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云波:围棋与中国思想传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0 次 更新时间:2022-02-26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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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云波  


围棋是竞技,是游戏,是艺术,是形下之器,又被赋予了形而上的“道”的意义,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中国文化传统,一切知识都要在“道”的面前检验其存在的合法性,以此证明自我价值。立象比德,技进乎道。当然,这“道”,既是儒家的仁德之“道”,道家的自然之“道”,也是中国文化的和谐之“道”。在某种意义上,围棋成了中国思想与文化的一个标本、一种象征。

立象比德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写过一首题为《围棋》的诗,说围棋“如同摆布星宿的游戏”“那是一种比最古老的文字还要古老的发明/棋盘就好像宇宙的图形/黑白交错的变幻/足以耗尽千秋生命”。

博尔赫斯没有来过中国,也不会下围棋,却不影响他关于中国、关于围棋的奇思妙想。文字被看作是人类文明的标志,然而在文字产生之前,人类却是以另一种方式展开与天地宇宙的对话。棋盘就是宇宙,黑白子如同阴阳两爻,可以演绎出大千世界的无穷变化。中国古人就把围棋称作“星阵”,宋代《棋经十三篇》谓“夫万物之数,从一而起。局之路,三百六十有一。一者,生数之主,据其极而运四方也。……白黑相半,以法阴阳”。围棋大师吴清源认为,围棋的起源应与八卦占卜有关。在文字产生之前,人们就是在棋盘上用白子和黑子来推测阴阳的变化。

当然,这用于“八卦占卜”的棋具,未必是真正意义上的“围棋”。围棋是人类围绕生存空间争斗的一种游戏。战国史官撰写的《世本·作篇》谓“尧造围棋,丹朱善之”。东晋张华《博物志》进一步说明了发明围棋的动机:“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围棋由此被纳入儒家的伦理教化传统中。

儒家学说的核心是仁与礼。“仁”是道德修养,“礼”是礼法规范。“艺”也被纳入这一体系中。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以道立志,以德、仁立身,以艺游心。孔子关于“艺”的观念,也影响到对博弈之类游戏之事的看法。《论语·阳货》中提到围棋:“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孔子把围棋看作是物质生活满足之后的一种有益的休闲娱乐活动。

孟子在《孟子·告子上》也提到弈:“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儒家所说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是君子必备的六种技能。围棋虽然只是“小数”,毕竟也被纳入“艺”之中,有了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儒家对围棋的态度是双重的,一方面贬抑围棋,所谓围棋“不仁”“失礼迷风”,玩物丧志;另一方面,“游心”之戏又是人的精神需要。怎样解决这一矛盾?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将围棋与圣贤之道,与人的“成德成仁”联系在一起,使下棋这一“游戏”之事具有不同凡俗的意义。班固在《弈旨》中论棋:“局必方正,象地则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棋有白黑,阴阳分也。骈罗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成,行之在人,盖王政也。成败臧否,为仁由己,危之正也。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权,下有战国之事。览其得失,古今略备。”

班固将围棋与天文、阴阳、王政、仁德联系在一起,开启了“立象比德”的论棋传统,由此建构了一套完整的儒家棋论话语。形而下之“技”通于形而上之“道”,为围棋取得了合法的地位。

技进乎道

如果说儒家为围棋提供了一套价值评判的尺度,道家则更多地与棋人的生命追求、棋艺境界相通。

围棋在魏晋时代取得很大的发展。魏晋时期人们追求人的自觉、精神的自觉,戏与艺由此获得独立存在的价值。而围棋也逐渐被精神化、审美化。这个时期,围棋出现了一系列的别称:手谈、坐隐、忘忧、烂柯。《世说新语》中说:“王中郎以围棋为坐隐,支公以围棋为手谈”。以“手谈”代清谈,何以解忧,唯有下棋。所谓大隐隐于朝市,中隐隐于庭园,小隐隐于山林。在一方庭院之中,一局棋,一盏茶,即可保持心的清静。而“烂柯”出自南朝梁代任昉《述异记》:“信安郡石室山,晋时樵者王质,伐木入山,见二童子下棋,与质一物,如枣核,食之不觉饥,以所持斧置坐而观,局未终,童子指谓之曰:‘汝斧烂柯矣!’质归故里,已及百岁,无复当时之人。”

山中才一局,世上已百年。快乐的时光永远是短暂的,围棋就是给人带来无限精神快乐的一种游戏,棋成了人精神存在的一种方式。到唐代,棋正式成为琴、棋、书、画四艺之一。

围棋是技,也是道。在老子那里,“道”为世界万物的本原,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也是世界万物发展变化的总规律或法则。所谓“道者,万物之奥”。道以“无”的方式存在,不可见,不可说,但又游于天地万物中。道法自然,万物皆有“道”在其中。

儒家之道,多偏重于人事;道家之道,则更多地体现为天地自然之道。因而,儒家多强调“以艺载道”,“艺”是“道”的载体,是体现“道”、实现“道”的一种技术手段。道家则更注重把“道”看成是“艺”的本体、内容,“艺”是“道”的感性显现,最高的艺术境界便是道的境界。因而,技亦可进乎道,技、艺达到一定境界便是“道”。

