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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若石:现代企业制度的局限性

——系列文章之三

更新时间:2007-02-06 10:05:41
作者: 侯若石  

  

  笔者说明:《质疑现代企业制度理论》一文的看法,得到不少学者和关注中国改革开放的热心人士的支持。遗憾的是,不见反对者出来说话。但是,这并不妨碍我继续对张维迎等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主张的现代企业制度理论提出不同意见。笔者对张维迎等人的观点提出批评,不仅局限在现代企业制度形成的原因。更广泛地说,是生产组织方式变化的原因,即决定生产组织方式的根本因素到底是什么。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出发,笔者提出的问题是,技术是否是决定生产组织方式变化的核心因素?

  现代企业制度的典型形式是大型垂直一体化企业。[1]它产生于工业化时代。当知识经济到来之后,它会不会变化? 20世纪80年代之后,当外国经济学家激烈争论是否应该改变现代公司制度时,张维迎等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没有谈过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他们描绘的现代公司制度下的企业模式仍停留在20世纪初的老样子。[2]我们应该以科学的态度认识现代企业制度。张维迎等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之所以以僵化的观点吹捧现代企业制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忽视了马克思主义一贯主张的技术进步的革命性作用。在《质疑现代企业制度理论》一文中,针对张维迎等鼓吹的现代企业制度理论的片面性,笔者提出,现代企业制度不是现代生产组织的唯一方式。[3] 本文则以技术决定生产组织方式变化的历史进程为依据,进一步论证张维迎等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现代企业制度理论是过时的。本文的主要观点是,技术进步改变了生产组织方式,当然也会挑战现代企业制度。经济发展的历史说明,产业革命的更替实际上是主导技术的更替,主导产业的更替和主导生产组织方式的更替。原有的主导技术不适应经济发展条件的变化,才产生了新的主导技术。每次产业革命都由一种主导技术驱动。第二次产业革命的主导技术是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流水线技术;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第三次产业革命的主导技术是知识密集型的模块化技术。每次产业革命都有一个典型的主导产业。第二次产业革命的主导产业是汽车工业;第三次产业革命的主导产业是电脑产业。每次产业革命都有一个主导的生产组织方式。以工业化为特征的第二次产业革命的主导生产组织方式是现代企业制度;以知识经济为特征的第三次产业革命的主导生产组织方式应该是全球生产体系。[4]

  

  技术决定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

  

  有了劳动分工,才产生了生产组织。分析生产组织方式,应该从劳动分工入手。

  亚当.斯密以制造别针为例分析了劳动分工。生产别针的作坊把生产工艺分解为18 种由不同的个人分别进行的专门操作,实行个人之间的劳动分工,劳动生产率提高几百倍甚至几千倍。每个人从事18个工序中的一个,每天一个工厂能生产出数千个别针,否则一个工人一天也生产不出来一个。如果一个工人从生产钢铁开始从事所有生产工序,那么他一年也生产不出来一个别针。亚当.斯密的理论贡献是指出了生产过程发展的必然性。过去,一个人生产一个完整的产品;现在,多个人合作完成一个完整的产品。过去,生产过程是由一个人单独完成的;现在,是由多个人合作完成的。[5]

  在原始社会,并不存在劳动分工。到了农业经济社会,分工局限在家庭成员之间,即个人不同劳动之间的分工,有人从事农业生产,有人从事家务劳动。亚当.斯密引用的生产别针的作坊的例子也是个人之间的分工。与家庭劳动分工的不同之处是,它是生产过程中的分工,是家庭之外的生产单位内的个人分工,所以劳动分工从家庭走向社会。他还提出了另一类分工:贸易商之间的分工。如果考虑到生产别针所需的钢铁材料由不同的生产单位通过从事不同生产过程来完成。通过贸易商之间的分工,生产别针的作坊才能购买到所需要的材料。生产钢铁材料的作坊与生产别针的作坊之间的分工超越了个人之间的分工。马克思说:“随着劳动工具的分化,产生这些工具的行业也日益分化。一旦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扩展到这样一种行业,即以前作为主要行业或辅助行业和其他行业联系在一起、并由同一生产者经营的行业,分离和互相独立的现象就会立即发生。一旦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扩展到某种商品的一个特殊阶段,该商品的各个生产阶段就变成各种独立的行业。”[6]从社会角度看,它是不同生产过程之间的分工。亚当.斯密和马克思都把它称作社会劳动分工。[7]尽管马克思认为劳动工具只是生产过程产生的“狭隘的技术基础”,[8]但仍能说明社会劳动分工是技术进步的产物。

