族灭绝」,俄乌双方各执一词。乌克兰於战争爆发後即刻向联合国国际法院提出诉讼,要求确认自身没有实施「种族灭绝」,要求判决俄罗斯军事行动没有国际法依据并寻求赔偿损失。如果判决如乌克兰所愿,在国际法上对俄罗斯是一个重大打击,并且不排除乌克兰就俄罗斯军事行动的侵犯主权与侵害人权等事由再行起诉,追究更大的国际法责任。从目前西方的整体舆论及国际法院中西方势力的控制力来看,俄罗斯胜诉机会不大。

   第三,国际司法体系作出了积极回应,矛头直指俄罗斯的军事行为及相关责任。战争爆发以来,主要有两个层面的国际司法回应:其一,联合国国际法院,这是联合国宪章下的主要司法机关,专司处理国家间争端,乌克兰的起诉引发了这一司法程序,乌克兰主张与俄罗斯之间就《防止和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之解释与适用存在争端,并就具体事实认定和法律责任存在争议,要求国际法院介入管辖,作出判决;其二,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办公室决定对乌克兰冲突进行专案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决定是否介入管辖。乌克兰倾向於国际司法程序的引入,而俄罗斯原则上必然会加以反对,因此管辖是否成立是一个要害问题。即便有关案件成判,其具体执行也有赖於联合国安理会的有强制力行动,但俄罗斯是常任理事国,必然否决,这就造成了国际司法程序的链条断裂。但有关诉讼及其进程对乌克兰谈判有一定的帮助,是国际法道义上的支援因素。

   第四,联合国安理会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的作用有限,基本陷入功能瘫痪状态。就国际社会的战争与和平事务而言,联合国安理会是最权威机构。但这一机构的功能运转取决於「大国一致」,即五大常任理事国不出现否决票。当「大国」不能一致时,安理会即便勉强通过决议,其具体执行也很困难。而俄罗斯是常任理事国之一,有一票否决权,且根据联合国宪章,有关争端当事国投票权之排除范围是有限的,不扩及宪章第七章之「对於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及侵略行为之应付办法」相关条款事项,也没有「大国」回避机制,故不可能作出有意义的实体性决议。但程序性决议则可行,如此次美国推动召开紧急联大的动议就获得了安理会通过,在程序性事项上俄罗斯没有否决权。无论是安理会投票,还是联大投票,中国均投了弃权票,中国的立场已有官方明确表达,认为各方的安全关切都应得到妥当解决,而制裁以及其他针对一方的行动於事无补。当然,美国拿着联大决议固然可以「号令」西方群雄,但到底如何执行以及是否真正有助於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本质问题(安全保障问题),非常令人生疑。

   第五,全体系制裁有威慑性,也有其限度,滥用可能适得其反。美国应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原则上排除了直接出兵参战,因为那样就相当於宣布「第三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美国在战略上并未做好准备。但不参战不等於不行动:一方面是全体系的军事援助和舆论谴责,信息战、网络战早就铺天盖地,甚至蔓延到中国社交媒体之中;另一方面则是祭出了霸权大杀器SWIFT系统。美国联合其西方盟友将俄罗斯踢出了SWIFT系统,并进行了贸易体系的严厉制裁。这是非热战条件下美国的「制裁核弹」,其震撼效果非普通国家可以承受。金融是贸易的血液,切断金融管道,贸易就被迫中断,而俄罗斯在基础能源、农产品、高科技、航空航天等方面与全球产业链联系密切。这种超限制裁必然是两败俱伤的,而且必然警醒其他大国发展基於金融安全的、规避美元霸权的国际结算体系。人民币国际化及其自主结算系统就是这种战略刺激背景下的产物。事实上,在全体系制裁的「道德热情与快感」短暂过去之後,西方包括美国自身已经开始感受到制裁的「回火效应」,如美国政府不得不宣布对美国公司采购俄罗斯能源的行为不加以禁止,欧盟也在能源交易上留了缺口。

   第六,直接谈判、多方斡旋及相互安全保障的制度化是乌克兰战争走向终局的必由之路。这场战争不能打成持久战,否则俄罗斯难以长期支撑战争成本,乌克兰人民将流离失所,而美国与欧盟也会遭受持续战争消耗带来的复杂和严重的损害,更关键的是二战後建立的联合国框架与多边主义治理秩序将面临崩溃。和平是至上的,但实现和平需要从本质上解决各方的安全关切和利益平衡问题,否则即便一时和平也是浮冰一样不可靠。乌克兰与俄罗斯需要面对面直接谈判,国际社会需要多方建设性斡旋,相互安全保障尤其是北约东扩的自我节制需要法律化和制度化,这样才有助於终结乌克兰战争。泄愤式「制裁」或「军援」只会让战争持久化,让乌克兰焦土化,让乌克兰人民「难民化」。当然,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若涉及国际法上可确证的罪行及责任,以及乌克兰政府涉及在乌东地区的「种族灭绝」罪行,也需要通过有关的国际司法程序和协议机制加以确认和追究,不给冲突解决留下尾巴和隐患。

   总之,乌克兰战争需要多维度全面平衡地理解,不能简单地立场战队和泄愤式应对。俄罗斯不能乘机侵吞主权国家领土,美国也不能不检讨北约东扩的安全危害性以及滥用制裁和泄愤式军援的严重後果,乌克兰当局和人民需要从最有利於实现和平及保存国家完整性的角度理性而负责任地集体行动。和平是至上的,但安全是和平的内核,各方安全关切不可分割、结构性及制度化的解决,才是持久和平的规范性保障和实在基础。

  

   作者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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