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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鹏:胡绳与近代史研究所

更新时间:2022-02-17 22:59:32
作者: 张海鹏 (进入专栏)  

  

   胡绳同志是我们党的理论家。他的理论兴趣广泛,著述涉及哲学、中共党史、中国近代史以及时政评论。他不仅是一位学者,还是一位政治活动家,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贡献了心力。作为学者,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是他重要的学术贡献之一。据我所知,他与近代史研究所关系很深,对近代史研究所的发展十分关注。在胡绳同志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我在这里回忆他与近代史研究所的关系,以作为对他的怀念。其中有些是我亲身经历的,有的是听说的,可以说是亲历、亲闻、亲见。我是晚辈,对他与范文澜、刘大年,以及其他近代史所老一辈学者的关系知之不多、知之不详,我这里回忆的,只是胡绳与近代史研究所关系的点滴而已。

   近代史研究所的创始人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胡绳同志自己说,他与范文澜初次见面是1949年,那时候他们刚进入北京。此后便来往不断。从近代史研究所印制的《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中,可以约略看出范文澜、刘大年、胡绳信件往返讨论学术问题的情形。近代史研究所是1950年5月在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的基础上建立的。1953年,经毛主席批准,党中央决定成立一个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它是党内讨论中国历史问题的机构,不发号施令,由陈伯达任主任。委员会开过一次会,决定加强历史研究,在中国科学院成立三个历史研究所。以郭沫若为所长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和以陈垣为所长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就是根据这个决定成立的。以此为序,近代史所改称第三所。刘大年和胡绳是这个历史研究委员会的最年轻的成员。从1954年近代史所也就是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成立第一届学术委员会起,田家英、胡绳、黎澍就一直是我所学术委员会的委员。胡绳担任近代史所学术委员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1985年胡绳同志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前,才辞去了我所学术委员的头衔。他与我所名誉所长、早他一年去世的刘大年关系密切,常相往来,这是众所周知的。《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收有胡绳写给刘大年的信,讨论诗韵,真情坦率,可见一斑。刘大年几次告诉我,近代史研究所的学术委员会一定要聘请几位所外的知名学者,并常举田家英和胡绳为例。

   我第一次见到胡绳同志大约是1975年。当时传闻胡绳将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担任领导工作。有一天胡绳同志到学部召开座谈会,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中说起学部的刊物《新建设》,胡绳同志便提起民国初年的《建设》杂志以及后来的《中国建设》杂志,同时如数家珍地谈起民国时期的历史,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1979年近代史所创办了《近代史研究》杂志,杂志的创刊号发表了胡绳的《义和团的兴起和失败》,这是他即将出版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的一章,希望借刊物来征求学术界的意见。1981年《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出版。他希望近代史所学者给他提意见,特别给我所丁名楠研究员写信,恳请批评。我所近代政治史研究室全体研究人员开了两天会,提出读后感,虽然对书中若干史实和技术性问题提出了不少意见,但对本书作者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追求的那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深为佩服。当时,政治史研究室主任何重仁几次告诉我,他为胡绳著作中体现出来的理论深度和高度的概括力所深深折服,反复研读,反复琢磨。据说胡绳曾对刘大年说,他的书不是中国近代史的正史,正史要由近代史研究所去写,所以他不用“中国近代史”一类的书名。可惜,直到今天,近代史研究所也没有写出一本完整的中国近代史的“正史”来。这是需要近代史所的学者们反躬自省的。

   1982年,胡绳应邀率团去美国芝加哥参加学术讨论会,在为数不多的成员中,有近代史研究所的一名中年研究人员。在芝加哥,胡绳为首的中国大陆学者与秦孝仪为首的台湾学者有过学术上的正面交锋。此行对于促进两岸中国近代史学者的相互了解,对于推动两岸中国近代史学者的学术交流,颇有裨益。

