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林:传统文化进校园的重心与支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54 次 更新时间:2022-02-25 1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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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林  


文化有“道”与“术”两个层面。道是理念,是文化的内核、本质;术是形式、方法。两者同属文化的一部分,而道承载的是价值观体系,关乎世道人心。抽去道,文化将成为没有生命的空壳。需要进入所有学校的是“道”,重心是德性教育,其支撑点则是礼仪教育、人格教育、担当教育和经典教育。在这些问题上着力,庶几可从根本上提升学生素质。

传统文化进校园,近些年来一直没有停,戏曲进校园、武术进校园、书法进校园、楹联进校园,如今又有中草药进校园等,总体而言,大多属于艺术类范畴。从学理上而言,文化有“道”与“术”两个层面。道是理念,是文化的内核、本质;术是形式、方法。两者同属文化的一部分,而道承载的是价值观体系,关乎世道人心。抽去道,文化将成为没有生命的空壳。两者孰轻孰重,毋庸赘言。戏曲、武术等进校园,很有必要,但不必进入所有学校,需要进入所有学校的是“道”,重心是德性教育,其支撑点则是礼仪教育、人格教育、担当教育和经典教育。在这些问题上着力,庶几可从根本上提升学生素质。

中华传统文化的灵魂是道德理性

东西方文化最根本的区别在于,西方是宗教文化,是以“神”作为中心展开的,人的灵魂需要交给上帝“管理”。中国文化是以“人”作为本位展开的,人的灵魂需要自己通过道德来“管理”。中国文化的基本命题是立德树人,即如何通过教育、践行,造就人格完善的“君子”。千百年来,从孔子到朱子,再到顾炎武、曾国藩,古昔先贤无不孜孜于此,从而形成了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丰厚思想资源。把人的成长,定义为德性的增长,是中国文化的伟大与优秀之处。

儿童教育是将来立身于世的基础,人的德性、操行、人格、志向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奠定,对于个人的未来,乃至国家的命运,所产生的影响最为深远。基础不稳,人生堪忧。《周易》提出“蒙以养正”的命题,认为在童蒙时期“自养正道”“培根固本”,意义重大,堪称“至圣之功”。近代著名教育家唐文治先生也曾说:“欲救天下,先救学校,欲救学生,先救人心。”

多年来,在应试教育的体制之下,学生为分数而学,教师为分数而教。某些教育工作者,鼓吹个性解放等西方教育理念,放弃对学生德性的引导,导致学生身心的放任。道德教育虚悬一格,思想品德课内容空疏,不接地气。有人以“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口号为诱惑,将教学的热点引向各种各样的技能考级,其结果是“让孩子输在了起跑线上”。事实证明,今日社会风气的涣散、腐败,教育在一定程度上难辞其咎。

传统文化浩瀚博大,涵盖万有,但各部分的重要性并不等同。在学风浮躁的当下,某些表演性强,热闹、花哨,容易显示成就的活动,可能成为首选,但它注定是光开花、不结果的造势运动。而儿童的道德教育,不仅社会能见度低,而且需要做艰苦细致的努力,短期内不容易见成果,却是我们民族的百年大计,任何一位希冀成为教育家的教师、校长都应该在这一关键点上有所作为。

小学生以礼仪教育为主

礼仪是文明民族的标志,任何一个民族,但凡其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都会出现属于自己民族的礼仪。中华文明,震烁古今。中华礼仪,彰显了我们民族的友善、和谐与典雅,更是久享盛誉。但是,近代以来,传统文化被抹黑,礼仪传承被中断,很多人不知礼为何物。如今出境旅游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毋庸讳言,世界各国对中国游客很少有正面评价,中华民族的形象受到严重损害。在国内更是如此,不愿排队,说话嚷嚷,随地吐痰、扔废弃物等随处可见,大家普遍抱怨国人素质差。问题出在民众身上,根源是在现行教育制度,从小学到大学缺少礼仪教育。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修身进德、知书达礼,是求学的首要任务,无人可以例外。《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要成为一名合格的社会成员,坐有坐相、站有站相,自律自爱,彬彬有礼等,都是修身的主课,并且是在儿童教育中完成的。

先秦的学校教育分小学与大学两个阶段,八岁入小学,教“小节”,“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属于行为教育;十五岁入大学,教“大节”,“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如此区分很有道理。古人根据经典精神的要求,将孝亲、尊师、友爱、勤劳、节俭、礼让、谦和等理念以及心术、威仪、服饰、饮食、辞令等做人必备的规范,转换为操作性很强的礼仪,融汇在日常生活中,让孩子每天践行。孩子虽然在文化、智力、阅历等方面不如成年人,但涉世不深,心性单纯,可塑性强。这些礼仪,简明易懂,容易上手,久而久之,自然内化于心;一举一动,优雅从容,自然而然,合于法度。所以孔子说:“少成若天性,习惯之为常。”

朱熹非常认同先秦儒家的理念,他编撰的《童蒙须知》说:“夫童蒙之学,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言语步趋,次及洒扫涓洁,次及读书写文字,及有杂细事宜,皆所当知。”这些规矩浸润着修身的理念,“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欲其习与智长,化与心成。”这些做人的细节,事关做人的形象,“修之则吉,悖之则凶”,对人生、对社会都有深远的影响,绝非可有可无的琐碎仪节。