以围棋而论,它是“技”,为了取胜,它有一套具体的法则、战术。而当棋到了一定的境界,它又与艺术境界、道的境界相通。所谓技进乎道,棋又不仅仅是胜负之物了。

施定庵《弈理指归》谈到弈者的几个等级:“毋论战守取舍,成竹在胸,举念触机,会心自远。仁者见仁,知者见知。受八、九子者,即可得其步骤;而细玩熟思,渐至六、七以上,则得形;四、五以上,得意;二、三以上,渐至会神;一先以上,入室而无难矣。此彻上彻下之至理也。”得其步骤—得形—得意—会神,既代表弈者“品”的差异,又是棋艺由浅入精、技进乎道的过程。

道家强调道法自然。施定庵在《弈理指归》序中曾谈到自己“棋悟”的一段经历。一次施定庵与梁魏今同游岘山,梁指着山下蜿蜒曲折的泉水,对施说:“子之弈工矣,盍会心于此乎?行乎当行,止乎当止,任其自然而与物无竞,乃弈之道也。子锐意深求,则过犹不及,故三载仍未脱一先耳。”定庵由此得悟“化机流行,无所迹象,百工造极,咸出自然。则棋之止于中正,犹琴之止于淡雅也”。棋艺大进,终成一代国手。

弈棋应如行云流水,行于当行,止于当止,平淡自然,这是天地之境,也是审美之境。

和谐之道

小小黑白子,承载的是东方智慧。围棋的原生规则其实很简单,主要有三条:其一,一人走一手,轮流下子,先行者贴目,它遵循的是公平原则。其二,两眼活棋,棋以气生,气尽棋亡。它作为一种生命法则,体现了中国传统的以气为本的生命观。其三,空多为胜,一切战术皆围绕吃子与围空来展开。人多为胜,正是原始时代生存法则的再现。

黑白子,纵横十九道格子,围棋形式要素被简化到极致,又包含着无穷丰富的变化。简单中的复杂,也是中国艺术、文化的一大特点。正如中南大学教授孟泽在为《中国围棋思想史》作的序中所说:在漫长的传承演绎中,围棋深度参与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影响乃至塑造了中国人的人格与精神。或者说,它是某种意义上的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一个载体,一个隐喻,一个出口。因此,关于围棋,言“道”言“技”,言“广大”言“精微”,都有足够多的材料和凭据,它曾经接纳过无数沉迷者的精力、智力和想象,慰藉、消化了他们的幽微心事、浩渺情怀和沧桑际遇。

天圆地方,人居其间。儒家的伦理之道,道家的天地自然之道,指向的都是一种和谐之道。儒家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构成了君子的内圣外王之道,而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和”,所谓“贵和尚中”。孔子主张“礼之用,和为贵”,《论语》还多次提到“致中和”“过犹不及”“君子矜而不争”等。儒家和谐的最高境界就是“大同理想”和“中庸之道”。“大同”是一种社会理想,“中庸”则是为人处世之道。如果说儒家更多的是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意义上追求和谐,道家则致力于建构人与自我、人与自然的和谐世界。道法自然,守雌守柔、虚静无为,流水不争先,正构成了道家的“和”之道。

然而围棋本来是一种“争”之道,它体现的是人类为争夺生存空间而发生的争斗,中国古人也曾把围棋当作“害、诈、争、伪”之物加以贬抑。那么,怎样才能协调“争”与“中”“和”的关系?中国传统常常把“争胜之物”纳入儒家“和”的体系中,一方面淡化棋的胜负一面,所谓“莫将戏事扰真情,且可随缘道我赢”,“胜固欣然,败亦可喜”;另一方面,把围棋与天地人生之大道联系在一起,所谓“围奁象天,方局法地”,“局方而静,棋圆而动”,一阴一阳之谓道。天地阴阳,相生相合,宇宙万物由此化生。“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达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是宇宙和谐之道,也是围棋之道。

吴清源认为:“与其说围棋是竞争和胜负,不如说围棋是和谐”。“和谐相依,方成棋局”,围棋看起来是交战双方在展开激烈的争斗,但棋如流水,当你委身于围棋的流势,行于当行,止与当止,交战双方心息相通,最终达到的又是一个和谐境界。

围棋是竞技,同时又被称作“手谈”,手谈即对话,它强调的是一种不需要语言文字的特殊话语活动。竞技的本质在于冲突与征服,话语的本质则是沟通与交流。对话性,决定了围棋是讲求平等竞争的一种智力游戏,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一种现代精神。对话,也使围棋具有一种宽容性。围棋自然是为争夺生存空间而发生的战争,但在“围地”的过程中,并不非要你死我活,不给对方留一点“余地”。所谓两眼即活,一盘棋终,常常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平共处的态势。和而不同,正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体现,也是现代社会在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相处中需要提倡的。这就像现代企业的竞争,并不追求非要击垮对手,而是在平等竞争中,大家都有收益,当然,多得者为胜。“手谈”,正体现了中国传统的辩证法——冲突中的和谐。对话乃是一种心与心的交流,真正的对手既是敌人又是契友。真正的棋局,也是双方在不断的冲突中最终走向和谐。下棋如此,人生亦然。

平等竞争,和谐之道。围棋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围棋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如今,代表中国传统的围棋正日益走向世界,为世界不同肤色的人所认同、喜爱。世界共下一盘棋,围棋完全可以成为国际性的公共精神产品,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作者:何云波,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围棋思想史研究”负责人、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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