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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能动与受动:道咸新学表现的转折与“冲击/反应”模式

更新时间:2022-02-27 11:34:00
作者: 罗志田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道咸新学是清代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其“务为前人所不为”的态度既是学问的自然扩展,也显露出明显的“造反”意味,使清代学术在很大程度上游离出明清之际开创的风气。经学内部治学空间、门类和取向逐渐外移,而此前臣服于“汉学专制”的“一切诸学”从边缘走向中心。道咸新学体现了中国传统学术的多元性和开放性,对冲击中国的西教和西学做出了不同的反应,在不断受动中仍保持了能动。由于西潮冲击带来更大的转变,且西学稍后占据“新学”之名,致使道咸“新学”在学术史上呈失语状态。梳理学术史上这一重大转折,探究这一不待西潮冲击先已出现的自身变动与稍后席卷中国之西学的关联互动,对理解西潮冲击的实际影响,以及将中西各自整体化的“冲击/反应”解释模式,都有所助益。

   关键词:道咸新学 清代学术 “汉学专制” 西潮冲击 西学

  

   清代学术史以清儒界定的“汉学”著称,清代汉学注重训诂,主张以考据为基础,“识字以通经,通经以致用”。这一取向控制学术“话语权势”至少百余年,被梁启超谥为“汉学专制”。然而从19世纪20年代起,治学取向出现逆转,形成全面反乾嘉学风的趋势。王国维曾以“务为前人所不为”来概括他所谓“道咸之学新”的特性,其典范转移的表征是显著的。

   “务为前人所不为”或也曾是传统,刘师培就说,周末诸子百家“竞言新理,耻袭前言”。那是王国维眼里“中国思想之能动时代”。其后汉武帝独尊儒术,“学界稍稍停滞”。而佛教东来,学者如饥似渴,又形成“吾国思想受动之时代”。宋以后思想又停滞,至清末西洋思想之冲击,不啻“第二之佛教”,然学界不仅“无能动之力”,甚至可以说是“未尝受动”。

   然而晚清学界是否既不能动也未尝受动,是一个仍需斟酌的问题。如果道咸之时出现了典范转移,清代学术可能就此脱离或超越了明清之际开创的风气。始于道咸之际的西潮冲击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也要重新考量。从外在影响看,西潮冲击始于政治军事,西教随之,学术则更晚。而从内在理路看,面对西学的冲击,清学是先已中断还是因冲击而后中断?若先已断,则西潮是起到了促进还是延缓作用?或是无意中导致其进一步转向?这些都是需要仔细深入思索的大问题。

   由于西潮冲击带来更大的转变,且西学稍后占据“新学”之名,致使道咸“新学”在学术史上呈失语状态,它挑战既存学术权势的面相在历史记忆中几乎被抹去,故其在整个清代学术史上的地位也未得到充分的认识。梳理清代学术史上这一重大转折,有助于认识西潮冲击之前中国学术的实际状态以及中国的整体情形。而探究这一不待西潮冲击先已出现的自身变动与稍后席卷中国的西学有什么样的关联互动,对理解西潮冲击的实际影响,以及“冲击/反应”这一解释模式,都有所助益。

  

   引言

  

   所谓“道咸新学”,是从王国维“道咸以降之学新”一语化出,原文是:

   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顺康之世,天造草昧,学者多胜国遗老,离丧乱之后,志在经世,故多为致用之学。……雍乾以后,纪纲既张,天下大定,士大夫得肆意稽古,不复视为经世之具,而经史小学专门之业兴焉。道咸以降,途辙稍变,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务为前人所不为。……故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

   故清代学术凡三变,以清初、乾嘉与道咸以降分成三个时段。清初是经世之学,具体治的是经史,但志在经世,意在致用;乾嘉是经史之学,所治仍经史,但“不复视为经世之具”,经史成为专门之业,小学也随之兴起;道咸以降虽“承乾嘉专门之学,然亦逆睹世变,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从字面义看,“道咸以降”应是道光元年(1821)以后直到1911年。不过王国维不言道光以降而称道咸以降,或意在标示转折性的变化主要发生在道光和咸丰两朝(1821—1861)。这一时期形成了“道咸新学”的基本趋向,此后更多是延续,直到西学坐大。