  既然劳动要分工,就需要在不同分工之间进行协调。在手工业作坊时代,对一个生产过程的协调是由作坊主一个人负责的。他既是手工业作坊的所有者,也是劳动者。由于手工业生产过程比较简单,用工不多,生产组织也简单而明了,协调个人劳动分工的任务很简单。协调多个不同生产过程之间的分工,即社会劳动分工,就不那么简单了。生产别针的作坊与生产钢铁材料的作坊之间的分工如何协调?是哪个作坊主说了算?谁也说了不算。它们之间的协调任务是通过双方在市场上的交易来完成的。因此,社会劳动分工不可能由那一个自然人来担任协调任务,而是需要“设计”出由多个参与主体组成的机制来执行组织任务。换句话说,社会劳动分工需要一种特别的协调方式,即生产组织方式。因此,可以把生产组织方式定义为协调社会劳动分工的机制。在亚当.斯密生活的时代,他把社会劳动分工描绘为贸易商之间的分工。其含义是社会劳动分工是通过商品交易方式来协调的。马克思也认为:“社会内部的分工以不同劳动部门的产品的买卖为媒介”。[9]市场成为主导的生产组织方式。[10]即商品交易起了组织和协调社会生产的作用。[11]

  不过,组织和协调社会生产的非市场方式也出现了。13世纪,英国出现了包料到户制度。商人把纺织用的原材料分到农村的家庭,由妇女使用自己的工具纺纱[12],再把纱线分给另外的农户织布。商人定期取回产品。这种办法后来又扩展到制革和小金属加工等行业。在整个加工过程中,商人拥有原材料和产品的所有权,工钱是在加工为成品后才付给劳动者。两者之间的分工与市场商品交易不同,商人购买的不是劳动者的产品,而是劳动。两者之间的协调不是通过市场交易进行的。因此,有人说它类似一种原始“企业”。[13] 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这种方式消失了,但它仍不失为把个人劳动分工扩展到社会劳动分工的一种非市场的生产组织方式的雏形。它预示可能出现代替市场体制的新型生产组织方式。

  20世纪初,美国首先出现了大型垂直一体化企业。美国经济管理大师钱德勒是这样描述的:“到1900年,在许多大量生产的工业中,一些制造厂都成了一家大得多的公司的一部分。在劳动密集型和技术水平低下的工业中,大部分公司仍然只经营一两家工厂。但是在使用更复杂的技术、高产量,且为资本密集型的工业里,公司都已成为多行为和多单位的企业了。他们介入了制成品的营销以及原材料和半成品的采购(常常还涉及它们的生产)。这些大公司的活动已不仅限于协调生产过程中的材料流动,他们所管理的是从原材料供应者开始,经由所有的生产和分配过程,一直到零售商或最终消费者的整个流程。”“需要生产过程的组织和技术上的彻底改变。基本的组织创新反映了协调和监督大批量通过能力的需要。”“这种经济性主要来自对工厂内部材料流动的结合和协调能力。”[14] 总之,单个企业包揽了生产经营的一切活动,包括本应在市场上交易的活动,即钱德勒所说的“工厂内部材料流动的结合和协调”。

