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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能动与受动:道咸新学表现的转折与“冲击/反应”模式

更新时间:2022-02-27 11:34:00
作者: 罗志田 (进入专栏)  
入民国后,“新宋学”仍在实际研究中具有坚实的地位。诸子学一度也呈复兴之相,但因整体的中国学问都被认为不能救亡,学界终进入西学——常表述为新学——当道之时。

   若具体分别看,在道咸以降“一切诸学”中,今文经学的延续力或不如宋学,影响却最大。代今文学本前有渊源,故皮锡瑞第三段的分期是嘉道而不是道咸,而傅斯年也说,“乾嘉间汉学发达结果,从极端分析精神中,变出今文公羊之学,以经学为名而有政治作用”。艾尔曼更有专门的著作,详述今文学从乾隆末年就走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央。他强调庄存与和刘逢禄曾经站在当时“政治世界的舞台中心;相较之下,魏源和龚自珍乃是边缘角色,他们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大部分源自20世纪学者的共识”。

   不过,众多不同时代的人论及今文经学都采用从龚、魏上及庄、刘的逆述之法,并非无因而致。盖不论庄存与和刘逢禄在学术上有多重要,真正为今文学张大旗,使其具有区分于古文学之“独立”标识,又与同时代人密切关联互动的,仍是龚自珍和魏源。也不论庄存与和刘逢禄卷入朝廷政治有多深,他们更多是以个人身份参与政治。要说以具有特定认同的群体参与,且作为一种带有“主义”号召性的“澄清天下”,或也只有龚、魏足以当之。

   梁启超在清季言今文学,便先说庄存与和刘逢禄,继言“逮道光间,其学浸盛”,而最著者乃龚自珍和魏源。“当嘉道间,举国醉梦于承平,而定庵忧之,儳然若不可终日”,则“其察微之识,举世莫能及”。与前此治今文者仅及《春秋》不同,魏源著《诗古微》《书古微》,将今文学“推及它经”;同时“好言经世之术,为《海国图志》,奖厉国民对外之观念”。这是一个重要的特色,即龚自珍和魏源虽治今文经学,他们对时人和后人的影响,却常常越出今文经学。

   如谭献所指出的,龚、魏二人“学问途辙不尽同,惟皆不主故常”。所谓“不主故常”,正体现出治学取向上的突破。入民国后梁启超仍说,“今文学之健者,必推龚、魏。龚、魏之时,清政既渐陵夷衰微矣。举国方沉酣太平,而彼辈若不胜其忧危,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他们“虽言经学,而其精神与正统派”异,“好作经济谈,而最注意边事”。此“后之治今文学者,喜以经术作政论,则龚、魏之遗风”(这大概指其老师康有为)。

   在傅斯年看来,“以经学为名而有政治作用”就是今文学的特色。艾尔曼甚至认为这是清代今文学的传统——“从庄存与、刘逢禄起,今文经学家求助于古典的重构来为现代授权,为将来立法”。“倡导经世致用和必要的变革”的今文经学“代表着一个充满政治、社会、经济动乱的时代的新信仰”,并“在19世纪90年代被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作了精心的阐发”。这是一个有启发的诠释,不过从庄、刘到龚、魏,他们在研治今文学时,其意识层面恐怕不存“为现代授权,为将来立法”之意。倒是后来讲“托古改制”的康有为,可能还真有几分这样的想法。

   从时间进程看,今文学主要风靡于晚清,而新宋学则更多兴起于民国。这中间辛亥鼎革具有根本性的作用。在尝试共和的初年,读经本身就成了政治问题,再加上外来学科分类方式的引入和自上而下的贯彻,经学在政治和学术两方面都不能不逐步淡出。胡适所谓三百年一流学者注目于经书的模式,正是在道咸时代逐步松动。

   一方面,经学仍沿其内在理路隐而不显地自然演进;另一方面,“一切诸学”中并未出现足以取代经学的扛旗者。一度风靡的今文学本是经学的一部分,只能逐渐隐退。诸子学也没能成一种“独立”的标识,起初更多是在道咸新学中的大氛围中与其他诸学共进退,民国后就逐渐化入新的学术分类体系。研究诸子的学人并不少,但以诸子名其学的人却不多;而诸子研究虽一直存在,却也未能充分“自立”。民国时期真正成气候的是新宋学,它延续了宋学注重义理的传统,却因理学和经学一样不存在于新学科分类体系中,实际以史学而非理学为重心,正如今文学转向了落在史学的疑古。