   清代学术的三次转变皆“时势使之然”,而经世与否,是王国维心目中的转变要素。道咸以降的态度转变不仅在经世的回归,还有与之关联的治学范围的扩充。大体言,由于时代政治风俗之变和国势不振的大语境促成了道咸以降“变革一切”的愿望,不仅治学不循国初及乾嘉诸老二派之“成法”,更处处反其问学路径而行之。沿此取向发展下去,学问的范围也进一步扩大到“治一切诸学”。所谓“一切”,其实是指此前受重视的经史以外的诸学。沈曾植就“综揽百家,旁及二氏”,彰显出诸子学和佛学的兴起。

   王国维虽指出了道咸新学的这种变化,但他自己对此似有保留。所以他特别强调沈曾植“一秉先正成法,无或逾越”;不论何学,“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沈的学问既转向“道咸以降之学”,足以“开创来学”,却仍是“继承前哲”而有所成就。后之学者,也只有沿循沈氏之道,才能做到“变而不失其正鹄”。这恐怕只是一种愿望的表达,它折射出的反而是当时学问已大大逾越了“先正成法”。尤其“务为前人所不为”一语,带有今日理工科学者常说的“颠覆性”意味,特别能表现新学的特性。

   道咸新学的显著表征略如上述,这些特征后来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因外在影响导致的失语,使道咸新学在整个清代学术史上的地位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特别是这一重要转折何以出现,当循整个清代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去认识。本文更多借清末民初后人对道咸新学的历史记忆,梳解这一段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进而结合所处时代的外在影响,认识道咸新学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及其与近代西潮的关联互动。

  

   一、从经学到“一切诸学”

  

   清代学术三变并非王国维的发明,皮锡瑞先已说过:“国朝经学凡三变”,国初“为汉、宋兼采之学”,乾隆以后“为专门汉学”,嘉、道以后“为西汉今文之学”。与王国维说稍不同的是,皮锡瑞专言经学,且以汉宋学为叙述之纲目,不像王国维以经世为中心。两位都明确了三段中之后两段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但王国维注意的是继承中的转变,而皮锡瑞看重的是延续中的回归(从东汉回到西汉)。或可以说,清代学术三变,由清代经学三变以为先导。

   一方面,梁启超已提醒我们,“道、咸、同间,今文学虽兴,而古文学尚不衰,往往有名其家者”。这是讨论道咸新学的一个重要语境。引领风气的汉学大儒阮元在道光朝生活了29年,则其时汉学地位当然不低。但随后因太平天国起而世局巨变,以及被视为继阮元而为学界“领军人物”的程恩泽早逝,都导致汉学的衰落。到同治元年,李慈铭就指出,自顾炎武起“极一时之盛”达“百余年”的清代汉学,那时已呈“衰之极”的局面了。

   另一方面,古文经学视为不易之基的考据受到质疑,直接影响到经学本身。徐仁铸就说,过去“以为考据之外无经学”,因“外患日迫,学者渐知考据之无用,从而弃之,而经学亦因之陵夷衰微”。感觉到外患日迫的徐仁铸要反考据之道而行之,明言“经学当求微言大义,勿为考据、训诂所困”。

   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挑战。在明代王阳明学盛行时,罗钦顺已说,“学而不取证于经书,一切师心自用,未有不自误者”。清儒钱大昕更强调:“六经者,圣人之言。因其言以求其义,则必自诂训始。”叶德辉也认为,“不通名物训诂,无由得其微言大义”。故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以为,清儒使“训诂考证成为重构经学遗产的方式”。他们相信只有对经典“予以文献学层面的精确理解,才能得到义理”。甚至可以说,“考证是义理的最终裁定者”。

