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赵月枝:创新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

更新时间:2022-02-27 19:50:29
作者: 赵月枝  
加拿大也有着很强的女性主义传播研究传统,这一点在传播史、文化政策和批判文化研究中都得以体现。但我认为加拿大的传播学领域在批判种族主义与殖民主义方面,仍有很多不足。我相信,这可以通过从加拿大在这一领域里极为重要的原住民学者那里汲取学术营养来克服。在美国,种族歧视的存在众人皆知,因此针对它的论述和抗争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在加拿大官方多元文化的修辞之下,“R”( 种族) 一词在诸多公共话语中是不容被提及的。

   当然,在文化研究领域,加拿大并非缺乏反对种族歧视的出色学术。更多时候,此类学术通常被边缘化或者被视若无睹。在达拉斯·斯迈思等批判传播学先驱们的引领下,加拿大在批判研究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也为一批在1960 年代进入学术圈的学者们发展他们想象中的批判传播学术提供了有利的空间。今天,这批有影响力学者正不可避免地年华老去,处在重新定位自己和建构自己学术遗产的过程中。他们是否会反省自己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潜在的性别与种族偏见以及其它学术盲点? 他们是勇于改变,还是会维护自己的学术特权? 他们是否会如他们著作中所写的那样,践行学术政治中的平等、公正以及民主传播? 这些问题的答案对于加拿大传播学将来的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作为一位生于1960 年代的学者,我有机会见证这一以代际为主、但有很强的性别面向的学术权力转移过程,认为这一经验极具启示意义。

   当然,正如我早些时候提到的,作为一个中国移民知识劳工,我熟谙加拿大白人男性工人阶级针对在加务工的中国铁路工人的种族歧视的历史,在今天,我也敏锐地观察到那些针对中国留学生的或明或暗的种族主义情绪。在当前“知识经济”的语境下,教育已经成为加拿大的“比较优势”。同时,大学教育的便利性已成为加拿大这个中产阶级大幅缩减的福利国家最后的堡垒之一。如何反抗日益依赖于外国留学生支付的高额留学费用的新自由主义大学政策,同时又不至于陷入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泥潭,已经成为了一个真正的挑战。我相信这种情况在美国亦然。

   约翰:稍早之前,您谈到了中国的自由主义者。

   赵:是的。

   约翰: 请您定义一下中国的自由主义者。

   赵: 这并不容易,“自由主义”这一术语在中国的历史和当今语境中有着具体的含义。当然,其与西方的自由主义传统确有关联,但正如这一传统在西方有多种历史含义一样,中国的自由主义也是如此。然而,可以说中国现在的“自由主义者”更多地是指古典的自由意志主义者或西方意义中的“新自由主义者”。实际上,正如有人已观察到,中国当下的自由主义者往往不是认同约翰·洛克就是弗里德里克·哈耶克,却对20 世纪初尤其是二战后那些被社会主义观点所“污染”的自由主义思想视而不见。在传播学领域,自由主义者主要是指仍或多或少地将《报刊的四种理论》作为参考框架,将当今中国国家当作书中的苏联的学者。简单地说,这些人将中国革命看作不幸的历史事件,将毛泽东时期当作一场灾难。他们拒绝接触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处理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结构中的位置这样的问题。他们坚持认为,中国的问题在于没有实行“真正的”市场经济。作为“历史终结”论的信徒,他们视美国的资本主义民主模式为民族历史的理想终点状态和中国的命运所在。一位有名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曾说,中国的问题是政府这只看得见的“脚”踩住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从而导致中国的市场经济难以运行自如。他们忘了,正是1976 年的一场非程序政治变革和其他非民主的进程催生了后毛泽东时代自上而下的改革,也正是中国国家的铁拳在不断推动市场导向的改革。当然,我刚才所说的是“理想模式”的描述。事实上,很少有人持有一套系统与自洽的“自由主义”见解。