   1985年初,近代史所副研究员王来棣在《近代史研究》第1期就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发表了与胡绳同志商榷的文章。不久,胡绳就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来棣很紧张,有人说,“得罪权威,早晚要倒霉”,好像发表了与胡绳不同意见的文章,就是捅了马蜂窝。王来棣赶忙写信给胡绳同志,申述这种担心。胡绳于5月10日给王来棣复信,说明他的“顾虑是完全不必要的”,并且心平气和地就王来棣提出的问题进行学术讨论。胡绳在信的末尾说:“我作为您所评论的书的作者,虽不尽同意您提出的基本论点,但是还是认为您的文章发表是很好的事。您的文章不但能引起读者思索有关的问题,而且对于书的作者也是有益的,这将促使作者进一步考虑您所提出的问题。”这封信,经胡绳和王来棣同意,发表在同年的《近代史研究》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和他领导下的一个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就学术问题进行完全平等的讨论,这对于促进学术界的百家争鸣和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此后,胡绳对我所王庆成研究员有关洪秀全早期思想的研究文章,对余绳武研究员有关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文章,都有过明确的赞扬意见。

   1986年,北方某学术刊物发表了一篇贬低鸦片战争中林则徐抗英作用的文章。胡绳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曾指示近代史所要有所作为。近代史所所长余绳武在所内召开了一次学术讨论会,与会学者对这篇文章提出了批评。会后,我结合这次会议的讨论,写了一篇反驳文章在当时的《红旗》杂志发表。这篇文章采用说理的办法,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依据鸦片战争的历史事实,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反驳,后来为多种书刊选用。

   1987年,我所研究员陈铁健在《历史研究》发表了一篇讨论红军西路军的论文,引起了党内高层的反应。刊物和作者本人都感到紧张。当时的所长余绳武同志后来告诉我,胡绳同志在院里召开了一个小会,参加人除了院里负责史学工作的副院长和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外,还有作者、《历史研究》和《近代史研究》主编、刊物的责任编辑等。胡绳宣读了杨尚昆、李先念和邓小平等同志此前关于西路军问题的批示,然后说,研究无禁区,作者在研究中没有犯什么错误,但是已经有了发表党史研究文章的刊物《中共党史研究》,《历史研究》以后就别再发表党史方面文章了。胡绳作为院长并没有对作者提出批评,他只是说,这类问题中央已经有了意见,我没有向你们传达,责任不在你们,对学者采取了保护的态度。

   1990年,是近代史所建所40周年。所里决定以学术形式纪念自己的节日。我们办了两件事:一是铸了一尊范文澜铜像,以示景仰与怀念;二是召开了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以扩大近代史所的影响。范文澜铜像揭幕仪式,胡绳同志前来出席,并在仪式上发表了即席演讲。这篇演讲高度赞扬了范文澜用马克思主义开拓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功绩,对范文澜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批老学者表示了深深的怀念。这篇演讲后来收在《胡绳全书》第3卷。我们在那年9月举行“近代世界与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胡绳同志应邀前来出席开幕式,并在开幕式上发表了《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几个问题》的演讲。这篇演讲是事先准备好的,演讲后,胡绳稍做了一点修改,交给我,嘱我送《人民日报》发表,后来收在《胡绳全书》第3卷。2000年5月,是近代史所建所50周年纪念,我们开了一个会来庆祝。这时候,胡绳同志身体不好,我们不敢、也不忍心再邀请他亲临指导了。

