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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正华:韦伯、桑巴特、托尼资本主义精神动因思想比较

——兼评格林菲尔德的新著《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

更新时间:2007-02-05 01:26:07
作者: 董正华 (进入专栏)  
民族成员资格不考虑种族归属,享有公民权力即为民族成员;后者主权控制在支配民众的极少数独裁者手里,民族成员的资格是因其种族归属而限定的,且民众对专制权威只能服从。 这里的概念形式上稍有变化,叫“个人主义-公民型民族主义”,它“首先出现在英格兰,到1600年已经成为其占优势地位的社会观并有效地改变了社会意识。直到一个多世纪之后,相似的转变迹象才在别处被人们感知。……英格兰率先获得了一种新精神,而且作为惟一持有者达两个世纪左右,……” 换句话说,到1600年,英格兰人已经共同拥有一个公民自由的、民族成员资格由公民权决定而非种族身份限定的民族国家认同,而且此后一两百年间惟有英格兰人拥有此种新精神,所以,英国和其他国家后来的命运在16世纪甚至更早的时候已经先定了。

   格林菲尔德赞扬《新教伦理》“确系一部深思熟虑之作,……是迄今为止无与伦比的尝试”。 但她把这种民族主义说成《新教伦理》“暗示”的“功能替代物”看来有点谬托知己。不是说新教与民族主义和民族事业没有关系,如同沃勒斯坦所指出的,凡是新教没有与民族事业牢固连接在一起的地方,它就无法存在下去,法国的加尔文派就是例证。然而,不是新教适应民族主义,“相反,正如刘易斯•纳米尔爵士所说,‘宗教就是16世纪民族主义的代名词。’” 也不是说韦伯缺乏民族主义观念。相反,韦伯曾以“经济民族主义者”自许,提出过“经济政策的终极标准就是‘国家理由’”。(伊格尔斯把他在这里表述的思想概括为:某些从经济理性化角度来看有其合理性的行为,从国家角度看却是灾难性的。 )韦伯甚至认为民族有优劣之分,德意志民族比其他民族优越,因而应当对外扩张(尽管他又担心德国会因扩张过度而失败)。他还预言“民族利己主义”不会被抛弃,“全球经济共同体的扩展只不过是各民族之间相互斗争的另一种形式。” 然而,韦伯的新教伦理命题本身确是对世俗民族主义说的否定。《新教伦理》讲得很清楚:“诉诸民族性格的观点一般地说不过是自认无知,而且这种观点在这里是站不住脚的。认为17世纪的英国人具有统一的民族性也只是歪曲历史。骑士党人和圆颅党人并非仅仅指控对方属于不同的党派,而是把另一方看作极不相同的人,……”“他们(按:指平等派)自信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生而有之的权利的辩护人,反对征服者威廉及诺曼人的后裔。” 很明显,格林菲尔德的“民族主义”跟韦伯的“合理的资本主义”对撞;她所说的民族主义在韦伯的《新教伦理》面前完全“站不住脚”。

   格林菲尔德论辩说:“只有当经济成就、竞争力和繁荣被界定为正面的和重要的民族价值时,民族主义才能够积极地促进该环境中的经济增长。这反过来取决于特定民族主义的类型和特性。”这种特定的个人主义-公民型民族主义“起源于16世纪早期的英国,后逐渐扩散,先传至英国在美国的殖民地,后又在18世纪进入法国和俄罗斯,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先后征服了欧洲和美洲的其他国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亚洲大部和非洲部分地区。”这就是说,英国因为独有这种特定类型的民族主义而领先走向现代经济,其他地区只能接受它的扩散或者征服,或先或后地跟在英国的后面走。《资本主义精神》的“导言”部分特别指出:《新教伦理》“像所有韦伯的著述一样,其实是对形形色色的鼓吹决定论和线性发展论的理论的挑战。” 但书中所论述的,恰是“鼓吹决定论和线性发展论的理论”、而且是决定整个世界命运的单线发展论。

  

   三 民族主义何以保证经济持续增长?