   是否“最终裁定者”且不论,但考据和训诂的确为学问设立了严谨的标准,任何人提出自己的见解,皆需以读懂文字为基础,无据不能随便说话。治学不重考据,意味着学问规范的松弛,却也可能因立论和表述标准的转变而成为一种解放,对“务为前人所不为”的取向起到了不小的支持作用,也使经学可以向包括政治在内的各方面开放。“前人之所贵者贱之,之所贱者贵之”,本是社会变革的时期常有的“价值倒逆的现象”。道咸以降反考据之道而行之,就是这样的态度大逆转,也是“务为前人所不为”的核心。不可否认,在汉学当道时,目的有可能被手段所掩盖,即经典之考证可能掩盖经典之义理。故道咸以后,“儒者多知义理、考据二者不可偏废,于是兼综汉宋学者不乏其人”。实际上,钱穆注意到,“乾嘉学者严辨汉宋,道咸以下辨今古文,而宋学转非所斥”。即因今文经学兴起而导致的今古文之争淡化了原有的汉宋之争,这一变化对汉宋两学的融合应有相当的助力。与此前的宋学不同,兼综汉宋者无意与汉学争。但在乾嘉俨然正统的语境下,对宋学的“兼”,其实也是对汉学的一种“反”。

   如严复所说,“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者,以经为之本原”。学术整体图景的变动,很大程度上受中心变化的影响。清代经学的变革,实为学术整体变化之导引。那务不为前人之所为的一面,为各种此前受到汉学压制的学术门类和问学途径大开方便之门(详后)。道咸新学的几个重要表征,如经世的回归、治学范围扩大和考据方法在挑战中延续,都受当时经学演变的影响。

   就像民族主义具有抗议和建设的两面性一样,“务为前人所不为”虽以反抗为表征,也有建设的一面。后者特别体现在长约百年的西北战事平定后,在版图上出现了空前的大一统。由于疆土大幅拓宽,政教所及的范围增大,学人的眼光也自然扩大。道咸经世的回归固然是为应对内外的危机,却也因应着实际治理的需要。就此而言,道咸新学表现的转折,既有受动的一面,也有能动的一面。

   梁启超就注意到清儒在道咸间“以考古的精神推及于边徼,浸假更推及于域外”。刘师培也观察到,治西北地理和考外藩史乘的倾向,至“道光中叶,浸成风会”。其实注重西北史地和关注辽金元实为同一取向的不同面相,不必据后来的学科分类区别看待。面临一种前代少有的新型内忧外患,龚自珍作《西域置行省议》,又著《蒙古图志》,而魏源也有《元史》之作。这些经世致用之才对边疆开发、边疆防御的关注,恐怕先是源自他们所知的王朝扩张经验,然后才是受西潮冲击的影响。魏源纂辑《海国图志》固然是对西潮冲击的反应,却也是注重边疆思路的延续。

   由于大一统史无前例,不少前人所不为的学问成为时代需要,遂从边缘走向中心。而经学内部治学空间、门类和取向的延伸,也使得“学术增长点”逐渐外移,直至溢出经书的范畴。皮锡瑞便敏锐地点出嘉道以后学术“门径大开”的特色。故“务为前人所不为”,也是学问自然扩展的结果。当然,对那些因“汉学专制”而处于边缘的学问而言,它的确显露出明显的“造反”意味。

   王国维虽主张“一切诸学”当以考据治之,但在清代汉学霸权时代,实难有所谓他学在。胡适曾批评三百年来第一流的学者都注目于经书,“一切古学都只是经学的丫头”,说的就是这么一种状态。则所谓“一切诸学”,更多是指清代汉学以外的各种既存学问,以及与汉学不同的问学路径。它们在乾嘉时代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压抑,如宋学和今文学都是汉学的直接对立面,诸子学则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处于学术的边缘。于是这“一切诸学”在反霸权的道路上便自然成为同盟,呈现出中心衰落、边缘兴起的格局。应当说,道咸新学不必是一个实体,而是上述多种取向的集成。各种趋势造成了这一时期的学问有着历代少见的开放性,在经学为体、诸学为用的基础上保持了向外扩展的态势。

道咸以降兴起的“一切诸学”,包括今文经学、宋学、诸子学、佛学,有一个清代“汉学”不具备的共同特点,就是讲究“义理”。诸学中影响最大,或者说在思想学术领域一度控制了言说“权势”,形成某种“独立”标识的,早期首推今文经学,其次为宋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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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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