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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能动与受动:道咸新学表现的转折与“冲击/反应”模式

更新时间:2022-02-27 11:34:00
作者: 罗志田 (进入专栏)  
如梁启超在民国元年说:“二十年来,所谓新学、新政者,流衍入中国。”能够“流衍入中国”的,当然是外来的。

   近代冲击中国的西潮是全方位的,船坚炮利是整体西潮的一个部分,也是最具说服力的部分。用梁启超的话说,“相形之下,有用无用,应时立见;孰兴孰废,不待言决”。这话是他在讨论西学书目时所说,最可见物质层面的竞争胜负常常决定了文质层面的影响大小。“学战”在时人心目中和言说上的显现,就是西潮冲击到达学术层面的一个标志,也意味着外来势力“正式”进入中国学术。而中学无力抵抗“外来学说之掊击”,也是因外族侵迫已使文化失去依托,于是文化无法表现,甚至难以保存。

   王国维以“能动”和“受动”思考历代变迁,对“外界势力”影响学术持较为积极的态度。他特别称赞周末因应政治纷乱和社会要求而出现“诸子九流各创其学说”的万丈光焰,也大体认可宋儒调和“互相并行而不相化合”的中印思想导致“由受动之时代出而稍带能动之性质”。清末进来的西洋思想可谓“第二之佛教”,但中国思想界应对无方,不仅“无能动之力”,甚至“未尝受动”。

   夏曾佑也曾将西学与佛教相比:“以中国人讲佛教心性言之,则其时之长、其学之深,为今之西学者所无可比。”他们都看到了西学作为“第二佛教”的可能性,然而用今天的术语说,他们心目中的“佛教”其实更多是非宗教的。任何带有区域认同的“学”,皆隶属于更广泛的“教”或文化。

   王国维和夏曾佑都低估了西学背后的能动力,陈寅恪则看出西潮超过佛教的一面,即中国的“学不能竞”是整体的。王国维承认,“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他所说偏于形上,而西潮形下的力量不仅在通商,还有武力,显非佛教可比。换言之,“文化”是全面的,除了社会制度,还至少涵括时人所说的武备、经济和学术。正是借助西潮的全面力量,作为整体一部分的西学不久就取得了远超过佛法的广泛影响。

   若仔细辨析的话,冲击中国的西潮之形上和形下部分虽存在某些紧张,同时又达成了相互配合,最终导致在中国形成“道出于二”的大格局。在整体西潮中,船坚炮利的部分是直接的武力威慑,强人皈依的洋教是过于显著的文化征服,两者都曾直接引起中国人的反感,又从不同的侧面帮助了西学的输入。成功改换名相的新学仍可借助背后的非学术力量,最终促成士人心目中“新的崇拜”。

   假如可以把表述西学的新学称为“大新学”,而把道咸新学称为“小新学”,这大小新学之间是抵牾多于相合的。道咸新学自身正当风起云涌、蒸蒸日上之时,却遇上了力道更威猛的西来新学,挟西潮之整体力量,以风卷残云之势扫荡一切,称雄天下。仿佛一个上升中的新星,因遇到更耀眼的光芒而失色。一方面,在既存的学术史和思想史叙述中,由于“大新学”广泛影响的荡击,实际相当重要的“小新学”基本被遮蔽了;另一方面,被遮蔽并不意味着自身发展的中止,道咸新学其实仍沿着自己的理路在前进。对这两方面的现象,过去都认识不足。

  

   三、道咸新学的转折和延续

  

   按梁启超的看法,中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而清代学术能“卓然成一潮流,带有时代运动的色彩者,在前半期为‘考证学’,在后半期为‘今文学’,而今文学又实从考证学衍生而来”。清代今文学之成学虽可上推到乾嘉之间,却于道咸之际方竖起“独立”旗帜。如梁启超所说,“凡社会思想束缚于一途者既久,骤有人焉,冲其藩篱而陷之”,则“自能震耸一般之耳目,而导以一线光明”。汉学在清代是“二百年间支配全学界最有力之一旧说,举凡学子所孳孳焉以不得列宗门为耻者”,今文家忽“别树一帜以与之抗。此几一动,前之人所莫敢疑者,后之人乃竞起而疑之”,于是“我思想界亦自兹一变”。