  

   格林菲尔德所谓“这些强国的经济将会持续发展,世界财富总量也会随之增长”的论断,尽管非常乐观,含义却耐人寻味:这些“发展”和“增长”是否必须以世界贫富差距拉大、以牺牲弱国的利益为代价?相比之下,韦伯如前所引在100多年前就指出了民族利己主义不会被抛弃、预言全球经济共同体的扩展只不过是各民族之间相互斗争的另一种形式,甚至告诫众人“就和平和人类幸福的梦想而言,我们最好记住,在进入人类历史的未知将来的入口处写着:放弃一切希望!” 诸如此类的论述,虽然色彩暗淡,含义则非常明确。格林菲尔德以民族主义这一“集体意识”替代韦伯新教伦理命题中的个体意识,反对桑巴特用个人贪欲、托尼用利己主义解释资本主义。但她以“英格兰民族主义”为资本主义兴起与持续发展的动因的论述,既不能解释资本主义的兴起,也不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

   格林菲尔德很欣赏对钱德勒《看得见的手》“论证中的循环性”的揭露,但她自己的论证方法适是循环性的,只不过圈子绕得大了点。她想要证明的是英国的特定类型的民族主义能够促进持续的经济增长。证据何在?她提出:英格兰的经济行为人“早在16世纪初就出现了一种新的敢于竞争、充满自信和富有民族主义意识的精神。对外贸易提供了这方面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但她举出的例证要么是英王如何实行重商主义政策——从1505年亨利七世对外国商人课以重罚,1552年撤消汉萨同盟的特许经营权,到伊丽莎白将全部汉萨同盟的商人逐出英国,要么是贵族建议国王吸引和鼓励人民为国家创造财富、或者提倡国家干预总体上的经济事务、批评“私人利益常常妨碍公众利益”。这里实在看不到“这个由如此理性、平等、自由的人士所组成的团体就是概念上的民族国家”、“民主是民族意识的固有特征:人人平等代表着它所昭示的社会组织的基本原则”、“个人主义-公民型民族主义所意味的则是个人化,或自由化的民主”!在一次次称赞英国的经济民族主义(实即重商主义)在商业领域的胜利后,结论突兀而至:“当工业革命开始之际,英国经济已经有意识地定位于持续增长,并有能力保持持续增长。” 对民族主义导致英国经济奇迹的论证到此大功告成,实际上,这是以工业革命和此后的经济成就论证英格兰民族主义先天有此正面价值(以经济成就为正面价值)。为什么16世纪初已有此精神的英国,其经济却长期落后于被认为缺少民族主义的荷兰?书中对此并没有回答。书中对英国民族主义代表人物的举证严重失实,将民族主义简化为经济民族主义,又以此作为终极单一原因解释几个经济大国的现代发展而无视其他国家的情况,对民族主义这一主题的内涵、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都有不少前后矛盾的论述。对这些问题国外学者已有批评,本文不赘述。

   《资本主义精神》中真正的核心概念是“持续增长(发展)”。“就经济而论,正是这种发展的属性,及其可持续发展的事实,才使我们得以区分现代经济和其他经济。”英格兰民族主义被称为“支撑现代经济增长的伦理动力(the ethical motive force behind the modern economy

   of growth)”、“定位于并保持持续增长”的动因、“经济活动一再趋向发展的决定因素”:伊丽莎白登基(1558年)标志着“英国经济长盛不衰的开端”。17世纪荷兰的经济成就虽然被称为“奇迹”,17-18世纪的荷兰人虽然保持了经济上的理性,但荷兰缺少民族主义,所以“没有选择现代化道路。他们没有迷恋于持续的增长”;弗莱斯和伍德“拒绝把持续发展作为现代性的定义中的要素”,才会错误地把17世纪荷兰看作“第一个现代经济体”。“荷兰资本主义就是托尼的资本主义领域和主流学科范式的资本主义,……倘若它对现代经济源泉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所有现代经济的历史将是荷兰经济史的重演。这些经济形态将不以发展为定位,因此将不能持续发展……”最后,提出“国家生命力周期”说的金德尔伯格认为一种领先经济在一定时候终将被另一个取代, 据说这也是错误的,错就错在它没有区别相对经济活力(economic Primacy)和绝对经济活力这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现象,而绝对的经济活力是不会发生绝对衰退、能够保持持续增长的。

