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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月枝:创新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

更新时间:2022-02-27 19:50:29
作者: 赵月枝  
不愿意出版我的作品。当然,在某些问题上确实存在着明确的政党路线。总之,一方面,中国的学术场仍然是论争重地; 另一方面,中国的学术审查权也相当分散,因人因时以不同逻辑运作。

   约翰: 那您能否谈一谈政治经济学研究是怎样被中国所接受的,以及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社群发展到何种程度?

   赵: 中国的现状非常具有讽刺意味: 历史上,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是中国大学的必修课。但是过去30 多年的经济转型,使马克思主义丧失了其在大学的魅力,尽管这门课程还没有从课程表中被完全删除。例如,大学里通常设有“马克思主义学院”,除了其他事务,其主要作用便是为大学生开设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课程。当然也有一些政治经济学者的大型学会。但是由于中国当前的意识形态变迁过程复杂与思想状态混乱,许多政治经济学者实际上是新自由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现在批判政治经济学者的队伍不在壮大,而事实也的确如此。传播学领域的情形与之相似。一些大学开设了马克思主义新闻与传播理论课程。但与此同时,主流的美国传播学理论,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理论仍处于主导地位。然而,由于中国的年轻一代大学生经历了“中国特色新自由主义”的诸多矛盾,重新发展与意识形态教条截然不同的批判政治经济学的条件也日趋成熟。作为一个致力于在中国振兴批判政治经济学的学者,我坚信这一学科必有发展空间。此外,改革深化所带来的矛盾越发加深,共产党愈发不能摒弃马克思主义的修辞。实际上,官方几年前推行了旨在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马工程”。然而,这种自上而下的努力效果不佳,一些官方资助所产生的马克思主义教材,不但有很强的教条主义色彩,而且往往信息匮乏。由于这些著作没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来分析中国的改革本身,它们往往脱离实际和前后矛盾。这进一步疏远了学生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并玷污了马克思主义的名声。正如我曾经与两位志同道合的同事谈到,我们不忍看到官方的“马工程”产生“活埋”马克思主义的客观效果,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在中国振兴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并通过这一视角对中国和它在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中所处的位置进行审视。

   我在中国已经举办过许多次批判政治经济学的讲座。我也参与到一些较小的机构建设努力当中。几年前,我受学术同仁邀请当过复旦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成立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心的兼职“学术主任”。2013 年夏季,作为长江学者项目成果的一部分,我在中国传媒大学成立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它是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第一个研究所。需要再次重申的是,我的学术理想是激活马克思主义,这是一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被资本主义全球化改革意识形态所劫持的马克思主义。此外,正如历史上中国革命的思想家们在革命实践中挑战了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一样,今天,中国的批判学者非常有必要在当代西方批判思想与中国的理论与实践间建立起建设性的对话关系。

   约翰: 是的,确实如此。

   赵: 实际上,除了愈发能认清新自由主义本质并被批判政治经济学分析所吸引的年轻一代,当下中国仍有少数对马克思主义有真实信仰,但其知识结构却已陈旧的老一辈学者。但毫无疑问,批判理论建设不仅依然任务艰巨,而且面临很高的学术和政治风险。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这将是一个持续的斗争过程。

   约翰: 没错。

   赵: 更重要的是,正因为这是一场知难而上的在逆境中的努力,我们必须毫不动摇且保持开放的心态。一直以来,我都积极鼓励学生挑战我自己。我认为他们必须自主地思考。正如我在中国传媒大学对一位学生所说的那样: “一开始你把自己认定为一个极右分子,听完我的几场讲座后,现在你又说你已经变成了左派,你的这种转变太快了,也许明天你又变回去了,你应当学会自己思考。我并不希望将我的思维框架强加于你,我仅仅是为你提供另一种思维方式,你必须学会自己做决定。”

   约翰:是这样。你多次提到了《报刊的四种理论》。

   赵:对。

   约翰:《报刊的四种理论》这样一本书在中国最后怎么样呢? 该书所描绘的共产主义模式与中国基本不相关。它指的是苏联。这本书并没有将第三世界纳入考量范畴。它诞生于冷战中期,据我所知,此书的写作受到了政府的资助。

   赵: 是的。

   约翰:这本书写得极其糟糕,其内容也从来没有更新。

   赵:对。

   约翰: 但是它却经常被拿来使用,这是怎么一回事?

   赵: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思考。我认为是美国国家所支持的反共意识形态力量在作祟。在中国,这是对早期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尤其是“文革”激进思想的一种反弹。而“文革”也的确残酷地对待了知识分子。众所周知,上世纪80 年代,中国的思想领域几乎经历了一个180 度的反转。尽管官方从来没有公然反对共产主义,执政党也依然是中国共产党,但反共几乎成为了虽然没有明言,但在事实上占统治地位的知识框架。当然,这本无关中国的书却被中国知识分子如此内化,说明了很多问题: 不仅仅是美国对抗苏联的冷战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同时也反映出中国知识界内化了的东方主义,以及许多人对这种占主导地位的冷战框架的全盘接收。

   我带到加拿大的《报刊的四种理论》是它的首个中文版本,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1980 年作为批判“资产阶级新闻理论”的“内参”而翻译出版的。然而实际上,在中国后毛泽东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的修正主义语境下,这本书是被当作对中共新闻理论和传媒体制的正面批判来阅读的。

   约翰: 嗯,你是否也认为这与谁能够将自己的书引入中国有着某种关联?