   史学的地位在清代有些特殊,虽不像经学那样成为众所关注的中心,却也一直是学术重镇。经史两学一方能包容,一方不挑战,在有意无意间形成某种“相忘于江湖”的态势。至近代,中国在与西方坚船利炮的较量中屡落下风,连通经致用的古训也遭受质疑,一度出现通史致用的呼吁,也曾导致史学地位的提升。尤其在新的学术分类中,史学地位更显突出,如梁启超所说,“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这也使史学被有些学者视为“百学之王、百政之始”,其能承载宽广,亦良有以也。

   道咸学术的拓展,不仅受外在因素(如空前的大一统)的影响,其内在理路也可能导致学术门类的扩充。因其广泛适用的工具性,考据本身就充满开放性。清代考据大兴强化了读书尚博的学术风气,考据的扩展逐渐穷尽了各种常见的文本,要想出新就只能开拓新领域,于是士人的阅读对象逐渐从各种类书扩展到过去不怎么读的杂书、集部书和原处异端之书,逐渐溢出经学。重要的是,各学的义理常常是独立的,会反过来挤压经学的价值空间。

   上面所述是学术史中着重叙述的学术门类,而不显者未必不存在或不重要,只是不受时人或后人的重视而已。王先谦观察到,“道光末造,士多高语周秦汉魏,薄清淡简朴之文为不足为”。这是一种从乾嘉时的汪中到晚清的王闿运以及清末民初的章太炎、鲁迅师徒都曾亲近的取向,且有些反宋学的意味,是与道咸新学同时的现象,颇需留意。而张之洞不仅提及光绪年间“经济讲王安石”,也注意到“道光以来,学人喜以纬书、佛书讲经学;光绪以来,学人尤喜治周秦诸子”。这些都是一般学术史较少言及却不可忽略的现象。

   纬书、佛书与诸子之间的共性,是对义理的侧重。邓实注意到道咸以来学者“爱读诸子、尊崇诸子”的现象,而尤看重诸子学与西学“相因缘而并生”的特色。近代“西学入华,宿儒瞠目。而考其实际,多与诸子相符,而周秦学派遂兴”。由于诸子之书“所含之义理,于西人心理、伦理、名学、社会、历史、政法、一切声光化电之学,无所不包”,彼此“不谋而合”,可互观参考,于是“治西学者无不兼治诸子之学”。最后一语或想象多于实际,然因“学风所转,各改旧日歧视之观”,故“解释诸子之书,亦日多一日”。

   徐仁铸先已注意到“诸子之学多与西政、西学相合”,而邓实对两学“相因缘而并生”更有独特之见——因西人“挟一新宗教入吾国”,国人“察其所奉之教,行之其国,未尝不治,且其治或大过于吾国。于是恍然于儒教之外复有他教,六经之外复有诸子”,则“一尊之说破”,而诸子之学兴。且整个清代学术范围“不外儒学与六经”,只有光绪朝之周秦学派“能出乎孔子六艺之外”,并与西学联手将两千年儒学独尊的局面打破,似带有借外学以反传统之意,其意味就更显深长了。

   实则西方“其治大过于吾国”才是西学正当性的关键,也是诸子学地位回升的凭借。当诸子学很快也与今文经学一样被证明不足以改变中国现状,亦即不能“经世”,而其他中国传统学问亦皆无力应付时局,“儒教之外复有他教”的意义就回归其本义,国人乃纷纷转趋西学。同时,在晚清趋新大势的推动下,带有中西认同紧张的“西学”在甲午后转为更具普世性的“新学”;相应地,“中学”也就转为“旧学”。

   西学认同的改换,无意中导致两种“新学”的出现,一是更多表述西学的广义“新学”,一是基本留在“中学”范围里的道咸“新学”。因与此前形成的西即新而中为旧的观念抵牾,道咸“新学”颇表现出不“新”反“旧”的意味。其结果,本来相当重要的道咸“新学”,在历史叙述中被遮蔽到聊胜于无的程度。

  

   二、道咸新学与西来新学

  