   胡绳同志对近代史所的工作非常支持,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近代史所从他那里得到的支持是最多的。我们研究所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只要我们邀请,他都积极参加,并且发表演讲,演讲稿从不需要别人代拟。前述近代史所成立40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如此,1991年9月我们在沈阳召开“九·一八”事变60周年讨论会也是如此,1993年1月我们在北京召开“近百年中日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还是如此。他说过,你们开国际讨论会,我去替你们接待外宾。所以,那几年我们召开的国际讨论会,都要单独宴请海外学者,请胡绳、刘大年同志做东。这样做对扩大近代史所在国外的影响很有好处。1996年年中,考虑到近代史所在香港史研究方面有一定成绩,我们打算于香港回归前后在香港召开一次有关香港历史的国际学术讨论会,需要筹集资金。我给胡绳同志写信,汇报这一想法,并希望借重胡绳同志的名望向香港的商业巨头寻求资助。没想到,胡绳同志极为痛快,允诺替我们设法。他要我给他写封信,正式提出这一要求,并且建议直接向一位有名望的香港富商提出。对我这封信的写法,他几次亲笔修改,然后退给我重新打印。胡绳同志在我这封信上写上批语,希望其有所措手。大约在这年8月,在北京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胡绳亲手把这封信交给了这位香港富商。这年11月中旬,在广东翠亨村举办的孙中山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我向胡绳同志报告香港这位富商没有任何表示。这时候我明显地感觉到胡绳同志面露失望的神色。有关香港史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于1997年12月在香港大学召开,虽然我们指望的资助没有拿到,但胡绳同志对这次会议的关注和热情,令我们十分感动。

   胡绳同志对近代史所的学科结构、人才状况十分了解。1991年年中,他曾到近代史所发表演讲,谈他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些想法。在谈到近代史所的工作时,对近代史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很称赞。10年来,由于老成凋谢,新的研究人才接续不上,虽然我们力求吸引新的人才,中外关系史研究仍然没有恢复到兴旺的时期。我作为所长,深感愧疚!

   大约在1990~1991年间,胡绳同志提出在近代史所组建当代中国史研究机构。那时候近代史所所长是王庆成同志。王庆成同志与我商量后,我们起草了报告,论证了开展当代中国历史研究的必要性,建议先在近代史所组建当代中国史研究室,然后发展到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心、当代中国研究所和国史馆。这个报告送到院里以后,便没有下文。我没有就此事再问过胡绳同志。我后来想,也许是邓力群同志组建的当代中国研究所已经有了眉目,我们这里的设想就不便再提起了。

   1996年初,我曾随金冲及和广东社科院院长张磊同志,到胡绳同志家里,商量以孙中山研究会名义,借孙中山诞辰130周年的机会,在广东翠亨村召开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那时候,胡绳同志身体很好,头脑清楚,对讨论会召开的主旨,指示得很清楚。这年11月中,讨论会在翠亨村如期召开,胡绳同志出席。但是,我感到他脸上浮肿,步履缓慢,身体大不如前了。后来听说,半个月后他住进医院作肺癌切除手术。

   1997年,我曾三次给胡绳同志写信。一次是4月,因为近代史所的所刊《近代史研究》将在8月满100期,考虑到创刊号及创刊号后都曾发表过胡绳的文章,我和编辑部期望胡绳同志能在100期上发表文章或者题词。这对刊物和读者将是很大的鼓励。我在信中说:“《近代史研究》同国家的改革开放一起起步,十几年以来,在推动中国近代史的学术研究方面,苦心经营,做出了一定的努力。您的大作,自创刊伊始,多次在该刊发表,深受读者欢迎。兹逢百期之会,您似不能无文。您无论是给他们写几句话,或赐一墨宝,编辑部都将无比高兴。编辑部在6月15日以前收到,便能赶上制版印刷。”结果我们准时收到了胡绳同志写的题词。我后来从胡绳秘书那里知道,他写这个题词时,正抱病出席江苏盐城举行的胡乔木铜像揭幕仪式,因化疗用药过重,白血球降到很低,昏睡了一整天。稍好一点,勉强写出了这个题词。这个题词中,胡绳同志对《近代史研究》创刊100期表示祝贺,同时写到——

   谨重提一个建议:把1919年以前的八十年和这以后的三十年,视为一个整体,总称之为“中国近代史”,是比较合适的。这样,中国近代史就成为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历史,有头有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可以称为“中国现代史”,不需要在说到1840~1949年的历史时称之为“中国近现代历史”。

这个题词发表后,对统一中国近代史学界的认识很有好处。我根据胡绳同志的意思,撰写了题为《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沉沦”、“上升”诸问题》的文章,1998年初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摘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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