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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嘉健:“平庸之恶”的过度批判与“无思”的默认设置

更新时间:2022-03-01 10:56:25
作者: 吕嘉健 (进入专栏)  
任何组织机构,一旦整个架构建立起来后,一套成熟的制度就是持续赚钱或稳定发展的保障。这套工作方法已經被证明是好使的,市场和社会已經接受了,一切已成慣例,那么愚蠢化也就是效率的保障。愚蠢化是整个组织以及每一个成员有意为之的。公司的制度形成了固定的流程和条例,并不需要创新来打破它。

   每一个成员在一个平庸化的组织里只有三种出路:变得真的愚蠢了;假装愚蠢;如果不遵从这个模式,就会被赶出这个组织。作者对平庸化组织里的成员之建议是:领导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别人做什么你就做什么;用各种专业术语把别人搞晕;如果要做一件没有把握的事情,就事先告訴所有同事;见好就收;少下功夫干活,多下功夫做PPT。

   结论是:从短期利益来讲,愚蠢是有好处的。愚蠢化的真正问题在于长期,平庸和愚蠢会一直发展到遇到危机为止。(《愚蠢化:为什么组织会供奉愚蠢和奖励雇员不带脑子》,Aeon杂志,转引自万维钢《高手》)

  

   三.遵从心理和遵从人格

  

   1963年,斯坦利٠米尔格拉姆发表了一项关于“破坏性服从”的令人震惊的研究成果,他发现,各种各样的被试在实验時都会向一个陌生人实施极度痛苦并可能致命的电击,前提是有一个“为该事负责”的实验者敦促被试这么做。且受害者和被试之間的物理距离较远。这个实验是在问:我們与纳粹主义者有什么相似之处?他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要优于其他人的回答。

   米尔格拉姆在耶鲁大学的这个实验反复进行了18次,后来在许多国家反复进行,结果都是一样。

   后续研究证明了“平庸之恶”是当时的社会情境导致了普通人做出非常残忍的(或英勇的)行为。

   结论是:当我们成为集团或者组织中的一员時,我們会改变关注的重点:

   “他对于道德的关注現在转向了考虑如何做得更好才能不辜负下达命令一方对他的期待。战争期间,士兵不会过问轰炸一个村庄是善是恶,他也不会因为摧毁一个村庄而感到羞耻或产生负罪感,反而会根据完成分派任务的程度感到骄傲或羞愧。”

   问题的根本在于“关注重心的转移”。我們如此专注于命令和事功的成败,一心一意追求成绩和发展,满足于自己的事情点点滴滴的进步,以至于我們对其他的一切都视而不见,它意味着我們看不到还有其他的选择,或者应该承担的道德责任。

   这个問題涉及“注意力零和博弈”理论和“脑力局限性”理论。1999年,哈佛大学丹尼尔٠西蒙发表了著名的实验报告“我们中间的大猩猩”,结论是:我們只是去关注别人要我們关注的,或我們正在尋找的,或注意我們已經知道的。自上而下的因素对驱动注意力有巨大的作用。我們所看到的极其有限。

   10年之后,西蒙进一步得出结论说:

   我們只会看到期待要看到的,对未期待的则视而不见。对于在任一给定的時間内,我們能注意到多少有绝对的硬性限制。对于人类大脑来说,注意力是一个零和博弈:如果我們对某个地方、物体或事情给予更多的关注,我們必须减少对其他方面的关注。

   注意力有限的特点表明人的脑力处于有限开发的状态,即我們获得的养分大部分供给了大脑,最聪明的爱因斯坦其大脑才开发出5%的储备能量,普通人仅仅开发出2%的储备力。

   当大脑负载于一个认知紧张和重要压力时,我們首先失去的脑力是我們最需要的,即辨别是非、做出理性判断的能力。这时候心理学家称为“资源枯竭”。

   哈佛心理学家丹尼尔٠吉尔伯特认为:

   怀疑似乎不仅是最后出現,也好象是最先消失。因为相信所费的脑力要比怀疑少,当我們很累或者分心時就容易轻信,因为我們都带有偏见,偏见来得迅速而毫不费力,精疲力竭趋向于让我們宁愿选择已知和感到舒服的信息。(《盲目心理学》)