   赵: 当然,但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例如,不仅《报刊的四种理论》最近被当作“经典著作”重新翻译出版,而且直到2013 年,仍有某中国知名新闻学院试图将此书列入博士生的必读书目。随后因该学院一位批判学者的强烈反对才将它撤下书单。更不能令人相信的是,如你所知,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很久以前就出版了《最后的权利》( The Last Rights) 一书,对《报刊的四种理论》进行了彻头彻尾的批评,其目的,正如编者所说的那样,是让《报刊的四种理论》寿终正寝。这本书也有中文版,但显然在中国仍然享有学术权威地位的一些学者要么对此书不知情,要么因其意识形态中的冷战思维太过强大而不愿承认这本批判之作的存在。

   约翰: 当然还有大鼻子的概念,如果你是一个西方人。当我在中国的时候总是能听到,正因为你是大鼻子的西方人才让你获得如此多的声望,无论你到底说了些什么[笑]。

   赵: 当然,这种自我内化的民族自卑感以及内化的种族歧视在支撑西方中心的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回到我们讨论的是谁占得了先机这个问题———这其实也不是那么简单。在中国改革开放时代,一般认为这个人是韦伯·施拉姆,一位冷战反共战士,他于1982 年访问中国,并引发了巨大的影响。即便施拉姆宣称在他访问期间,他几乎都忘了《报刊的四种理论》这本书,但他的观点和理论在中国似乎是在恰当的时刻作为“正确的观点”服务于那些需要它的人。因此,他1982 年的访学被视为中国传播学研究的起点。然而,正如我们所知,达拉斯·斯迈思到访中国的时间更早。斯迈思于上世纪70 年代初就到过中国,并在70 年代末又去过一次。此外,施拉姆到访中国是为了传播他的观点,然而达拉斯到中国却是进行了实地调研和考察,并向中国官方提交了《自行车之后,是什么?》的调研报告。当然,达拉斯的访问并没有出现在中国主流学术叙事关于中国传播学术发展的记述中。这是历史的断裂,这也是历史的讽刺。

   因此,就像内化的种族主义是一个因素一样,政治和意识形态语境也非常重要。事实上,就因为我是一位华人,在一些中国同行的眼中,我的学术就理所应当不如“西方”学者,也即白人学者们。例如,在论文写作时引用一个“真正”的西方学者的名字被认为更具威信和权威。最近,一位从中国来的访问学者告诉我,他的校长发现他要来我这里访学,便问“你为什么不选择一位‘真正的’西方学者?”显然,我是一位“假的”西方学者!

   约翰: 原来如此。

   赵: 这就是我所说的另一种困境。

   约翰: 我记得你有一本书叫做《底线与党的路线》?

   赵: 是的,这是1998 年出版的基于我博士论文的书,全称是《中国的媒体、市场与民主: 在党的路线与底线之间》。

   约翰: 书中的观点在中国能否被接受? 您提出资本主义力量已经变得十分强大,您在书中也对此进行了批判吗?

   赵: 这当然不会被主导话语所接受,尽管我甚至说过,在中国,党的路线好像就是赚钱的商业底线。

   约翰: 对此我有很多想法,但我并不想引入这些话题,而我想说的是,我认为在过去数年间涌现的3亿中产阶级已忘了他们来自哪里,这是需要进行批判的。

   赵:是的,毫无疑问。

   约翰:你必须知道自己来自何处———

   赵:对。

   约翰:———并且不能忘了那些仍在底层的人们。

   赵:没错。

   约翰: 您的著作对此有所涉及吗?

   赵: 当然! 我持这一观点很久了,尤其是在我2008 年出版的书———《传播在中国》( Communication in China) 里。在这本书中,我着力讨论了对社会主义的背叛,共产主义是如何( 再次! ) 转为地下,社会抗争的爆发,“新左派”的崛起,以及社会精英与大众两个层面上未竟的意识形态斗争。至于中产阶级问题,我早在2000 年发表在《传播杂志》(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的论文里就指出,中国的中产阶级越来越像官僚阶层“沉默的伙伴”而不是社会民主化的拥护者,以期抵御来自底层的社会威胁。他们不仅忘了自己来自哪里,甚至认为自己已然是社会中的贵族。他们中的许多人拒绝进行阶级让步,并日益迫使党压制底层民众来维护他们的阶级特权。然而,与西方和中国批判学界一些犬儒主义者不同的是,我认为将党和国家看作是铁板一块,并将其描述为一台完美的资本主义机器太过于简单化。我还认为,将中国极不平衡的发展现状归咎于中国的中产阶级———或者更恰当地说,统治阶级———的道德沦丧也是很有问题的。正如我在书中所论述的那样,从国内和国际两个维度分析中国发展不均的现象,或者如你所说分析资本主义的复辟,是非常重要的。毕竟西方的统治阶级,尤其是美国的统治阶级也受益于中国的资本主义一体化。而对诸如“帝国主义租金”这样的批判范畴,我们也需要认真对待。

   约翰: 您是怎么看待美国与加拿大是如何对待批判传播学研究的? 它们有何不同之处? 或者它们是否有所不同?

赵: 加拿大传播学的发展源于加拿大对美国的依附状态。但它没有被动员到去服务美国所领导的“冷战”全球意识形态议程的程度。所以总体上讲,加拿大的传播学有着更强的批判传统。例如,一些批判传播学者获得了极具声望的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职位。这一点非同一般。事实上,我经常在中国说起这一颇具戏剧性的事例: 在资本主义的加拿大,相对的学术自治权和同行评审系统意味着相当数量的马克思主义者获得了国家授予的研究职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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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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