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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社交媒体何以变成愤怒机器

更新时间:2022-02-26 23:53:17
作者: 胡泳 (进入专栏)  

  

   一个市场已经出现,在那里,愤怒是一种商品,而羞辱是一种产业

  

   网络流行了这么多年,我们终于明白,如果说到促进对话的能力,在线互动往往比我们现实世界中的互动更糟糕——特别是涉及政治性或者道德性的话题之时。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社交媒体越来越像一台愤怒机器在运作,这意味着,它不仅包含挫败感、伤害欲和道德义愤,还促进和鼓励这些东西。

   在某些情况下,基于互联网的愤怒文化会带来积极的变化。它揭露了严重的犯罪行为,提升了社会运动,打击了那些令人发指的虐待者。例如,好莱坞大制片人哈维·韦恩斯坦在广泛传播的#MeToo运动中名誉扫地,受到指控并被监禁。然而,关于社交媒体的另一个事实是,它不断寻求通过优先考虑最具道德和情感挑衅性的信息来塑造我们的冲突行为。

   在2017年的一项研究中,纽约大学的研究人员使用机器学习分析了超过50万条推文。结果发现,使用更多“道德-情感”语言(如邪恶、耻辱、毁灭等)的推文更有可能传播开来。根据他们的分析,每当推文中出现一个道德-情感类词语,就会使该信息的传播率提高20%。

   这种情形令人非常担忧。这不仅是因为,网络平台放大了那些最情绪化的反馈,而不是提供精细的、有分寸的声音,而且也因为,当它与公共话语的另一个丑陋特征——群体极化结合在一起时,就会慢慢扭曲对公共对话的看法,反过来,则会进一步扭曲真实世界。

   这在纽约大学的同一项研究中也得到了证明,研究者发现,“道德-情感的表达在内群体网络中比在外群体网络中扩散得更厉害”。而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只能通过理性的思想交流和对这种交流有准确认识的公民来实现。如果人们持续生活在情绪化的信息环境中,温和立场的基线就会瓦解,从而使极端言论大行其道。

   这种极端性不仅体现在有关政治和道德的共同讨论中,也直接入侵了私人生活。其最直接的体现就是近年来多发的针对个人的公开羞辱,羞辱对象既包括公众人物也包括普通公民。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现在允许成千上万的人参与以前不可能的集体羞辱,它们大大放大了人类公开羞辱的手段,将受害者从城镇广场带到全球联网的屏幕前。

   一些人类学家和进化心理学家认为,羞耻感是普遍的、生物性的,是确保我们生存的一种进化机制。这种情绪有助于保护个人免受不良社会环境的影响,例如成为一个群体之外的异类。羞耻感也可能与厌恶感有关,在这种情况下,厌恶感针对的是作为群体污染源的自我。

   来自于群体过程的羞耻感,自然有它的益处。然而它作用在个人层面上,真的会造成严重破坏,导致个人产生无力感、无价值感和其他心理动荡。我十分怀疑在今天的网络上,有任何健康的羞耻感的位置。让人们感到渺小、无力和无助,对特定当事人的生活乃至存在,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2021年12月6日,16岁的少年刘学州在网上发布了一条寻亲视频,他不知道这将是一条永久改变他生活的视频。一场推他走上不归路的网络风暴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疑问:任何单一的表达失误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一个人的声誉?社交媒体上的羞辱——或者对某人的任何堆积如山的批评——何时变成一种霸凌?网民可能从网络救济瞬间转换为网络暴力,谁能用恒定的道德标准来规范他们的行为?法律能管控网络暴力吗,该监管平台,还是禁止发言者?

   有一点很清楚,社交媒体并不总是允许人们像在现实生活中那样来回讨论面临的问题。相反,像微博、直播和短视频平台等大多是为广播而设计的,对人们彼此之间的实际沟通和交流并无助益。然而,随着人们几乎总是联网,我们的在线行为就是我们的行为,这一点正变得越来越明显。

   我们学会了通过发布更多愤怒的表情符号来回击一个由愤怒的表情符号管理的世界。即使是事实也必须被放大,以超越噪音。但是,每一个这样的举动也会增加新的喧嚣,要求下一次供应更多的愤怒,以吸引算法并赢得关注。一个市场已经出现,在那里,愤怒是一种商品,而羞辱是一种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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