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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露:自我认同、承认政治与政治认同

——查尔斯·泰勒的政治认同理论新探

更新时间:2022-02-21 13:06:23
作者: 余露  

  

   同样地,在讨论差别政治时,泰勒也试图扬长避短。他在评论文化多元主义者的课程改革方案时,旗帜鲜明地宣称:“其中一些要求背后的逻辑似乎依赖于一个假设,即我们应该平等尊重所有文化。……我想坚持的是,在这个假设中有一些有效的东西, 但这个假设绝不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它包含一些类似于信仰行为的东西。”泰勒认可文化多元主义者对于多元文化的尊重,也赞同给予不同的文化以平等的价值承认———“假设所有民族的传统文化都具有价值”, 但仅仅是“假设”,是人们在与文化他者对话时理应持有的基本态度和逻辑起点。正如第一部分所言,这并不要求人们实际上作出相应的判断, 更准确地说,人们无法一开始作出相应的判断,因为不同文化对善的理解以及理解价值的方式都不同。正如第二部分的“洋娃娃”案例,对话只有基于“共同拥有的注意力框架”才有可能。文化间的对话当然也不例外。泰勒借用伽达默尔的“视界融合”(fusion of horizons)表明,只有通过比较、融汇贯通、对自己的标准作出适当的调整,进入到更为广阔的视野 / 背景框架,人们才能对对话中的不同文化作出判断。

  

   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探究泰勒对政治认同问题———“国家为了什么 / 为了谁”的回答。据泰勒所言,现代西方文化显著的特征是带有根深蒂固的双重焦点:一是对社会现实的客观化描述;一是公共领域和人民主权所想象的“集体能动性”(collective agency)。在世俗时代,即人们失去了对高级存在(如上帝)的本体论依赖的时代,主权政治实体的建立就依赖于共同行动———各类社会、 政治和宗教运动所界定的集体能动性,而共同行动被认为是共享意志的实现。这提供了一种独特地理解人们相互关联的方式:一方面,政府被认为 “为人们持续的思考提供了框架,为公共讨论提供了参考议题”。正因为人们一致认可这些公共议题,并对此有平等的辩论权利和申诉机会,围绕此所形成的决定才被认为代表了共享意志或共同利益。另一方面,人们将自己视为作出上述决定的那些人中的一员。“什么能将一个民族在如此意义上联系在一起呢?一些强大的共同目的或价值。这就是我所说的他们的‘政治认同’。”

  

   那具体是哪些共同目的或价值呢?在民主社会里,这一认同首先必须包括“共和的自由”。人们将彼此视作自由的, 并依靠法律作出共同行动,进行共同的自我统治。这界定了一种集体能动性即成员资格,“某些很重要的东西在此实现了:一种自由。只要这种善对成员的认同是重要的,他们就会强烈认同这一能动性,因此,也感觉与这一能动性的共同参与者关联在一起”。但是,民族主义者提出,要有集体能动性所需要的统一,就必须先有文化、历史或语言的统一,政治国家必须依托于文化国家甚至民族国家。因而,“你认同的必需要素是与我们的共同法律相互关联的———不仅仅指共和的自由, 也指文化认同的秩序的某些东西”。在泰勒看来,虽然存在着“共和”版本和“民族”版本,但在民主社会的实践中,两者总会走到一起,甚至连修辞和想象都不会有太大差别。因此,概而述之,国家被视为一种新的集体能动性, 其成员把它认同为自由得以实现和保障以及共同的文化认同及共同善得以阐明的地方。

  

   泰勒的这一立场在他讨论 《米奇湖协议》时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他鲜明地指出,随着加拿大英语地区越来越多元化,英国人、女王的臣民等身份不再起作用,将魁北克以外的加拿大联系在一起的不再是一个共同的起源,更不是一个共同的历史,而是在政治制度和生存方式中找到的联系元素:法律和秩序、集体条款、区域平等和相互自助。而所有这些都在《权利宪章》里得到彰显。其实,这也是将英语地区与魁北克地区团结起来的基本点。“《权利宪章》……作为所有加拿大人都应该坚守的不可或缺的共同基础的一部分,已经变得多么重要。对许多人来说,它是在几年时间里出现的对加拿大政治认同的部分界定。……国家认同必须根据政治制度来界定。”而米奇湖辩论为“国家为了什么”提出了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国家是否应该为集体目标或文化预留空间?泰勒认可这一主张:“使这个国家 / 语言的存续和 / 或繁荣成为政治社会的主要目标之一。没有哪个不为此做出贡献的政治实体是值得效忠的。”通过这一讨论的回顾,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泰勒在“国家为了什么”这一问题上的立场:“自由被理解为一种行使性概念,在为了保持这些必要条件以维持追求一种共同善的行动中使国家得到辩护,并且,归于权利序列的政治优先性必须被迫容纳对文化差异和特殊性的承认。”

