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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能动与受动:道咸新学表现的转折与“冲击/反应”模式

更新时间:2022-02-27 11:34:00
作者: 罗志田 (进入专栏)  
新和旧出现了奇特的转换,形成一种辩证的换位。道咸新学原本在中国学术内在理路中生成,和广义新学相比已经是“旧”;却又借助趋新大势的影响,在政制转换后以“新”的面貌完成了传统的再现。

   以前多视为民国新现象者,竟不过是晚清旧学问的再现,提示我们对民国学术甚至整个近代学术的整体认知,或要重新调整。西学的冲击当然改变了很多,特别是学术分科和以论文、专著表述研究成果的新方式,大大改变了学术的样态。可是从与西方科目唯一接轨且为“百学之王”的史学来看,很多研究不过是延续了晚清特别是道咸新学的取向和特色。

   在整个清代学术史上,道咸新学是一个带有颠覆性和终结性的转折,但是它也意味着一个新学术时代的开创。在这个新的学术时期,不仅有过去受到重视的新认知、新思路、新取向等众多“新生事物”的出现,晚清形成的新典范也成功地在西学当道的民国继续存在,尽管有时改头换面。作为一种在转折中形成的新传统,在这样的延续中其实充满活力。从这个角度来看,道咸新学带来的转折是别有意义的。

   梁启超虽也曾在清朝食毛践土,但在清末就常说“中国”。而有清遗民心态的王国维在民初立论,却把对学术史的梳理限定在“本朝”的范围里。在西学的笼罩已经非常显著的时候,这样故意为之的立说似乎略显偏颇;但也正因此,他那沿着中国学术内在理路推衍的方式,使中国学术自己的脉络得以呈现。这也提示了中国传统学术虽在外力冲击下有所中断,但后来又以不同的新形式延续,大体是一个能动与受动兼存的进程。

   在近代道出于二的大格局下,一方面中学在学战中全面溃败,作为整体西潮一部分的西学渐成正统,进而出现以中国为战场的西与西战的现象;另一方面考据特别是道咸新学各取向以新形式的延续,意味着中学仍在沿着内在理路发展。这些多元多歧的悖论现象提示我们应当考量道咸新学与西潮冲击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它们对中国学术的转变各自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进而反思整体性的“冲击/反应”诠释模式。

  

   余论:道咸新学与“冲击/反应”模式

  

   从上节可以看出,在西教、西学大规模进来之前,中学已经有过一次大转向。咸同时期冲击中国的西方是多元的(正如被冲击的中国学术具有多个层次),而中方的反应也是多向度的。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湖南士人那时对西教极警惕,但对西学较为开放,工具性地选择了一面援西(学)一面排西(教)的应对方式。稍近于王国维所说的宋儒对中印思想之“调和”,在受动中尚存能动。

   然而光绪朝的新学家在继承中却有不小的突破。梁启超认为晚清新思想由龚、魏开启,“语近世思想自由之向导,必数定庵”。光绪朝“能为现今思想界放光明者”,最初率皆“崇拜定庵”,其“脑识未有不受定庵言说之激刺者”。这些光绪朝思想家虽深受道咸新学的激刺,却在西潮大规模冲击之后始放光明,提示出光绪朝新思想的形成过程,或许是西潮和道咸新学相互加持的。

   与咸同时曾国藩等尚能学宋儒而“带能动之性质”不同,光绪朝的康、梁明显以“受动”为主。前引王国维对晚清不曾“受动”于西洋思想的失望针对的是哲学层次的西学,而康、梁则更多“受动”于传教士等在中国生成的“西学”,并被改变了思维方式。他们渐以“中教”言中学,导致对中国文化的认知整体化。这一点被民初的新文化人反向接受,又被费正清等中性地接受,逐渐产生一个将中西都一体化的“冲击/反应”诠释模式,从而遮蔽了不在此轨道之中的道咸新学之别样实践,也难以解释这类在不断受动中仍保持能动的现象。

   这就要求我们重新评估西潮冲击的影响,并进一步思考和认识西潮冲击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学问的样态。重建道咸新学的语境和作为,对反思后来的“冲击/反应”模式的形成以及其他根本性的成说,是很有帮助的。“冲击/反应”模式的前提是各自整体化,抹杀了“过去”的丰富性,也就减少了“未来”的可能性。而道咸新学的重建提示我们,很多改变(以及不变)恐怕是多元结构中的各个部分。

   我们过去或许太看重对冲击的显著“回应”,其实还有一条相对沉默的延续之线,有时不一定是不回应,而是沿着惯性继续走自己的路。这样一种不以受动为表征的持续能动,其实也是一种不直接的“回应”。当然,这种内在延续之路的“可持续性”有多强,在社会制度的转变步步深入时,它是否能置身事外而独立发展,还可以进一步斟酌。

   一般言冲击/反应之说,所概括的更多是先政治(军事)后文化的动态走向。就整体历史言,李鸿章明言“三千余年一大变局”虽在咸丰朝结束十年之后,但道咸之时也已可说是四海鼎沸、天下大乱的局面了——在这一阶段开始时,通常所说的西潮冲击尚未出现;而在结束时,撼动清朝的太平天国已进入尾声,而西方的船坚炮利更已彰明较著了。

   在西潮冲击日益显著并逐渐深入到文化之后,道咸新学也日渐向因应西潮倾斜。此时道咸新学与西学的关系,既在一定程度上互补,也充满紧张。中国读书人是在中西竞争的过程中被西方改变了思想方式,逐步认识到“学战”的重要。一方面,当中学和西学实际成为对峙的范畴时,中学需要作为一个整体与西学进行竞争;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学问在西潮冲击前已开始出现很大的转变,因而充满开放性,这就使它不太容易凝聚为一个整体以与其他学术体(或文化体)对峙和竞争。

   由于西学进入中国是以炮舰为后盾的,本带有霸道的色彩。且西学进来之后就试图一己独尊,基本不允许有“化外之学”的存在。而中学既要作为一个凝聚的整体去和外来的学术体系竞争,还要沿着自己过去的内在理路发展,是一个非常艰难却又不得不践履的任务。然而从辛亥后的情形看,尽管面临西学独大的格局,道咸新学虽艰难却也成功地沿着自己的脉络延续和发展,余波及于民国。学术传统以看似默默无闻的方式继续传承,表现得相当坚韧有力。

   中国本有治、道两分的传统,然若学问是澄清天下的基础,其内因和外缘也很难分离。皮锡瑞和王国维等在后来追述学术转变时,均未涉及那“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或许是表述求精炼所致,却不必是故意回避。道咸新学不待西潮冲击先已出现的转折,及冲击过后以不同方式的延续,表现出中国学术因自具能动之力而可以不那么受动。故即使在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中,学术实践仍然呈现出相当强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后之研究者固不能忽视更宏阔的时局变动,却也要了解学术自身的发展理路。

   进而言之,如果中国学术在西潮冲击前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至少从学术角度言,西潮冲击的并非一个整齐而静止的中国,而是一个多元且正在发生变化——在某些方面甚至是颠覆性变化——的中国。对于西潮冲击之前中国的整体状态和中国学术的情形,似还需要进一步的梳理。而这样的重访和探究,对理解西潮冲击的实际影响,是非常必要的。不过这是一个开放的大论题,本文仅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更深入的梳理和诠释,尚所望于方家。

  

   作者简介:罗志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来源:《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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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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