曾国藩称赞朱熹的《小学》说:“古圣立教之意,蒙养之规,差具于是。盖先王之治人,尤重于品节。其自能言以后,凡夫洒扫应对、饮食衣服,无不示以仪则。因其本而利道,节其性而不使纵,规矩方圆之至也。”曾国藩要求子弟“洗尽浮华,朴实谙练”“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以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

朱自清《经典常谈》介绍儒家之礼时说,“这种礼,教人节制,教人和平,建立起社会的秩序,可以说是政治制度”“就是一个人饮食言动,也都该有个规矩,别叫旁人难过,更别侵犯着旁人,反正诸事都记得着自己的分儿”“这些风俗习惯有一些也可以说是生活的艺术。”

笔者深信,从现在起,在全国所有小学中开展礼仪教育,三年五载之后,学生的气象、社会风气乃至中华的民族形象,一定会焕然一新。

中学生以人格与社会担当教育为主

中学时期,是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时期,于人于世,都至关重要。任何文化的核心都是价值观。所谓人生价值,是指人应该如何活着,为谁活着?判断人生价值的标准,是从这个世界上攫取得越多越高,还是给予这个世界的越多越高?不管自己是否意识到,人每天都被这一基本问题所左右。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首要的是人格教育。梁启超先生当年在清华讲演时指出:“英美教育精神,以养成国民之人格为宗旨。”他说西人所谓有人格者,“即我国所谓君子”。我国古代的人格教育,就是“君子”教育,这是学校教育的核心命题。早在战国时代,孟子就将仁、义、礼、智等“四端”作为人格标准来提倡,仁是博爱之心,义是羞耻之心,礼是恭敬之心,知是是非心,缺少其中任何一项,都“谓之非人”。“四端”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品格、境界与行为方式,足以影响人的一生。四端健全,才有可能成为完人。反之,书读得再多也不可能成才,而且有可能危害社会。

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并非人生的终极目标,随之而来的任务,是扩而充之,让自我价值与社会进步紧密相连,勇于为天下担当,由“小我”走向“大我”,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大化。中国的儒者,最富天下情怀。孔子提出的建立“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的理想,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前赴后继地为之奋斗。宋明学者尤为突出,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到明朝东林党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再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天下担当,已然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而深深扎根于社会的深层,成为中华民族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伟力。

学生的志向只有不断激励,才能卓然独立。唐文治先生少年时读到清儒陆清献的《座右铭》中“天下后世待汝治,汝勿徇汝无涯之欲而丧厥志”一句,“颇觉奋然”,成为一生理想。他担任无锡国学专修馆校长时,曾编撰《人格》一书作教材,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存者神,所过者化”等语砥砺学生品德。他自撰楹联:“四海同春,老吾老及人老,幼吾幼及人幼;万物一体,天下溺犹己溺,天下饥犹己饥”。以这种高尚的思想作为学校教育的主旋律,学生素质必将全面提升。

经典教育与文化认同

经典是民族文化的最高形态,世界上只有最优秀的民族才拥有经典。中国文化作为人类“轴心时代”的典范之一,其所创作的《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是中华民族价值观体系与生活样式的载体,是千百年来举国认同的经典,对于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的影响不可小觑。梁启超说:“《论语》为二千年来国人思想之总源泉,《孟子》自宋以后势力亦与相埒,此二书可谓国人内的外的生活之支配者,故吾希望学者熟读成诵,即不能,亦须翻阅多次,务略举其辞,或摘记其身心践履之言以资修养。”熊十力说:“夫经之所明者,常道也。常道如何可废?”徐复观说,中国经典“在人之所以为人的这一方面,确显示了常道,而可对自己的民族,永远在精神的流注贯通中,与我们以启发鼓励、提撕、温暖,我觉得这是无可置疑的。”

自民国初,蔡元培宣布在学校中废除读经教育,经典教育的传统被阻断。这一决定,引起地方及学界的反弹,故其后出现多次反复。作为近代最早开眼看世界的学者之一的严复,晚年积极提倡读经,他说儒家群经是“中国性命根本之书”“我辈生为中国人民,不可荒经蔑古”。他将经典学习与人格养成、国性养成看成是一体的事情,见解最为深刻:“夫读经固非为人之事,其于孔子,更无加损,乃因吾人教育国民不如是,将无人格;转而他求,则亡国性。无人格谓之非人,无国性谓之非中国人,故曰经书不可不读也。”两千年来,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是建立在这些经典之上的。若是断然抛弃之,“转而他求”,就会丧失国性,不成其为中国人。

当今之世,东西方文化的博弈随处可见,其本质是:中华民族能否为人类的发展提供一种不同于西方文化的模式。学习中华经典,弘扬经典精神,提高文化立国的理论思维与公民的文化自觉,不可或缺。突出中华的文化主体性与品格,深入探讨与实践,以此解决中国道德失范、社会失序的问题,重建人格标准与道德伦理规范、为人处世的原则、社会公德,陶冶情操、变化气质,对于整体提升中国文化的软实力与全民素质,无疑具有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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