   然而,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至今,有哪些国家拥有这种绝对的经济活力或长盛不衰的持续增长呢?英、法、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是都经历过严重的经济萧条和衰退(包括绝对衰退),经过结构调整才得以恢复增长吗?为了证明民族主义是现代经济发展背后的伦理动力,格氏用很大篇幅论述德国和日本。结论是:在德国,民族主义尽管不同于英国或法国,但它同样势力不凡且鼓舞人心,至少是德国令人叹为观止的腾飞的动力之一。德国“民族主义就像那只魔杖,把灰姑娘的南瓜和老鼠转变成了一驾富丽堂皇的四驾马车。”日本现代化迅猛异常且颇为成功的原因,在于日本民族主义同样非同凡响、迅猛异常且卓有成效的发端和传播。“日本民族主义从问世之日起就以经济为重心并首先发展成经济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对德、日实现追赶型的高速发展确实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德日两国走上军国主义终至在世界大战中一败涂地,对此,德日民族主义不也应当负有责任吗?

   我们或许可以把格林菲尔德以“民族主义与持续的经济增长”为标识的“资本主义精神”看作韦伯“新教伦理”之后的又一个超经验的“理想类型”。“新教伦理”的背后有一只上帝之手,《资本主义精神》则制造了另一种威力无比的神秘力量。它有各种名称,如“个人主义-公民型民族主义”、“英格兰的(也就是不列颠和美国的)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接纳国际经济竞争的民族主义)、“人的意志”、“动机”。只要有了它,经济增长就会“合乎逻辑”地持续下去。增长过程中的复杂条件只能使之减缓或者加速。作者一再申明,这种不同于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种“集体意识形态”。但仔细观察,它跟韦伯命题中的个体意识、桑巴特的个人欲望或者托尼的利己主义常常只隔着一层窗户纸,当论及美国民族意识发展的本质时,作者也看到了“美国商人竞争的是个人能耐,而不代表他们的国家。” 问题在于,在全球扩展的资本主义面前,既然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行不通,为什么“个人主义-公民型民族主义”就能畅行无阻呢?难道它不是一种放大了的个人主义,或者不会走向韦伯早就说过的“民族利己主义”?

   《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不乏精彩之笔。在论到经济全球化并没有使民族主义消失时,作者评述了新世纪之交接连发生的两件事:“北约倾巢而出,凭借超高科技、10亿美元一架的战机、接连三个月的轰炸,旨在降伏小小的、仅仅靠民族主义排外热情和受到伤害的自豪感所支撑的南斯拉夫,迫使其从科索沃撤出4万人的军队;此时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说明民族主义的活力吗?当孤注一掷的印度和巴基斯坦试验核装置时,当面临西方富国的一片愕然和他们决心以经济制裁的威胁惩罚这两个崛起者时,两国贫困潦倒的平民却在街道上载歌载舞地迎接核试验的消息,……此时还需要证明民族主义的活力吗?”。 这些应当看作是如实写史。然而,不知作者是否意识到,类似这样的事件和“民族主义活力”,恰恰给作者所预见的民族主义和经济增长的双重光明前景抹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它们似乎也暗示:现实世界中的民族主义——包括英美的民族主义,无论其来源还是其现实形象,都跟作者的“理想类型”大有区别。

  

   (全文将由《世界历史》2007年第1期发表。感谢董正华先生惠寄。本网发布时,注释略,来源:学术批评)

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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