   与道光年间不同,咸丰朝已面临西教的有力冲击。差点就造成改朝换代的太平天国运动发生于咸丰初年,在精神和物质层面都借助了外来的因素。那样翻天覆地的震荡,揭示出清朝的统治已出现严重的危机。以曾国藩为中心的湘人因镇压太平军的成功而导致“湘运之起”,湖南在全国的地位有一个从边缘到中心的过程。

   因湘军是以“讲学之儒,奏戡乱之绩”,故得以如梁启超所说,“湘学之名随湘军而大振”,进而“一雪理学迂腐之诮”。后一语揭示出湘学原本不甚入流,章太炎便曾以“杂而不纯”为湘学之特点。然若从道咸以后正统衰落的眼光看,湖南学术的长处或者正在其“不纯”之上。当乾嘉“汉学”风行全国时,“独湖湘之间被其风最稀”。湖南人“笃守其乡风”,“不以考据为能”,而特重宋学。颇讲义理的曾国藩等人,影响了不止一代人。

   湖南人“卫道”意识甚强,故对西教很警觉,其排外和反洋教活动以基于传闻的想象为主,但对西学又相当开放。如郭嵩焘一面特重礼经,试图据《礼》意“以推知古今因革之宜,而达其变”,同时又对西学特别称许。这一略显悖论的取向一直延续,直到甲午之后,谭嗣同和梁启超仍在对湖南同时以“疾恶洋务”和“精解洋务”著称而感到疑惑。

   湘人的忧患意识带有某种超越性,如曾国藩便强调太平军与所有“读书识字者”的对立,因为他们“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这不仅是“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在大清之上还有数千年的中国,这一界定是意味深长的。他在打下金陵后即设立书局刊刻因讲究夷夏之辨而向少流传的《船山遗书》,或也暗示了政治变局的文化含义。在曾国藩等人的倡导下,湘学大体接续龚、魏开创的新学脉络,在咸丰同治之世、湘乡南皮之间形成某种经学为体、诸学为用的取向,在对西学开放的同时,又对西教和中学之异端保持警惕。

   太平天国之时中国思想界的一大转变,即以湖湘为中心的经世之学兴起。从曾国藩起在全国有地位的湖南人除以“忠义”见长外,便是善于经世。乾嘉时的义理、考据、辞章的区分,被曾国藩根据时代的需要加上“经济”。其背后隐伏的“经世”在那时已是一个变化中的过渡观念,即从侧重漕运、盐务、钱法等国内实用政策转入退虏、送穷等新兴需要,呈现出逐渐外向的趋势。

   此时“夷务”已有转为“洋务”的趋向。因“夷狄”是乾嘉时忌讳的词语,道光时人起初说“夷务”是相当谨慎的。然在略经踌躇后“夷务”就开始流行,至咸丰时因“夷”含贬义而渐为“洋务”所取代。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西潮冲击呈现逐步扩展的态势,以政治军事开其端,而西教、西学随之。这是曾国藩那一代湖南人不得不应对的新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夷务”转为“洋务”,西学也渐成新学。近代史上的新、旧、中、西,本各有其独立的意义,不过相互依存的一面似更显著。中西和新旧之间的关系,尤更密切而纠结。若就名相言,是先有西学之称,然后出现中学之名。被称为“学战”的文化竞争也包括在中西之间的整体竞争中,于是中学和西学成为对峙之学。由于中国在对外竞争中屡屡失利,“中西”的认同带有越来越多的感情色彩,承载着强烈的价值判断,于是逐渐被更超越的“新旧”所取代。西学的引入本势在必行,一旦跨越中西认同的紧张而成为名义上更具普世性的新学,在中国的传播便如翻江倒海,形成一股巨澜。从同治到光绪,新学渐成显学,士人竞相趋从。

   尽管西学实际获得了新学的称呼,但新学又不能完全等同于西学,它确实含有不少中学的成分和色彩。若严格说,“新学”应是亦中亦西的,但毕竟是西多中少。故说新学以西学为主流,或说新学更多表述的是西学,应大致不差。而且在很多时人心目中,新学的确就是西学的代名词。

戊戌维新时,张之洞就在《劝学篇》中明言“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并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的观念。尽管王国维在清季曾“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然他所针对的正是“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的现状,新旧与中西的对应是明显的。入民国后,以新学言西学逐渐成为普遍接受而基本无须界定的认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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