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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景波:唐代长安城的诗歌传播

——在“长安讲坛”的演讲

更新时间:2022-03-05 11:51:12
作者: 魏景波  
说明白居易诗传播范围之广,影响之大。

   士人交游与唐诗传播

   诗歌是最为简约而精粹的文学样式,在某种意义上,作诗是一种对阅读的期待。唐代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光时刻,诗人创作之时,多有寻觅知音的迫切愿望,存有对潜在读者的期待,因而,唐朝文人多具有强烈的传播意识与传播动机。宋之问《祭杨盈川文》宣称:“自古皆死,不朽者文。”杜甫对自己的诗歌传播也颇为自信,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说韦济“每于百僚上,猥颂佳句新”。白居易在江州时编辑自己诗集,有诗宣称“世间富贵应无分,身后文章合有名”,都对诗名远播充满了期待。

   唐代长安拥有百万人口,是唐帝国最大的城市。对唐诗而言,长安的社会空间云集了文化素质较高的读者群,是唐代诗人猎取功名与诗酒雅集的双重舞台,也是诗歌最为理想的传播空间。长安分布着众多的佛寺、道观、园林、亭台,乃至于街衢坊里等,是文人活动的公共社会空间。以文化景观为中心,构成了诗酒唱和的雅集空间和传播平台。文人雅集作为一种特殊的传播方式,属于点对点的精准传播,传播效果非常显著。

   比如大慈恩寺作为当时的长安城东南名胜,是士人雅集的文化空间,当时除了在塔上题诗,寺里还提供“诗板”供人题诗,并加以收藏。在科举文化中,“雁塔题名”是新科进士的荣耀,白居易就曾有两句诗“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写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那一年考中了十七位进士,他是其中最年轻的,感觉无比自豪。其实白居易是772年出生,那一年已经二十九岁了。唐代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二十九岁在唐代士人进士及第年龄中,仍是非常年轻的。再比如天宝十一载(752年)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高适、岑参、储光羲、薛据和杜甫五位诗人同时登上大雁塔,看到风景如画,关中风光尽收眼底,就分别写下诗歌。流传至今的有四首,除了薛据的诗失传了,其余四个人的诗都流传至今。我们比较这四首诗,杜甫的诗《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写得最好。其中“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这几句通过登临高塔的见闻与感想,委婉地折射出当时在歌舞升平掩盖之下的政治危机,表达了诗人对政治时局的忧虑和感慨,其他三人的诗都缺乏这种思想深度。所以虽然五个人同时登上塔顶赏景作诗,虽然他们站在同一个“地理高度”上,但他们并非站在同一“心理高度”上,杜甫在精神高度上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这次五位诗人同登慈恩寺赋诗,是长安城文人日常雅集一个代表性个案。这样的雅集不仅发生在公共园林,也出现在皇宫与朝堂之上。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春的一次四人雅集,这次杜甫也参加了。贾至、王维、岑参与杜甫在大明宫同朝为官,四人互为酬唱,同时留下“早朝大明宫”之作,可视为宫廷政治空间的文人雅集。这四位当朝的士大夫,既是同列,又是诗友,当时贾至官拜中书舍人,是中书省的重要官职,负有“代天下立言”的重要责任,在四人中官位最高。所以他先写下一首《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这是唱和诗中的原唱,继而王维、岑参和杜甫皆有和作,四位诗人的作品都流传至今。一千多年来,古代的诗评家一直热衷于讨论这四首诗的优劣,如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签》便称“右丞擅场,嘉州称亚”,施补华《岘佣说诗》认为“以岑参为第一”,尽管诗评家和读者的口味可能有所不同,各有偏爱,但比较多的意见认为,王诗和岑诗相对而言略胜一筹,可谓并列第一,贾诗第三,杜诗垫底。

   至于唐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流派与文学集团,其形成过程也离不开长安的社会空间。初唐四杰、文章四友、吴中四士、大历十才子、元白诗派、韩孟诗派、咸通十哲等,多因在长安雅集唱和而得名。

   唐代文士干谒成风,地位崇高的政坛与文坛前辈也乐于提携后辈文人,留下很多佳话,这也可看作特殊形式的文坛雅集与诗歌传播。晚唐孟启《本事诗·高逸》记载:李白初到长安,住在旅店。诗坛前辈贺知章知道后去见他,请求李白出示自己的诗文。李白拿出自己所写的《蜀道难》,贺知章读了之后,连声赞叹,并送给李白一个雅号“谪仙人”。所谓“谪仙”,就是说李白其人其诗不同凡响,乃是天上的神仙下到了凡界。于是,贺知章解下身上佩带的金龟换酒,与李白大醉而归。由于贺知章的影响力,时间不长,李白就名动京师,他的作品引得“长安纸贵”。