   米尔格拉姆进行的是“遵从人格”的研究,他对服从和遵从进行了明确的区分:

   服从包含了遵照执行一个正式权威者的命令。

   遵从是指某人接受同类人的习惯、慣例和语言,这些人没有特别的权力可以控制他的行为。

   遵从人格隐藏在我們社会人群中间,其程度视乎其文化的独立自由开放度。

   体制文化、企业文化和知识共同体文化的意识就是:要么按照他们的方法去做,要么离开这个组织。独自对抗群体,会产生悲痛的情绪,拥有独立的心需要付出很高的代价。竞争性的文化很容易煽动起人们的遵从人格。

   米尔格拉姆是著名的从众研究心理学家所罗门٠阿施的学生,他们曾经在50年代做过一系列实验,证明个体会毫不犹豫地遵从于一个群体。

   遵从行为是隐性的、自愿的。人们容易遵从地位较高的人和追随成功的典范,当人们发现自己是异类時更有可能随大流。男性比女性遵从的可能性更大。遵从者更相信运气、机会和命运这样的因素。

   2005年,神经系统科学家格利高里٠伯恩斯和一组研究人员在埃默里大学进行了一项遵从行为研究,通过磁共振成像扫描发现,当人们做出遵从反应時,前额叶皮层没有活跃,即大脑当时没有做出有意识的决定,大脑活动主要集中在负责知觉行为的区域,即,知道了群体成员的看法后,同时改变了受试者的看法,他们对差异的存在变成了视而不见。

   结论是:大脑中负责知觉的区域被社会影响改变了。我們所看到的取决于别人所看到的。知道了群体的决定减轻了受试者的心理负担,当知道别人怎么想的时候,自己就不怎么思考了。(无思)

   当问及受试者如何解釋自己遵从性的错误時,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有遵从的选择,遵从性的决定并没有被自己感觉到,它是完全隐性的。

   伯恩斯还发现,青少年对和圈子里的人的品味不一致時,会产生焦虑心理,这是一个大的决定性因素。

   心理学家欧文٠贾尼斯假设,遵从心理导致缺乏警惕和过分冒险属于“群体精神错乱”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存在于任何一类型的群体中。在一个群体内保持一致的压力会导致人们减少思考,“选择性偏倚”使群体不会考虑来自事实信息、传媒、专家和外界批评的障碍,不会制定应急计划。群体思维的規則使他们一团和气、具有团队精神,取消了独立批判性思维,而容易针对群体外的人采取非理性和非人道的行为。

   “道德思维”并不是我們大脑里的默认设置。(《盲目心理学》)

   上述对遵从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二战时代整个德国族群的无思状态主要不是道德伦理的丧失,他们被遵从文化和遵从心理控制了而已。

   遵从的情形是复杂的。我們首先会將自己对自己的良心交代之“个体自我”转变成对整体负责的“社会自我”。何况很多人并没有对自己交代的心理修养。普通人的“个体自我”感很渺小,能够做到有责任心和有能力参与公共事务而已,而“社会自我”则不属于自己控制的角色。角色意识是一个重点。

   遵从人格从属于遵从慣例,遵从慣例从属于从众机制,从众机制和遵从慣例从属于制度权力和制度文化。制度文化包括共同体的利益、集体荣誉、组织規則和集体心理意识等等。

   把实现一个组织的道德目标作为己任,人们就会变得很顺从。

   服从和遵从是互动融合的,人在系统情境中的实际状态,不是需不需要思考的問題,有一种无形的强大的影响力,从你所处的情境外部和你的大脑内部迫使你盲目自动地运行着。在服从过程中渗透着遵从慣例,在遵从慣例中隐现着系统文化和当时情境的制约力。

   根据社会心理学的周密实验研究,我們对自己的大脑神经系统和心理构造有了越来越深刻的了解。

   当人们进入一个系统情境的时候,已經將自己的个人自我独立性交出去了,而被一个社会自我控制着,这个社会自我与这个系统的制度文化和情境力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个社会自我包含着竞争性心理、成就动机、合作精神、责任感、集体无意识等等,而这时候角色主体的意识和潜意识已經充满着当前工作任务具体的细节内容(关注重点确立)。情境设置同时完成了角色主体的大脑设置。

   完整的情境力量包括哪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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