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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正华:韦伯、桑巴特、托尼资本主义精神动因思想比较

——兼评格林菲尔德的新著《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

更新时间:2007-02-05 01:26:07
作者: 董正华 (进入专栏)  
需要“真理、信任、承诺、克制、义务”这些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社会道德予以抑制。离开了这些道德基础,“工业主义(即资本主义)就将人和国家投入一个无限度扩张的历程,他们贪得无厌地掠夺有限之物,于是他们吞没了大陆和海洋,法律、道德和宗教,最后也吞没了他们自己的灵魂。”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资本主义依靠与市场无关的“传统宗教和传统道德积聚起来的资本”维持生命。 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最典型、最纯粹的美国,我们听到了关于经济政治与文化发生了根本性矛盾冲突、“美国资本主义已经失去了它传统的合法性”的警告,和一波又一波“文化保守主义”的呼声。

   如此看来,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命题,虽然是个“非历史的”、“无法展示事物的本源和未来发展”的“理想模型”,但又确有启发性、警示性意义。现代资本主义作为人类历史上的一种社会形态之所以能够产生、巩固并一路坎坷地走到今天,除了拥有实现财富欲望等“非理性激情”的“工具理性”(或“目的理性”)以外,还靠了对“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或曰“价值理性”。 今天,所有已经高度现代化的西方社会虽然已经高度世俗化,但教堂的钟声仍然长鸣。个中缘由,作为社会维护机制的整体需要恐怕比个体的精神寄托更重要。

   有一种相当流行的观点,认为韦伯将现代化等同于理性化,高出桑巴特将现代等同于资本主义,因而更具普世意义;。但如前所述,韦伯的理性化(合理化)内容具体而明白无误,它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把现代化等同于理性化,跟桑巴特对现代的理解就其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而言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韦伯是把资本主义精神看作现代资本主义兴起的终极动因,还是持某种多元动因论?这也是历来学者们长期聚讼的问题。格林菲尔德认定《新教伦理》是对“顽固的、臆想的科学唯物主义”、“结构主义立场”的挑战, 但是我们所看到的,包括韦伯对桑巴特的批评在内的讨论,主要还是究竟何谓资本主义精神的讨论,距离唯心论跟唯物论和“结构主义立场”的对垒反而较远一些。如果比较韦伯与桑巴特对唯物史观的态度,前者主张的“观念的起源及历史比那些持上层建筑说的理论家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不比后者提出的“资本主义由欧洲精神的深处发生出来。产生新国家、新宗教和新技术的同一精神又产生了新经济”更有挑战性。 H. 莱曼和G. 罗特等人注意到韦伯对新教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论述的来源:强调宗教改革的作用是旧式欧洲思想传统的组成部分,韦伯正是继承和光大了这一传统,才有了《新教伦理》等一系列论著。他们还指出了韦伯提出新教伦理命题的背景:其一是德国新教与天主教的长期激烈冲突;其二是新教内部的争论;其三是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潮对现代社会变迁的宗教解释之冲击,“例如基佐、米什莱那样的法国自由主义者,不再把宗教改革称颂为现代性之源,而是到拉丁语——或许是法国文艺复兴——那里寻找现代性的源头”。 韦伯著作里确实有不少地方批评“唯物主义观点”、“片面的唯物论解释”。二战以后,随着韦伯的美国化和韦伯“合理性”命题的普世化,韦伯本人成了一些人心目中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圣徒”。然而,韦伯也反复强调现代资本主义形式即“自由劳动之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其他众多结构性因素如现代薄记和资本会计制度、信用工具、股份公司等等,也都是资本主义不可或缺的。 他还说过“小资产阶级阶层出自他们经济生活方式上的原因,可以理解比较强烈地倾向于理性的、伦理的宗教信仰,倘若具备这种宗教信仰产生的条件的话。” 也就是说,不仅新教伦理的产生需要一定条件,什么人比较容易接受新教,也跟其经济生活状况有关。如同马克思反对将他的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概述普世化,韦伯也强调历史概念不是要以“抽象的普遍公式”来把握历史,“根本没有必要把资本主义精神理解成仅仅只是我们这里所说的那种东西”。他说他“只是试图阐明宗教力量……在无数不同的历史因素的复杂的相互影响中所发挥的作用。” 他还说自己“当然不是要以同样片面的精神解释来取代片面的唯物论对文化和历史的因果解释”,并暗示需要将二者结合起来。 所有这些,都是在讨论韦伯思想时应当予以关注的,格林菲尔德却视而不见。

  

   二 托尼与格林菲尔德:谁离韦伯更远些?

  

   格林菲尔德批评的另一个著名人物是英国经济史学家、社会学家兼社会活动家R. H. 托尼(1880-1962)。前引《现代社会的兴起》一书中对工业主义(即资本主义)的尖锐批判就来自托尼。他的初版于1926年的代表性著作《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曾被认为是“对韦伯学说作了最精致的书面辩护”。 两人有关资本主义起源的的论点甚至被合称为“韦伯-托尼”学说。《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的正文和注释里都有对《新教伦理》的评述。因此,若说托尼没有利用韦伯的《新教伦理》而独立完成其研究,恐与事实不符。 在格林菲尔德看来,托尼著作的标题本身就反映出作者对韦伯的误解。她指责托尼“以全然不同的论点取代了韦伯的理论”,把资本主义精神“等同于‘缺乏良知的个人主义’,因此认定资本主义就是对个人物质私利的利己主义追逐,无视道德顾忌和社会利益”;批评托尼逆转了韦伯关于经济发展与宗教之间关系的命题:“对托尼来说,是经济学孕育催生了‘新教伦理’,……新教所被迫扮演的角色在于不干预经济学,让个人主义代替集体意识,而且由此‘释放经济能量’或允许亚当•斯密的(被误解的)那只看不见的手信马由缰。” 很明显,格林菲尔德坚决反对将个人主义等同于资本主义精神或者资本主义文化,尤其不满托尼以“部分赞同韦伯命题”的名义批评资本主义。

