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董正华:现代化研究的“创新”与“超越”

更新时间:2007-02-06 09:31:14
作者: 董正华 (进入专栏)  

  入江昭在《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中警告“战争是确定现代社会前途的一个重大事件。全世界正面临着灭亡的危险。”而“和平不过是一段时期没有战争的状态”。[9](pp7-11) 最近又有学者提出“在(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经济迅速崛起,但亚洲不可双雄并立,日本必然要跟中国发生战争,因为市场和资源是有限的。”[8] 吉登斯写《现代性的后果》上来就讲:即使是社会学思想之父当中对现代世界最为悲观的韦伯,也没有预见到现代性更为黑暗的一面究竟有多严重。20世纪是战争的世纪。一亿以上的人在战争中被屠杀。军事冲突构成了现代性在本世纪的主要的“阴暗面”。他还认为极权的可能性就包含在现代性的制度特性之中,它的结果比传统的专制更为恐怖。[10](pp7-8) 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更明确提出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行为跟现代性有密切关系。该书“导论”部分的第一个小标题,就是“作为现代性之验证的大屠杀”。[11](p1) 这些学者提出的问题都非常重要,需要我们通过深入的研究做出自己的解答。

  提出“超越”或者叫“自省”,是从先师罗荣渠先生的两段话生发出来的。一段是讲现代化进程的内在矛盾和现代发展必然带来的各种负效应,认为“这些负效应不是随着现代化的全球扩散而减弱,相反,而是日益增长。这是不论哪种类型的现代化都还不能解决的新问题。”所以,“现代化绝非人类进程的最高阶段,而是一个大飞跃的阶段,但这个阶段终将被超越。”[12](pp171-172) 另一段是对现代性(modernity)的批评,讲到现代性是对现代工业社会特征的一种理想型假设,其实质是西方理性主义,是韦伯式的“理想形式”。“对现代性的重新思索,必然导致对单线式的人类进步观的重新审视,从而也必然会引向对已被一脚踢开的前现代文明中的一切有价值的遗产的重新估价。” [12](pp237-241) 两段话都很长,恕难在此全引。文中所表达的思想,我认为基本上已经转述出来了。

  一直都有人把现代化看作历史的终结,误认为现代化的实现等同于人类理想社会的到来。主张资本主义终结历史者是如此,反对资本主义终结历史者也这样说,只不过各自主张的理想社会形态不同而已。现代化“征服和索取”的基本内涵——包括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武器向自然界征服和索取,以及一些地方和国家的发达以另一些地方的不发展或者病态发展为代价——决定了它只能是一个充满内在矛盾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如果不被超越,全人类共同的美好家园、理想社会的建立是没有希望的。在这方面社会学家、历史学家都已有大量论述。中外学者对科学与人文、知识与智慧、传统与现代、对“新轴心文明”和现代性多样性、“会通中西”文明对话与“改革儒学”的思考,也是可供我们在研究中吸收或借鉴的思想资源。简单地说,我觉得现代化研究不仅应当有对现代发展中断、挫折与失败的总结,也应当包括对“现代化”本身的批评和反思,甚至包括对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的整理和研究。当然,只有研究现代化才能批评、“反思”现代化,反过来说,也只有“超越”现代化才能真正理解现代化。在现代化研究中这种“价值祛除”的态度是可取的。

  其实“超越”跟“创新”在这里意义非常相近。或者也可以说,要超越就必须有所创新。说到创新,搞文学艺术的人喜欢讲一句古训叫做“不落恒蹊”,意思是说不按部就班、人云亦云,敢于另辟蹊径而不甘于走众人走过的弯路。当然,不能凭空创新。现代化的进程也是一个不断地在继承传统和开拓创新之间寻求结合点、寻求平衡的过程,如章开沅先生所论,“离异不可无根,回归不可返古”,这样才能少走弯路。亚非拉各国的现代化一般都是从学西方开始,了解了人家当初是怎么走过来的,然后才有可能抄小路走新路迎头追赶。现代化研究的创新恐怕也得循着这样的道理。我们不能永远讲前人讲过的同样的话,前提是必须知道前人都已经讲了什么。

  以上所说其实多是重复前人已经说了多少遍的大白话,完全没有什么“创新”,达不到基地和论坛的要求。这次论坛聚合了不少国内中青年知名学者。大家在一起交流切磋,一定能碰撞出不少新的思想火花来。建议“创新基地”今后多举办这样的论坛和更专门的研讨会,以供大家提交论文展开讨论,除此以外,还可以在互联网上搭建日常交流的平台,建立一个BBS式的或者类似博客的网站。有关的论文和课件也可以互相交流,以利于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以尽可能小的人、财、物投入换取尽可能大的信息量和思想成果。这也是一种现代化——学术交流和知识增长手段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1] 爱因斯坦著 许良英等编:《走近爱因斯坦》[M],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

  [2] 参见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M],何兆武 张文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3] 杨念群:《中层理论》[M],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

  [4] 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播闻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5] 《列宁全集》,第3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6] 列宁:“论合作制”[A],《列宁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C]。

  [7] 2005年中国经济学奖“授奖理由”中,就将提出“警惕滑入‘权贵资本主义’”作为获奖者“多方面的贡献”之一。参见“中国经济学奖刘国光、吴敬琏授奖理由及答辞”[J],《新华文摘》2005年第13期。

  [8] 温铁军:“我们还需要乡村建设”[J],《开放时代》,2005年第6期。

  [9] 入江昭:《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M],李静阁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10] 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等译,译林出版社,2000。

  [11] 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M],杨渝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2。

  [12]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增订本)》[M],商务印书馆,2004。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166.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