   约翰: 嗯,是这样。就我在中国所见,我认为现在中产阶级的物质主义是可耻的。

   赵: 是的,但这与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盲点是完全契合的。这一意识形态无法超越占有性个人主义,从而直面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持续本质。譬如,一方面,一些聪明的年轻传播学者是公共领域、市民社会和民主这些概念的拥趸; 另一方面,他们却没有将这些概念与中国发展模式关联起来思考的理论框架。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框架在他们脑海中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于他们对“文化帝国主义”等相关概念一并否认。然而,这种本能的否定恰恰有力地佐证了西方意识形态的深重影响。

   约翰: 是的。

   赵: 当然,其中一些人最终深陷在一种困境中,也即被困在消极的恶性循环或是与党的拔河角力之中。如同婚姻不和谐的夫妻,这两种力量在某种意义上又是“天生一对”。这种人试图否认中国革命并要求国家大力推进激进的资本主义改革的呼声越高,国家越是想压制他们。部分原因在于党处于实际执政的位置,有责任应对由底层产生的社会动荡,因而无法对自由主义者的激进的要求有求必应地作出积极回应。然而,国家越是想压制他们,越是有西方媒体聚焦于他们,他们就越发变得激进。与前面论及的加拿大批判传播学界的代际学术权力转移类似,因为极力主张市场改革和中国的全球化进程,后毛泽东时代的这一代自由主义者在改革初期大多能如鱼得水,他们如何面对自己所处的世界已经与昨日不同、甚至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事实,也将对中国学术界未来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极少数人会勇于改变他们自己的立场或至少是为批判学术提供空间。一部分保持优雅的沉默。然而还有一些人变得不满、心烦意乱甚至于嫉妒他们的“新左派”同行们,并日益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最终,他们会滥用特权和权力试图压制他们的对手。例如,我曾经分析过,在一场知识分子间的残酷斗争中,自由主义者与中国新自由主义媒体相互勾结,试图对“新左派”领军人物汪晖进行污名化。这些年,为中国知识界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未来所进行的斗争持续升温。

   约翰: 是的。我还有几个问题请您回答。您认为您和其他批判传播学者的研究是否起到了作用?

   赵: 嗯,这要看你怎么界定了。如果你以是否打开学生思维来界定,而且是一个算一个地看,无论是在新自由主义的上升期力图维持和复兴批判传播学传统,亦或是当下在资本主义的危机时期尝试扩大批判传播学的影响,我都相信批判学者已经产生了某些作用。从一个学者的主要工作是教书育人这个角度,我必须把这个层面算作学术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也积极地参与到加拿大和中国的教学、科研机构建设中。我试着站在批判传播学先辈们的肩膀上,尽己所能发展批判传播学以应对21 世纪的挑战。例如,我与保拉·查卡尔瓦特( Paula Chakravartty) 提出了“全球传播的跨文化政治经济学”,我认为这一工作刚刚开启。正如我先前所说的,我努力将批判范式重新引入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但在政策方面的影响......

   约翰:这正是我想问的。

   赵: 我很难在这方面说有任何影响。当然,别人可能在这个领域内进行了重要的政策干预,而我个人也十分钦佩他们的成就。就我而言,最先的努力是通过一个在媒体、政策与市民社会间当中介的叫IMPACS( Institute for Media,Policy,and Civil Society) 的民间组织,这个组织开展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活动,并在加拿大本土和国外产生了一些影响,但是,后来它由于资金问题难以为继。同时,我也参加了其他一些旨在影响媒体政策的研究项目。

   例如,我加入过美国的一个民间媒体政策临时课题组的工作,旨在探讨技术融合背景下美国和全球媒体集中化的问题。我也参与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发展传播的一个政策框架项目。我还参加了在突尼斯举办的世界信息社会峰会,并与保拉·查卡尔瓦特( Paula Chakravartty) 一道补充了其《市民社会宣言》中有关学者的地位和作用的条款。总体而言,我在政策干预方面没有多少成就,更不用说影响了。

