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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原:社会转型与社会学干预方法

更新时间:2007-02-05 01:35:42
作者: 沈原  

  在我看来,重要的还不是图海纳设计的这一套程式,而是“社会学干预”方法所包含的那些基本的原则。

  首先,它主张通过对行动者的积极干预来生产社会学知识,这一点已经获得许多社会学家的认同。例如,布洛维在阐述其“扩展的个案法”时就指出:社会关系只有在受到挤压时才会暴露出来。他主张:研究者进入和退出田野工作,实际上都是一种“干预”。在我看来,这就指出了社会学家在研究工作中,要完全避免干预、保持纯粹的客观主义立场或“工具实证主义”立场,实际上是根本不可能的。既然如此,那就不如把干预变成一个自觉和能够控制的研究手段,借助它去积极地获得社会生活的知识。其次,它把社会学知识从社会学家的书斋里解放出来,明确表明社会学知识的最终目标是为了提升行动者的行动能力,这是难能可贵的。实际上,就此而论,社会学干预的方法与1920年代以前的“芝加哥学派”,与简尼·亚当斯和杜波伊斯这些现今已经被美国社会学遗忘了的人物的学术活动,与现在已经日渐式微的“行动主义”的社会学传统,以及与当代“解放社会学”,都具有某种血缘关系。第三,由于它把社会行动者的地位提高到空前的程度,因此,特别适合于研究在基本的社会框架发生变动之际的人类社会,从行动者的角度去观察规范、安排、制度的变化和生成的过程。一句话,它可能更适合于转型社会的研究。最后,由于它拒绝“物化”研究对象,对所有的社会行动者都表示出应有的尊重,因此更适合对底层民众的研究。

  我自己近年来所做的工作,就是尝试着将“行动社会学”及其“社会学干预”方法,运用于对中国转型社会的研究之中。如前所述,我认为中国转型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在现当代时空条件下,生产出颇为古典的社会学问题,而其中之一就是“社会从何而来”的问题。这个问题显然是一个古典的问题。我试图通过接续“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的两个传统来界定“社会”的意义,一方面接续波拉尼传统,从与“自我调节的市场”的关系中界定“能动社会”的产生,另一方面接续葛兰西传统,从与“国家”的关系中界定“公民社会”的产生。华北乡村箱包工业雇佣的农民工和都市运动成为我研究这两个领域的具体案例或入手点,而运用的方法则是“社会学干预”。我希望透过这个方法的使用,发现那些为主流社会学方法所难以发现的社会运作机制,从而丰富转型社会学的理论内涵。当然,在这个研究的过程中,对图海纳版本的“社会学干预”方法也进行了相应的修正和改变,不过,这已经是另一篇文章的主题了。

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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