  

   与之相应,人们首先将自己认同为自由的能动者,是集体能动者的一份子。正如米奇湖辩论所展示的,魁北克地区与英语地区实际上都已卷入了自由共识之中,两个部分都认可《权利宪章》对于基本自由权利的保护。这也是泰勒所言的“第一层次的多样性”(first-level diversity)。虽然加拿大人在文化、 观点和背景上有很大的差别(尤以法语区与英语区的差别为最),但他们都一致地归属于加拿大,将自己认同为“加拿大人”。“不管他们的其他差异是什么, 他们的爱国精神和归属方式是一致的,这被认为是国家团结的必要条件。”

  

   进一步说, 泰勒强调在说明政治身份时,成员可以立足于“第二层次或深度的多样性”(second-level or deep diversity),即他们在归属方式上的差别。更准确地说,以与文化认同相应的方式获得政治身份, 或直接作为个人权利的载体,或作为民族共同体的成员,成为加拿大人。比如,多伦多的意大利人或埃德蒙特的乌克兰人可能作为“个人权利的载体”成为加拿大人,而魁北克人、科里人则作为“特定民族共同体的成员”成为加拿大人。在泰勒看来,深度多样性可以避免平等承认的政治两种模式所带来的分裂风险。

  

   四、结语

  

   至此,本文已完整地重构了泰勒的政治认同理论。平等承认的政治的两条进路由于片面地理解自我认同,错误地将个体的政治身份与道德身份对立起来, 而未能很好地回答政治认同问题。与之相反,查尔斯·泰勒认为,现代自我仍以特定的语言共同体及其表达的善 / 超善为背景框架,通过与相同、相异甚至对立的共同体中的他者的对话,卷入到承认、不承认甚至误认的社会关系中而形成完整的认同。因此,在世俗的现代民主社会中,政治认同既由基于平等尊严的自由和权利所框定,也无法逃脱特定的语言共同体及其表达的善 / 超善。泰勒的政治认同理论在两个面向上都采取了兼具普遍主义政治和差别政治优势的“第三条道路”:在认同对象维度,国家作为一种集体能动性得到认可,成员把它认同为自由得以辩护和实现、 共同的文化认同得以表达的地方;与之相应,在认同主体维度,成员既达成自由共识(国家容许“第一层次的多样性”),又以多元的归属方式获得政治身份(国家容许“第二层次或深度的多样性”)———或直接作为个人权利的载体或作为民族共同体的成员成为加拿大人。

  

   查尔斯·泰勒政治认同理论示范了如何用政治实践来推动政治认同理论的构建和发展,为当前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构建中国特色的政治认同理论提供了理论资源,也有利于在新的征程上广泛凝聚共识,坚持大团结大联合。

  

   注  释

   [1]这似乎跟笔者在《政治认同的哲学诠释》中的观点不谋而合。在拙文中,笔者将政治认同界定为“个体与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进而区分了政治认同的对象维度和身份维度。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余露《政治认同的哲学诠释》(《伦理学研究》2020 年第 6 期)。

  

   [2]这里,笔者借鉴并完善了林少敏的观点。林少敏讨论了平等承认的政治的两种模式所面临的政治认同危机。他指出,康德式的平等政治会带来政治分裂,差别政治则会导向同质性和种族中心主义。参见林少敏《自我选择与政治认同:对自由与社群之争的反思》第九章第二节(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笔者在两个方面推进了林少敏的看法:一是深入剖析差别政治在“国家为了什么”层面的政治认同危机;二是扩展了“国家为了谁”层面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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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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