   其实托尼跟韦伯一样重视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他在《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英文版序言》中反复指出:到17世纪中叶,天主教社会的保守主义跟加尔文教地区的发奋工作之间差别已经非常明显。如同1671年的一本小册子所写的,在经历了宗教改革的地方,人们的宗教热情越高,从事工商业活动的意愿和对闲散的厌恶也就越强烈。但在韦伯以前,没有人以他那样丰富的学识和哲学的眼光对新教与经济进步的联系予以考察。他总结了韦伯在《新教伦理》中阐述的观点,特别指出“韦伯的论文当然是迄今为止对宗教和社会理论的关系进行的最有成果的探讨之一,而且我要感谢它对我的启发,特别是这篇文章关于某些清教学者用‘天职’这个词表达的思想运用在经济方面的讨论。” 他还总结了《新教伦理》问世25年后韦伯命题的处境:“今天,把宗教信仰和社会制度作为共同心理取向的不同表达形式,已经不象韦伯在写《宗教社会学》详细论证它们时那样令人诧异。……韦伯关于加尔文主义至少在它的某一历史阶段与社会伦理问题上的一种态度相联系的论点,不会再引起争议。” 这些言论也可以表明,托尼非常看重韦伯的成就。

   托尼对宗教伦理道德在资本主义活动中的缺失有着跟韦伯同样的担忧,但思考的方向有所不同:韦伯认为“预定论”和禁欲主义对教徒个人保持诚实、勤奋、节俭等社会美德有意义。《新教伦理》中有许多关于“个人的道德品质”、“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个别的启示”的论述,甚至认为“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 托尼则担心预定论的这种关于个人得救和私人职责的伦理会导致一种个人主义的道德观,认为对他人不存在责任,重视个人品德而忽视社会问题的重要性;担忧个人主义会引导现代资本主义成为不受约束的社会,成为人人只关心自己红利的股份公司,而丧失公正、公平、正义和正当性。温特对托尼的这一思考方向有中肯的评价:“《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一书的写作,正是为反对这样一个观点,即社会对宗教思想的冷淡以及经济思想的个人主义,是现代生活的不可改变的特征。” 《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学报版导言”则在“承认托尼从事一种主要是韦伯式的事业”的同时,认为“托尼的著作对那些完全按照韦伯传统进行的研究增加了重要的视角。” 托尼或许比韦伯更重视某种“集体意识形态”(这也是格林菲尔德所强调的)。就对个人主义或私利追求与资本主义兴起的关系、对“后期清教徒身上的个人主义”的关注而言,托尼在韦伯与桑巴特之间则可能更接近后者。他批评韦伯忽略了同宗教无关但有助于一种对待经济关系的个人主义态度的思想运动(文艺复兴的政治思想就是其中之一),因而其论证在很多方面是片面的过分的;他认为把宗教改革当作经济运动的结果虽然片面但可能同样有道理。无怪乎他会在上述《<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英文版序言》里特别指出:“把资本主义产生的原因和资本主义的特点作为中心论题的讨论开始于马克思划时代的工作,而最精心的、不朽的著作是桑巴特的《现代资本主义》”。

   托尼还明确提出:个人主义的发展,从社会伦理、公共道德转向私人道德和宗教冷淡主义,这些变化在英国内战之前已经发生。按照新的“政治算术学”,社会不再是一个由共同目标产生的相互义务连接在一起的共同体,而变成了股东们又要保证自己的权利又只负有限责任的股份公司。 这也就难怪格林菲尔德要把他拉出来点名批评,这是因为在她看来,到1600年,一种集体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已经在英格兰取得统治地位。

   格林菲尔德特别说明:“在我撰写《资本主义精神》的过程中,与我息息相关的精神是伟大的马克斯•韦伯的精神:本书所借用的标题明白地表现出我从他那儿得到的启发。”但统揽该书可以知道,格林菲尔德跟韦伯思想大有径庭。韦伯、桑巴特和托尼等人著作里或多或少表现出来的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到了她这里基本不见了,剩下的只有各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从英国的“奇迹”,到美国的“突飞猛进”;民族主义、发达国家和整个世界的未来都是一片光明。“这些强国的经济将会持续发展,世界财富总量也会随之增长。”

   究竟是什么力量引起和支撑资本主义经济的持续增长?作者认为,当韦伯提出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有关联时,他也同时暗示,该伦理体系可能拥有一个“功能对等物”。“这一暗示表明了《新教伦理》中的经验主义论点具有尝试性、临时性或假说性的特点,……”至于这个功能对等物,格林菲尔德认为应当是“一个新的世俗集体意识形态(及由此而来的一种新的伦理标准体系):民族主义”。 这种新的世俗集体意识形态才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源头”,或者说“资本主义精神就是民族主义”。 但这里所说的民族主义,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概念。她坚决反对把民族主义视为经济进程某一阶段的产物,强烈批评流行的民族主义论说使用了“20世纪后50年占统治地位的所谓结构主义理论方法”。 格林菲尔德曾经定义“民族主义”,强调它是一种涉及民族特征(nationality)与民族身份认同(national identity)的特定视野或思维模式(a particular perspective or a style

   of thought),并区分出“个人主义-自由型”(Individualistic-libertarian type)和“集体主义-威权型”(Collectivistic-authoritarian type)两种民族主义的基本类型(basic types

   of nationalism)——前者主权在民(sovereignty of the people was the implication of

   the actual sovereignty of individuals, it was because these individuals of the

people actually exercised sovereignty that they were members of a nation),(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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