  钱德勒说,大型垂直一体化企业“所管理的是从原材料供应者开始”。为什么企业选择自己制造生产所需的投入品,而不是从市场上购买?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学者认为是由交易成本决定的。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科斯说:“在企业之外,价格变动决定生产,这是通过一系列市场交易来协调的。在企业之内,市场交易被取消,伴随着交易的复杂的市场结构被企业家所替代,企业家指挥生产。” “当资源的导向依赖于企业家时,由一些关系系统构成的企业就开始出现了。”“ 企业就是作为通过市场交易来组织生产的替代物而出现的。在企业内部,生产要素不同组合中的讨价还价被取消了,行政指令替代了市场交易。”[15]这一派经济学家提出,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企业经营代替了市场交易的生产协调职能。那么,由于现代企业的出现,社会劳动分工有了两种协调方式,一是市场,另一个是现代企业。因此,现代企业作为替代市场功能的新型生产组织方式,成为执行社会劳动分工协调职能的单位。[16]中国某些鼓吹现代公司制度的主流经济学家一直把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奉为神明。笔者在《质疑现代企业制度理论》一文中指出:“我们不否认交易成本是客观存在,也不否认交易成本理论有其合理性。在大型垂直一体化企业时代,交易成本对决定企业的界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经济发展史说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生产组织方式是不同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现代企业作为一种制度存在,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而且,企业本来就是生产单位,其根本职能是生产产品。其生产能力是决定企业的核心因素。张维迎等人仍然坚持运用交易成本理论把企业的重点放在对生产的激励方面。过度强调激励机制,而忽略生产能力的发展,其观点是片面的。”“决定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不仅是交易成本,更重要的是生产成本。吴敬琏所说的“交易成本假说”不是解释企业之所以存在的唯一理论。马克思说:“一旦工厂制度达到一定的广度和一定的成熟程度,特别是一旦它自己的技术基础即机器本身也用机器来生产,一旦煤和铁的采掘、金属加工以及交通运输业都发生革命,总之,一旦与大工业相适应的一般生产条件形成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就获得一种弹力,一种突然地跳跃式地扩展的能力,只有原料和销售市场才是它的限制。”[17]显然,马克思的论断是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18]

  我们同张维迎等人的争论不仅局限在现代企业制度形成的原因。更广泛地说,是生产组织方式变化的原因,即决定生产组织方式的根本因素到底是什么。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出发,争论的焦点是,技术是否是决定生产组织方式变化的核心因素。马克思在谈到机器大工厂时说:“在工场手工业中,单个的或成组的工人,必须用自己的手工工具来完成每一个特殊的局部过程。如果说工人会适应这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也就事先适应了工人。在机器生产中,这个主观的分工原则消失了。在这里,整个过程是客观地按其本身的性质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每个局部过程是如何完成和各个局部过程如何结合的问题,由力学、化学等等技术上的应用来解决。”[19]马克思进一步说到:“随着工厂制度的发展和随之而来的农业的变革,不仅所有其他工业部门的生产规模扩大了,而且它们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机器生产的原则是把生产过程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并且应用力学、化学等等,总之就是应用自然科学来解决由此产生的问题。这个原则到处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20] 马克思以机器大工厂为例论证了技术对机器大工厂的劳动分工的作用。推而广之,他说的是技术对社会劳动分工的决定性作用。具体地说,现代企业作为执行社会劳动分工协调职能的单位,它的形成当然也是由技术的发展变化决定的。熊彼特认为,20世纪初,大型垂直一体化企业的兴起是技术推动的。成功的技术发明导致利润增长和生产能力的投资增加,迅速增加的投资成为新企业进入的障碍,结果是企业变得越来越大,占市场的份额也越来越大。[21]钱德勒认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技术进步、人口的增长和扩散和人均收入的增加,使生产和营销过程更复杂,并提高了物质流在生产过程中的通过速度和数量。市场已经不能有效地协调物质的流动。新技术和不断扩张的市场使行政式的管理成为必要的协调手段,企业家们为实施行政式的管理建立了由多部门组成的企业,并雇佣管理者管理企业。[22] 工业化的发展历史说明,技术进步才是决定生产组织方式的核心因素:

  

  流水线技术造就现代企业制度

  

  源于20世纪初的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技术突破是生产流水线技术。

  技术的发展不是偶然的,它必须适应消费需求。19世纪后期,由于收入增长,交通和通讯工具的改进,当时的美国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统一市场,对制成品消费的需求迅速增长,要求制造业生产扩大规模。当时,消费者对日常用品的需求比较整齐划一,只要采用标准化生产方法,就能实现大规模生产,标准化生产技术应运而生。[23]运用这个技术可以制造出标准化的、可互换的零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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