   可知今文经学是在延续中形成了颠覆性的重构,既有“从考证学衍生”的一面,也有“别树一帜”的一面。那种启怀疑而推动革命的动力要到光绪年间才全面展现,而道咸时期已见端绪。则道咸新学在清代学术史上究竟是个什么地位,其表现的学术转折性和延续性具体何在,成为一个必须思考的问题。道咸以降众多学人在意识层面“务为前人所不为”,是显著的学术典范转移(尽管新典范尚在建立)。然而清代学术是否从这时就真正脱离或超越了明清之际开创的风气?道咸新学所造成的转变,究竟是颠覆性的,还是过渡性的(即仅是中国传统学术一个阶段性的中断)?

   毕竟学术始终在外界势力影响之下,那些决定性的时势剧变,对学术的影响尤其大。不过,梁启超曾以一种动态的整体眼光把清学延伸到民初,提出晚明已“开清学的先河”,而“民国的十来年,也可以算清学的结束和蜕化”。这一清学整体延伸的思路,又揭示出外在的政治鼎革对学术自身内在理路的发展,影响似乎没有那么大。例如经学的中止这一引起学术形式转变的根本要素,当然是因辛亥革命带来整体性的制度转变所致,不过也有学术本身的内在理路可循。

   大体言,道咸新学“务为前人所不为”的开放特性减少了西学传入的窒碍,而西学的进入又增强了道咸新学的开放性。两者互为因果,无意中促成某种思想解放,包括重新认识或诠释自己的传统。康有为模式的公羊学就是一个显例。他认为文化竞争全凭“势”之强弱,欲靠“强国”以“卫教”。进而“托素王改制之文,以便其推行新法之实”。其本欲“以夷制夷”,然在戊戌时的湖南“旧派”眼中则是“用夷变夏”。故他们基本不甚反对西学,却坚决反对康有为的自毁做法。尤其《新学伪经考》使“六经既伪,人不知书”,流传下去必致“毁弃六经”。届时“异教起而乘其虚”,便会发生学不能战的大祸。

   康有为是想借西法以抵御西学,但这样重构经学,实际是在拆毁自己的大本营。中学既自乱阵脚,则在最根本处难与西方竞争,必然因文化的混乱导致政治秩序的紊乱,传统中国的大是大非也随之转变。在相互依存的中国政教体系中,若教的一方因剧变而失范,政被放弃也就计日可待。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亦良有以也。近代中国人学西方有个从西学为用到中学不能为体的进程,以前西教没能做到的,此时西学做到了。而道咸新学的开放性,或是其中一个重要潜因。

   另一方面,道咸新学的开放也强化了它的生命力。即使有辛亥的转折,道咸新学的许多具体取向,仍在民国实际传承;一部分因重义理的共同特点渐附着于新宋学,其余或因另外的新学问而获得意义,或以不同的新名目存世,在世事变幻中继续存在,表现出较强的延续力。

   梁启超在清末就一面指责“本朝考据学之支离破碎”,一面承认“其研究之方法”为“学界进化之一征兆”。王国维在民初曾说,“今者时势又剧变矣,学术之必变盖不待言”,而“世之言学者,辄伥伥无所归”。他自己的主张是,不论学术如何变,仍当“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亦即仍用考据的方法。的确,尽管很多民国学人不认为自己在做考据,他们具体所做以及能做的,其实仍是考据,不过变换了名目而已。后来胡适长期为清代学术的“科学”正名,明言“三百年来的考证学方法是无可疑的科学方法”,以至于民国时期“一般多称其所领导的学派为新汉学或新考据”。胡适用进化的眼光把考据说成“科学”,不论是否有意,其实是为仍在流行的考据背书,却也展现出考据的开放性,即其已成为新时代跨学科的通用方法。冠以“新”者,言其已非过去意义的考据也,实则在方法上仍是考据,真正变得多的是所考的对象。这类用成法治新学的现象,颇能体现考据的延续力。

   有时候,新眼光也能帮助“发现”道咸学术中的新意。梁启超在清季就指出,道光、咸丰、同治年间,“治经之外,则金石一学,几以附庸蔚为大国”。入民国后他仍说光绪年间最流行的几种学问是:“一,金石学;二,元史及西北地理学;三,诸子学。”傅斯年也注意到,“乾嘉以后,史学有新要求:A.边疆土〔史〕地,B.金石学(特别金鼎钟文之学),C.辽、金、元史之讲求”。两人所见都与前述王国维的观察甚接近。