   举子们为了榜上有名,进京后多方结交名公贵人,向他们投献诗文以求赏识,谓之行卷。据五代王定保《唐摭言》记载,大诗人白居易进京赶考时,曾向官拜著作郎的文坛前辈顾况行卷。顾况生性诙谐,喜开玩笑,由于翻开诗卷时,首先看到的是白居易的姓名,就和年轻人开玩笑说:“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长安作为唐代的超一线城市,生活成本很高,要想“居”住下来很不容“易”。然而翻开诗卷读到《赋得古原草送别》中的两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顾况击节赞叹:“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难!老夫前言戏之耳。”于是尽力提携,使白居易很快名震长安。其实这个材料本身是大有问题的,据专家考证,白居易初进京的时候,顾况已贬官饶州,在饶州和苏州一带活动,当时其人并未在长安。不过,这则故事经过《幽闲鼓吹》《唐摭言》《全唐诗话》《唐语林》等书的辗转传抄,细节越来越丰富。“好事者”在传播这个故事时,把地点放在长安,也说明在当时人眼中,长安才是发生这类文坛轶事最合适的地方,因为唐代的长安拥有诗歌的高端读者群,也拥有最具影响力的文坛“舆论领袖”。按照现在新闻传播学的观点,传播者对信息价值有所谓“增殖效应”。信息实质上并不仅仅取决于自身价值的大小,传播者的社会等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传播的力度。唐代长安城云集了社会等级较高的传播者,对唐诗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增殖效应。

   唐诗在长安的音乐传播

   唐诗有很多篇章是所谓声诗,可以和乐而歌。声诗传唱的空间从宫廷教坊到士大夫阶层,再到市井艺人,涵盖了官方与民间,传播的层面极其广泛。在唐代长安这种百万人口的大都市中,以娱宾遣兴的娱乐方式传唱诗歌是唐诗传播的重要路径,口耳相传是庶民阶层传播诗歌的重要方式。

   在人口密集的特定区域,口头传播是一种更为高效的方式,通过歌舞等表演活动,让诗歌插上音乐的翅膀,从书斋走向市井,可以在人口密集的社会空间传播久远。与书面传播相比,音乐传播的速度更快,传播的范围也更为广泛。在抄本时代,书面传播也许是点对点的传播,而口头传播却可以实现公众场合的一传多,因而效果特别明显。据辛元房《唐才子传》记载,康洽“工乐府诗篇,宫女梨园,皆写于声律。玄宗亦知名,尝叹美之”,王之涣“每有作,乐工辄取以被声律”,李益“风流有词藻,与宗人贺相埒,每一篇就,乐工赂求之,被于雅乐,供奉天子”,即为长安唐诗音乐传播的例子。

   王维之所以能主盟长安诗坛,除了长期生活于长安,诗风体现京城诗的趣味外,他的诗以乐章的形式演唱于王公府第,应当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旧唐书·王维传》载:“代宗时,缙为宰相。代宗好文,常谓缙曰:‘卿之伯氏,天宝中诗名冠代,朕尝于诸王座闻其乐章。今有多少文集?卿可进来。’”可见代宗对于王维的冠代诗名,印象最深者首先是听闻而来。王维的名作《送元二使安西》原为送别之诗,被乐工谱为《渭城曲》,又名《阳关曲》《阳关三叠》,成为离席祖筵必唱之曲,凡长安送别皆歌此曲,传唱不衰。至中晚唐更为流行,白居易常听此曲,谓“相逢且莫推辞醉,听唱阳关第四声”,李商隐也曾经“断肠声里唱阳关”,其后历元、明、清,一直传唱至今,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千古绝唱”。

   任半塘先生《唐声诗》云:“盖声诗在唐,不仅表现于自发之街陌歌谣、边戍唱叹、筵间酒令、柩前挽歌而已,亦不限于在宫廷仪式或士大夫生活中始于乐舞有制作,有欣赏;犹赖市井廛中之伎艺人,运其智慧与经验,不断劳动创作,演变出许多新体,充分流行于民间,以益蔚成此业之繁荣。”可见声诗传唱的空间,从宫廷到士大夫阶层,再到市井艺人,涵盖了官方与民间,传播的层面极其广泛。自高祖武德时宫中即设教坊,玄宗开元三年又置左右教坊,天宝时复置梨园,这些宫廷官方的乐舞机构亦演唱诗歌,在唐诗的音乐传播中起了重要作用。

   “旗亭画壁”即讲述梨园唱诗之事,旗亭指酒楼,画壁指歌女唱诗而作记号。据唐人薛用弱《集异记》卷二载,开元年间冬日天寒微雪之时,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同到酒楼小酌,忽逢梨园歌女和乐唱诗。三人避席观看,暗中约定画壁记数,歌女唱谁诗多者即为优胜。歌女先演唱了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高适《哭单父梁九少府》,接着又唱王昌龄《长信秋词五首》(其三),并未演唱王之涣诗。王之涣即说这些歌女皆“潦倒乐官”,所唱皆“下里巴人”之词。指着歌女中气度最佳者说必唱己诗,后果然演唱其《凉州词》,三人皆大笑。歌女伶官得知缘故后,请三位诗人上座,待以美酒佳肴,三人大醉而归。当然,这则诗坛轶事本身,经过学者考证,已被证伪,因为三位诗人虽然先后都来过长安,但并未在同一时间有过聚首。但是伪材料中蕴含着真信息,这反映了三位诗人的作品传唱一时,唐诗在长安通过音乐传播也蔚为风尚。

   就传播的方式看,唐诗在长安的流布主要靠文士之间的诗歌交往和乐工歌伎的传唱,这种诗歌交往和传唱涉及长安社会各个阶层。当然,除音乐传播之外,题壁传播也是唐诗发表的流行方式。长安城里朝堂之上、寺观之中、坊里宅门,都是诗歌题壁的重要空间,个中情形更为复杂,今天我们就不展开讲述了。

   文学活动本身包含了创作、传播、评价与接受等要素,传播作为活跃的因素,渗透在文学活动的全过程,所以,从某种意义而言,唐都长安的诗歌史,实际上也可看作一部诗歌的传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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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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