   2013 年初,我参与了迄今为止我所接触到的意义最为重大的与传播政策相关的工作: 成为了中国环境传播政策的国际专家小组的一员。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 国合会) 是一个基于加拿大的国际机构,它的一项特别政策研究旨在为中国政府通过媒体和公众参与推动中国的绿色发展建言献策。正如我相信中国社会力量在推动变革中的能量一样,我尽量不对中国统治精英在推动改革过程中回应底层民众诉求方面的政治意愿太过怀疑。作为这个项目工作的一部分,我发现我自己多次通过午夜邮件在政策建议协商的最后关头,在主导这个高度敏感的政策研究的中西方联合主席之间进行斡旋。这些建议将在10 天内呈交给中国总理,我希望这份报告能产生一点影响。

   就中国的总体情况而言,我认为自己是为未来的发展进程而进行的学术论争和社会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毕竟,学术界与“真实”世界之间不可能有清晰的划分。学术界的论争是社会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们这个领域尤为如此。

   约翰: 您对政治经济学和批判研究的年轻学者有什么建议? 您建议在批判传播研究中的哪些主题上多下功夫? 哪些地方是我们的空白?

   赵: 我想我最重要的建议便是相信你自己的直觉,尝试尽可能地开拓你的知识眼界。我自己与达拉斯·斯迈思结识的故事佐证了这一点: 不要对别人的建议过分信以为真。当你感到被压迫时,要记住这一点: 如果你放弃,那么这些力量就会达到边缘化你的目的甚至毁掉你。另外,重申我之前的一个观点,在当前这种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不安的年代,要警惕一切形式的沙文主义操控,尝试去结交志同道合的人并形成牢固的共同体。另一方面,对那种待你如权威人物一般或待你屈尊纡贵的人应当保持健康的批判的距离。

   此外,作为一条总体原则,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太过功利或工于算计。还是要敢于追随你内心真正的兴趣,甚至它并不是现在炙手可热的研究主题,更不是那些时髦的新闻话题。相反地,要当心提防那些主流新闻中的热点话题,尤其是要对这些话题是如何被构建的保持批判意识———毕竟我们是批判传播学者。也要尝试着将你自己所学与你自己的生活经验联系起来,否则,尽管你正在做那些看起来“客观”的社会科学,但实际上你可能成为自我异化的知识劳工。

   此外,我觉得我不能就具体的话题提供建议。除了那些日益重要的与全球传播地缘政治急遽变化相关的议题,我自己最近在研究阶级、种族和国家在传播政治中的交集,生态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城乡差距和能够解决人类重大危机的传播与文化环境。为此,你需要有去西方中心化的激进的政治经济学视角。而这也必须是一种能够胜任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挑战以及21 世纪挑战的变革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约翰: 是的,《报刊的四种理论》和其他形式的概念如此纷繁芜杂地深嵌于中国的学术界,这的确是巨大的挑战。

   赵: 的确如此。

   约翰: 我为一本媒体与社会综述类的书写了一段中译本引言。而我惊奇地发现,他们竟然使用了我的序言,因为我在其中写道: “为什么我会给一本如你所说,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的书写了序? ”

   赵: 是的。

   约翰: 为什么您不从中国的视角写一本你自己的书?

   赵: 确实如此,我想会发表更多的中文学术。我也就方法论做了些反思,思考如何克服根深蒂固的内化的种族主义以及反共和反社会主义的冷战框架。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约翰: 是的。

   赵: 但是如果政治经济学在中国有未来的话,如果中国将为21 世纪的政治经济作出贡献的话,中国或西方的学者们应坚定走这条路。

   约翰: 您说得没错。

   赵: 我想我所接触到的激进的政治经济学已经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它依赖于新一代的学者,从不同的国际和文化视角,去应对新的挑战。其中的一个任务便是重新批判地采用阶级、民族、性别和种族这些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概念。此外,挑战主流的知识范式是另一个重要任务。正如我经常所说的,虽然西方的政治经济学在许多方面是激进的,也不能把它简单地打包发给中国。

   约翰:好的,非常感谢您。

   赵:也谢谢您。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hanzhiru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1726.html
文章来源:《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