   稍具诡论意义的是,在晚清一直向政治倾斜的今文学,入民国后影响却多转向学术,且更多表现在史学之上。据陈寅恪在1942年回顾性的观察,光绪朝时“学术风气,治经颇尚公羊春秋,乙部之学则喜谈西北史地。后来今文、公羊之学递演为改制、疑古,流风所被,与近四十年间变幻之政治、浪漫之文学,殊有连系”。而“西北史地以较为朴学之故,似不及今文经学流被之深广”。他所说道咸新学在光绪的现象以及此后的进一步延伸,明确了经今文学从清季的改制转移到民初以史学为主的疑古。其“浪漫之文学”是否隐约指向梁启超甚或胡适,还可以再斟酌。而此“文学”与今文学的关联,则与章太炎稍早的观察相近。

   章太炎在1924年指出,当时的史学有五项弊端:一曰尚文辞而忽事实,二曰因疏陋而疑伪造,三曰详远古而略近代,四曰审边塞而遗内治,五曰重文学而轻政事。到1945年,顾颉刚总结民国史学的成绩为六方面:“一、考古学和史前史的研究,二、中外交通史和蒙古史研究,三、敦煌学的研究,四、小说、戏曲、俗文学的研究,五、古史的研究,六、社会史的研究。”将章、顾二人的见解稍作对比可以看出,顾氏所见的“成绩”几乎等同于章氏所见的“弊端”。且不论其褒贬,他们观察到的,应是当时中国新史学的发展态势。

   我们知道民国的学术体系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这样的语境下,上述三人观察到的现象,与王国维所说的“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实甚接近,可见明显的延续,可以视为道咸新学在民国的再现。其中今文学与疑古的关联几乎已达“众所周知”的程度,与此相关的一个现象就是章太炎所说的“详远古而略近代”。王国维区分为考史者和治地理者,两者实甚接近,都有“审边塞而遗内治”的意味。

   章太炎所说的“详远古而略近代”在五四后表现得特别显著。在一些人“伥伥无所归”时,也有人看到了可能的发展方向,如赵万里在1934年2月论及“现在学术界大势”,便慨叹“大抵吾辈生也晚,已无多门路可开矣。日本人则甚聪慧,不论上古史而独埋首唐宋元诸史,故创获独多”。在赵万里说而不做时,其他一些人却已进入他所说的领域。陶希圣注意到,当年形成一种“远离现实,驾雾腾云”的风气,说“封建制度便从古到今”,说“资本主义便从今到古”,就是不具体说中间一段的历史。而一位对新学问不满的人,也批评那时的“古史家把半信半疑的上古史‘风起云涌’地抢着去硏究,而对于中古和近代现放着的许多史料,却都让它‘束之高阁’,很少有人注意”。此人也批评当时学者“跟着外国人凑热闹,大家来讲什么‘东北史地’、‘西北考古’之类,好像中原各省的史地,都是‘司空见惯’不用研究的了”。传统中国学问讲究重内不重外,道咸新学则开启眼光向外的学术取向,看重内外的相连,表现为西北史地研究的繁荣、四裔之学的兴起。

   前引陈寅恪说“西北史地以较为朴学之故,似不及今文经学流被之深广”,是对光绪朝的观察。辛亥鼎革后,这样一种注重四裔的取向恰因与经学的疏离反获发展新机。更因其与欧洲人的兴趣重叠,被傅斯年称为“虏学”之风此后愈盛,到今天已成名副其实的显学。如那些喜欢说“内亚”的学人,以及葛兆光提倡的从周边看中国,大体都是道不一却风同的“近义”取向。

   类似现象尚多,不一一枚举,可知学术的外在表现形式发生转换,甚至很大的转换之后,内在理路却依然能够延续。所延续的既有原来更整体的学术传统,也包括道咸以后发展出的新学术传统。它们或直接以原方式传承,或以新的形式继续存在,继续发展。

如果说考据以类似“整理国故”的方式延续,或有不得已的意味。那些章太炎不喜欢而顾颉刚后来肯定的取向,却是作为“新”倾向表现出来的。在中与西面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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